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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1930年出生于上海，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做过文艺编辑。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驻会作家。1957年因写小说《改选》被划为“右派”。1979年写小说《月食》，重同文坛，出版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长篇小说，《危楼记事》《第一杯苦酒》《没意思的故事》《电梯谋杀案》《涅桀》《洁白的世界》等中短篇小说，近年又推出《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读史》《李国文说唐》《文人遭遇皇帝》等历史散文曾荣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奖项，被誉为“一株蓊蓊郁郁的文坛常青树”和“文学获奖专业户”
记者：熟悉您的读者都知道，您前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近些年的创作则转向散文，尤其是历史散文。您连续推出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等几部历史散文著作，取得很大反响，很多人想知道您这样的转型是怎样形成的，您能给我们的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李国文：也许一个人的创作，并不一定沿着他自己所设计的路线行进，而是时不时要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和内心世界的左右。有一阵子沉静，有一阵子热闹，有一阵子旺盛，有一阵子衰弱，或许是为文者的常态。
我始终认为，小说的文学性、形象性较强，思想的成分相对较少，写小说应该是更年轻的作家的事情，因为年轻人想象力丰富，也很有激情，写小说也会比老年人好一些。像巴尔扎克、雨果那样的越老越辉煌的小说家是很少见的。我想，写小说写不过人家就不要写了嘛。
我写散文，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人民文学》《当代》《随笔》《文学自由谈》等刊物开过专栏，大多谈一些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我从年轻时就读过《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二十四史，在读的过程中不免产生很多想法，这些想法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反而更深刻、更多，现在正好把这些想法梳理清楚，所以后来我的散文就集中在历史题材上了，这就成了这些被大家称为“历史散文”的篇章。其实，历史散文，生活散文，实质是一样的，抒发的都是一些感受，只不过触发点不同，有的是由生活触发，有的是由历史或典籍触发。需要注意的是，我的这些文章既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教科书，而是文人之文。我主要是用一个现代文人的眼光来看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尤其是文人的事。我最注重的是观点。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也尽量做到史实无误，但我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我也不是在做学术研究，所以难免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记者：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读史热、读经热，《水煮三国》《明朝那些事儿》，易中天、王立群、于丹……家喻户晓。您怎样看待这股热潮?您近期的创作跟这股热潮有联系吗?
李国文：我觉得这些“热”是一件好事，这起码说明了读者大众对文化、对历史的追求。可能在经济大潮的奔波中，人们觉得太虚无了，觉得应该抓住些实在的东西，应该多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易中天、王立群、于丹，还有媒体和出版社，对推动这股热，对普及历史知识、普及经典知识是很有功劳的。这其实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
上面已经说过，我的创作是我自己发展到特定阶段自然而然产生的，跟这股热没什么关系。这股热跟我有没有关系，也不一定。我觉得它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在特定的社会思潮、文化状况下产生的，跟我的创作不一定有什么关系。
记者：您出自书香门第，从小就读了很多书。看您近些年的散文，会发现您涉猎极广，真的是古代、现代、中国、外国无所不包，这一点让人想起钱锺书。现在的语文教育界也很强调让学生阅读，《课程标准》要求1-9年级学生背诵诗文240篇，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教育部语用司于2007年推出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提倡人们诵读经典。那么，老师们在指导学生选择经典、阅读经典时应该注意些什么，您能给他们提些建议吗?
李国文：读书很重要，唯有多读，才有清醒，唯有清醒，才理直气壮。道理很简单，“知识就是力量”嘛。就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我读的那些经典书籍，就没有我近年的历史散文创作。学生们精力正旺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都很强，如果能趁这个阶段多读些书，对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读书无非求知和消遣两道。求知应该认真，消遣则不妨轻松。当然求知时，也可以得到消遣的乐趣。譬如房龙的书，既有知识性，也很有趣味性。同样，纯消遣式的读书，也可以给入不少教益。譬如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些史实考据之类，虽属稗官野史，不足征信，但总是会扩大一些知识面的。所以，这两类读书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
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毕竟年龄小。对有趣的、生动形象的、感性的东西感兴趣，对严肃的、理性的东西可能有排斥心理。(其实成人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他们读书最好能从消遣性的书开始，尽享读书的乐趣，由这乐趣引导着，渐渐把阅读的面扩大。学生们的课外阅读，应该尽量让他们自己做主。老师可以推荐书籍，但最好不要强迫，不要把学生的课外阅读和考试连在一起，不要给他们记词语、写笔记、复述等等的任务，这样做很败坏读书的胃口。应该尽量让他们没有压力地、放松地阅读，这样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投入阅读，享受阅读的乐趣，进而爱上阅读。
但是从根本上说，健康的身体、快乐的童年，对儿童来说是最重要的。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如果能让孩子把书当成玩具，把读书当成游戏。那该多好。因此，我更加认为学生们(尤其是小学生们)应该多读消遣性的书，老师们不要给他们强加种种阅读任务。
记者：对学生们来说，读什么书重要，怎么读也很重要，能不能介绍介绍您的读书方法?
李国文：一本书总会给你带来学问，只是多少和大小的区别罢了。有的书，是大学问；有的书，是一般的学问；有的书，未必有什么学问，甚至连教益也谈不上，但能使你获得片刻愉悦，那也是一种收获。我记得在以往艰难的岁月里，许多人把背对着我的时候，只有书籍不嫌弃我，与我同在。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的良师益友，我的体会是最深切的。
那些有学问、对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法阅读，反复咀嚼，细细品味。那些有学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汁，吐其渣子。那些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书，也许在某些正经人和革命者看来，不属大雅的书、视若敝屣的书，我就用吃石榴的办法来阅读。固然，石榴这东西，能吃的部分极少，不能吃的部分很多，但除了苦涩酸之外，偶尔得一甘旨，或忽然意外的清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体验。
记者：培养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是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如果语文教育得法，就会培养出书面表达水平较高的学生。您青少年时期接受过怎样的语文教育?您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对您成为一名作 家有帮助吗?
李国文：我生于1930年的上海，等我进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已经波澜壮阔，至少在大城市，在实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校里，古文基本上退出了书面语的流通领域。以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户晓。因此。我不记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唐诗宋词，也不记得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韩柳欧苏的文章。在白话文逐渐全方位进入文化领域的那时，即使选录一些古代的东西，大概也是为数不多的，因此我才没留下什么印象，相反，那些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对我倒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但是我确实也受过不少古文的训练。我的古文训练不是来自学校和语文课本，而是来自家庭的督促、环境的熏陶，而且是从死记硬背开始的：从死记硬背，到渐渐产生兴趣，然后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志活到老学到老。我有一位居住在乡下的祖父辈的前清秀才，人民国后，功名不成，便以塾师为业。暑假期间。家长就让我回乡下去，在他那里补习古文。学校的老师都是先讲课，但他不讲，只教识字，然后就让背诵。他说：“要学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琢磨出这位老秀才的做法不无道理。在多多益善的背诵中，达到融会贯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我曾经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传》，在检阅大量资料时发现，这位文豪也是在童年的背诵中开始文化积累的。看来，背诵，不光中国，国外也有。又可见，背诵，启发智慧，增加修养，砥砺才华，加深记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所受的这些古文的训练，使我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对我的写作也是至关重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课本，一度在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古汉语的内容屈指可数，这一时期在校学习，尔后成为作家的同行，尽管非常努力地充实自己，仍然时不时要暴露出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对弱势，出现完全不应该出现的语文知识的硬伤。
记者：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学生们的作文，如果要归类的话，大多也可以算散文。对您来说，创作散文是件乐事，而对学生们来说却是桩苦事，他们创作的“散文”，不仅老师不愿意看，就是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看。您能否根据十年来的创作经验，谈谈写作散文应该注意的问题?
李国文：谁都可以写散文，和谁都可以写小说一样，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要写一篇好的散文，和写一篇好的小说一样，就不那么容易了。法国古代作家蒙田是终其一生写随笔和散文的大家，他有句名言：
“我本人就是这部书的材料。”这也是我近年来写作时深深感知到的一点。散文即真我，只有真我，才有真散文；真的散文无法装假，假的散文不管怎么伪饰，也有矫揉造作的尾巴。只有发自胸臆，无忌无讳，真实地写了作者所见所闻、所想所念，才是毫无疑问的散文。学生们写作文，缺的大概就是这种真我。
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散文，是散淡任意的，是信手拈来的。其实不然，散文，是既不能散乱，也不能随便的。它看起来篇幅不大，在有限的篇幅里，要白云苍狗，镜花水月，天南海北，大千世界，写出一番无限境界，实为不易。但是散文也不能太强烈、太沉重、太严肃、太紧张，如果这样，散文的韵味也就没有了。因此，写散文，得有点闲心、闲情，还得有点闲空。学生们写作文，多是在老师的“逼迫”下。大部分还受时间的限制，哪里来的闲心、闲情和闲空呢?
记者：有的学生对文学创作很感兴趣，尝试着写作诗歌和小说。有的人似乎还很成功，如前些年涌现出的一批少年作家，不仅同龄读者关注他们，好像整个社会都很关注他们。您对他们的创作怎么看?他们怎样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您能给他们提点建议吗?
李国文：日新月异，时过境迁，时代潮流总是不停地变化着向前，文学也是这样，文学的嬗变和文学家的更新，也难逃新陈代谢这一法则。文学繁荣之道，就得像源头活水一样，要不停地注入新的因素：第一要有新人，第二要有新观念。这些少年作家的出现，正是文学繁荣的一种表现。
对新的文坛现象，我们应该像圣人和伟人学习。多少年前，孔夫子站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见圣人对于这种人世更迭之快，前驱后续之疾，也是感慨系之的。但他并不颓丧，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勉励他们自强不息，坚持不懈，把握现在，不断进取。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中，用“俱往矣”三字，一笔带过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是为了突出他的“还看今朝”的气概。“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论断，表明了这位革命家有着无比宽阔的胸怀，他也是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的。
文学的希望和未来，也总是寄托在年轻一代作家身上的。前驱者以丰富的经验，发扬人梯精神，后进者血气方刚，有初生牛犊之勇。穷则变，变则通，这样文学才能繁荣起来。至于年轻人不那么成熟，正如刚上场的运动员，犯个规什么的，不必马上亮红牌。我是赞成宽容一点的。偶有瑕疵，无须横加指责，即或失误，不必因噎废食。老是瞪着眼挑错，老是用戒尺打手心的话，会让人无所适从的。
希望这些年轻人多读书、多体验、多写作，走得更远。
记者：您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上语言课去”，建议作家们多学语言，提高语文基本功，可见您对语文能力是很重视的。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相反的观点，认为写作重在情感的表达，不必太注意语言问题，典型的说法就是“扭断语法的脖子”。语文教育界也有这两种思想倾向，您能再谈谈您的看法吗?
李国文：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哪怕他稍微认得几个字，落笔成文，就会碰到语言这个问题。语言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停止变化的事物，
“语言革命”一直在悄悄地进行着。一些语言在死去，一些语言在新生，一些陈旧的语言，说不定重又焕发出生命，而一些时髦的语言，也许很快就会黯然失色。语言是一条流动不停的河，你赶不上河流的速度，那么，你的语言，在别人眼里，就有一股樟木箱子里的陈旧气味了。对于作家来讲，语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其实对于谁都是这样。)把作品比成房子的话，语言就是砌房子的一块一块的砖。人们赞扬一位好的作家，称他为“语言大师”，就是钦佩他所掌握的词汇非常丰富，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高。俄罗斯人崇拜普希金，英国人崇拜莎士比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为丰富自己民族的语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我们是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民族，从屈原起，到曹雪芹止，不知出现过多少语言大师。但是像当代作家(包括我在内)那种词不达意的、干瘪苍白的、毫无文采的、缺乏新意的、宫样文章的、八股腔调的、生编滥造的语言“能力”，实在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相称。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停学习的过程，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这个意思。一个舞文弄墨的作家，别看他以语言为工具，别看他写了很多书，别看他到处讲课指导别人写作，一旦不提高语文基本功，不充实自己的语言库，写多了，写久了，写空了，哪怕每天都有文字面世，日放一屁，也必然会是一个语言乏味的文化瘪三。
所以我一直认为，语言对于我们这些写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年轻人要及早重视这个问题，学校也应该高度重视语文教学，把我们的母语发扬光大。
记者：您的《石湖晨雾》《染血的汉碑》《卖书记》等被选入中学或大学语文教材，您希望学生们从中学到什么?您希望老师们怎样教授这些课文?
李国文：文学鉴赏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如果大家从我的作品中读出了不同的结论，是很正常的。不管是什么结论，只要能对他们有点启发，有点帮助，我就很高兴。文学鉴赏也是一种创作，希望老师们能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自由，让他们自主思考，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记者：熟悉您的读者都知道，您前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近些年的创作则转向散文，尤其是历史散文。您连续推出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等几部历史散文著作，取得很大反响，很多人想知道您这样的转型是怎样形成的，您能给我们的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李国文：也许一个人的创作，并不一定沿着他自己所设计的路线行进，而是时不时要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和内心世界的左右。有一阵子沉静，有一阵子热闹，有一阵子旺盛，有一阵子衰弱，或许是为文者的常态。
我始终认为，小说的文学性、形象性较强，思想的成分相对较少，写小说应该是更年轻的作家的事情，因为年轻人想象力丰富，也很有激情，写小说也会比老年人好一些。像巴尔扎克、雨果那样的越老越辉煌的小说家是很少见的。我想，写小说写不过人家就不要写了嘛。
我写散文，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人民文学》《当代》《随笔》《文学自由谈》等刊物开过专栏，大多谈一些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我从年轻时就读过《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二十四史，在读的过程中不免产生很多想法，这些想法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反而更深刻、更多，现在正好把这些想法梳理清楚，所以后来我的散文就集中在历史题材上了，这就成了这些被大家称为“历史散文”的篇章。其实，历史散文，生活散文，实质是一样的，抒发的都是一些感受，只不过触发点不同，有的是由生活触发，有的是由历史或典籍触发。需要注意的是，我的这些文章既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教科书，而是文人之文。我主要是用一个现代文人的眼光来看历史上的一些人和事，尤其是文人的事。我最注重的是观点。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也尽量做到史实无误，但我毕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我也不是在做学术研究，所以难免会有不准确的地方。
记者：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读史热、读经热，《水煮三国》《明朝那些事儿》，易中天、王立群、于丹……家喻户晓。您怎样看待这股热潮?您近期的创作跟这股热潮有联系吗?
李国文：我觉得这些“热”是一件好事，这起码说明了读者大众对文化、对历史的追求。可能在经济大潮的奔波中，人们觉得太虚无了，觉得应该抓住些实在的东西，应该多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易中天、王立群、于丹，还有媒体和出版社，对推动这股热，对普及历史知识、普及经典知识是很有功劳的。这其实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
上面已经说过，我的创作是我自己发展到特定阶段自然而然产生的，跟这股热没什么关系。这股热跟我有没有关系，也不一定。我觉得它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在特定的社会思潮、文化状况下产生的，跟我的创作不一定有什么关系。
记者：您出自书香门第，从小就读了很多书。看您近些年的散文，会发现您涉猎极广，真的是古代、现代、中国、外国无所不包，这一点让人想起钱锺书。现在的语文教育界也很强调让学生阅读，《课程标准》要求1-9年级学生背诵诗文240篇，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教育部语用司于2007年推出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提倡人们诵读经典。那么，老师们在指导学生选择经典、阅读经典时应该注意些什么，您能给他们提些建议吗?
李国文：读书很重要，唯有多读，才有清醒，唯有清醒，才理直气壮。道理很简单，“知识就是力量”嘛。就我自己来说，如果没有我读的那些经典书籍，就没有我近年的历史散文创作。学生们精力正旺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都很强，如果能趁这个阶段多读些书，对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读书无非求知和消遣两道。求知应该认真，消遣则不妨轻松。当然求知时，也可以得到消遣的乐趣。譬如房龙的书，既有知识性，也很有趣味性。同样，纯消遣式的读书，也可以给入不少教益。譬如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些史实考据之类，虽属稗官野史，不足征信，但总是会扩大一些知识面的。所以，这两类读书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
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毕竟年龄小。对有趣的、生动形象的、感性的东西感兴趣，对严肃的、理性的东西可能有排斥心理。(其实成人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他们读书最好能从消遣性的书开始，尽享读书的乐趣，由这乐趣引导着，渐渐把阅读的面扩大。学生们的课外阅读，应该尽量让他们自己做主。老师可以推荐书籍，但最好不要强迫，不要把学生的课外阅读和考试连在一起，不要给他们记词语、写笔记、复述等等的任务，这样做很败坏读书的胃口。应该尽量让他们没有压力地、放松地阅读，这样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投入阅读，享受阅读的乐趣，进而爱上阅读。
但是从根本上说，健康的身体、快乐的童年，对儿童来说是最重要的。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如果能让孩子把书当成玩具，把读书当成游戏。那该多好。因此，我更加认为学生们(尤其是小学生们)应该多读消遣性的书，老师们不要给他们强加种种阅读任务。
记者：对学生们来说，读什么书重要，怎么读也很重要，能不能介绍介绍您的读书方法?
李国文：一本书总会给你带来学问，只是多少和大小的区别罢了。有的书，是大学问；有的书，是一般的学问；有的书，未必有什么学问，甚至连教益也谈不上，但能使你获得片刻愉悦，那也是一种收获。我记得在以往艰难的岁月里，许多人把背对着我的时候，只有书籍不嫌弃我，与我同在。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的良师益友，我的体会是最深切的。
那些有学问、对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法阅读，反复咀嚼，细细品味。那些有学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汁，吐其渣子。那些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书，也许在某些正经人和革命者看来，不属大雅的书、视若敝屣的书，我就用吃石榴的办法来阅读。固然，石榴这东西，能吃的部分极少，不能吃的部分很多，但除了苦涩酸之外，偶尔得一甘旨，或忽然意外的清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体验。
记者：培养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是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如果语文教育得法，就会培养出书面表达水平较高的学生。您青少年时期接受过怎样的语文教育?您所接受的语文教育对您成为一名作 家有帮助吗?
李国文：我生于1930年的上海，等我进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已经波澜壮阔，至少在大城市，在实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校里，古文基本上退出了书面语的流通领域。以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户晓。因此。我不记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唐诗宋词，也不记得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韩柳欧苏的文章。在白话文逐渐全方位进入文化领域的那时，即使选录一些古代的东西，大概也是为数不多的，因此我才没留下什么印象，相反，那些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对我倒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但是我确实也受过不少古文的训练。我的古文训练不是来自学校和语文课本，而是来自家庭的督促、环境的熏陶，而且是从死记硬背开始的：从死记硬背，到渐渐产生兴趣，然后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志活到老学到老。我有一位居住在乡下的祖父辈的前清秀才，人民国后，功名不成，便以塾师为业。暑假期间。家长就让我回乡下去，在他那里补习古文。学校的老师都是先讲课，但他不讲，只教识字，然后就让背诵。他说：“要学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琢磨出这位老秀才的做法不无道理。在多多益善的背诵中，达到融会贯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我曾经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传》，在检阅大量资料时发现，这位文豪也是在童年的背诵中开始文化积累的。看来，背诵，不光中国，国外也有。又可见，背诵，启发智慧，增加修养，砥砺才华，加深记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所受的这些古文的训练，使我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对我的写作也是至关重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课本，一度在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古汉语的内容屈指可数，这一时期在校学习，尔后成为作家的同行，尽管非常努力地充实自己，仍然时不时要暴露出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对弱势，出现完全不应该出现的语文知识的硬伤。
记者：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学生们的作文，如果要归类的话，大多也可以算散文。对您来说，创作散文是件乐事，而对学生们来说却是桩苦事，他们创作的“散文”，不仅老师不愿意看，就是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看。您能否根据十年来的创作经验，谈谈写作散文应该注意的问题?
李国文：谁都可以写散文，和谁都可以写小说一样，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要写一篇好的散文，和写一篇好的小说一样，就不那么容易了。法国古代作家蒙田是终其一生写随笔和散文的大家，他有句名言：
“我本人就是这部书的材料。”这也是我近年来写作时深深感知到的一点。散文即真我，只有真我，才有真散文；真的散文无法装假，假的散文不管怎么伪饰，也有矫揉造作的尾巴。只有发自胸臆，无忌无讳，真实地写了作者所见所闻、所想所念，才是毫无疑问的散文。学生们写作文，缺的大概就是这种真我。
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散文，是散淡任意的，是信手拈来的。其实不然，散文，是既不能散乱，也不能随便的。它看起来篇幅不大，在有限的篇幅里，要白云苍狗，镜花水月，天南海北，大千世界，写出一番无限境界，实为不易。但是散文也不能太强烈、太沉重、太严肃、太紧张，如果这样，散文的韵味也就没有了。因此，写散文，得有点闲心、闲情，还得有点闲空。学生们写作文，多是在老师的“逼迫”下。大部分还受时间的限制，哪里来的闲心、闲情和闲空呢?
记者：有的学生对文学创作很感兴趣，尝试着写作诗歌和小说。有的人似乎还很成功，如前些年涌现出的一批少年作家，不仅同龄读者关注他们，好像整个社会都很关注他们。您对他们的创作怎么看?他们怎样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您能给他们提点建议吗?
李国文：日新月异，时过境迁，时代潮流总是不停地变化着向前，文学也是这样，文学的嬗变和文学家的更新，也难逃新陈代谢这一法则。文学繁荣之道，就得像源头活水一样，要不停地注入新的因素：第一要有新人，第二要有新观念。这些少年作家的出现，正是文学繁荣的一种表现。
对新的文坛现象，我们应该像圣人和伟人学习。多少年前，孔夫子站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见圣人对于这种人世更迭之快，前驱后续之疾，也是感慨系之的。但他并不颓丧，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勉励他们自强不息，坚持不懈，把握现在，不断进取。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中，用“俱往矣”三字，一笔带过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是为了突出他的“还看今朝”的气概。“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论断，表明了这位革命家有着无比宽阔的胸怀，他也是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的。
文学的希望和未来，也总是寄托在年轻一代作家身上的。前驱者以丰富的经验，发扬人梯精神，后进者血气方刚，有初生牛犊之勇。穷则变，变则通，这样文学才能繁荣起来。至于年轻人不那么成熟，正如刚上场的运动员，犯个规什么的，不必马上亮红牌。我是赞成宽容一点的。偶有瑕疵，无须横加指责，即或失误，不必因噎废食。老是瞪着眼挑错，老是用戒尺打手心的话，会让人无所适从的。
希望这些年轻人多读书、多体验、多写作，走得更远。
记者：您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上语言课去”，建议作家们多学语言，提高语文基本功，可见您对语文能力是很重视的。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相反的观点，认为写作重在情感的表达，不必太注意语言问题，典型的说法就是“扭断语法的脖子”。语文教育界也有这两种思想倾向，您能再谈谈您的看法吗?
李国文：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哪怕他稍微认得几个字，落笔成文，就会碰到语言这个问题。语言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停止变化的事物，
“语言革命”一直在悄悄地进行着。一些语言在死去，一些语言在新生，一些陈旧的语言，说不定重又焕发出生命，而一些时髦的语言，也许很快就会黯然失色。语言是一条流动不停的河，你赶不上河流的速度，那么，你的语言，在别人眼里，就有一股樟木箱子里的陈旧气味了。对于作家来讲，语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其实对于谁都是这样。)把作品比成房子的话，语言就是砌房子的一块一块的砖。人们赞扬一位好的作家，称他为“语言大师”，就是钦佩他所掌握的词汇非常丰富，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高。俄罗斯人崇拜普希金，英国人崇拜莎士比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为丰富自己民族的语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我们是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民族，从屈原起，到曹雪芹止，不知出现过多少语言大师。但是像当代作家(包括我在内)那种词不达意的、干瘪苍白的、毫无文采的、缺乏新意的、宫样文章的、八股腔调的、生编滥造的语言“能力”，实在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相称。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停学习的过程，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这个意思。一个舞文弄墨的作家，别看他以语言为工具，别看他写了很多书，别看他到处讲课指导别人写作，一旦不提高语文基本功，不充实自己的语言库，写多了，写久了，写空了，哪怕每天都有文字面世，日放一屁，也必然会是一个语言乏味的文化瘪三。
所以我一直认为，语言对于我们这些写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年轻人要及早重视这个问题，学校也应该高度重视语文教学，把我们的母语发扬光大。
记者：您的《石湖晨雾》《染血的汉碑》《卖书记》等被选入中学或大学语文教材，您希望学生们从中学到什么?您希望老师们怎样教授这些课文?
李国文：文学鉴赏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如果大家从我的作品中读出了不同的结论，是很正常的。不管是什么结论，只要能对他们有点启发，有点帮助，我就很高兴。文学鉴赏也是一种创作，希望老师们能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和自由，让他们自主思考，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