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福
　　1964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国家高等教育部、国家教委、教育部工作。1983年任教育部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1984年8月任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1985年8月任国家机关赴河北省讲师团团长、党委书记，1986年9月任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2000年5月至2012年5月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2012年1月至今任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顾问，编审，著有《教育学会工作研究》《靠科学才有希望》《善待教育》等书。
　　中国教育学会作为我国教育界最大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走过了40年蓬勃的发展历程。从担任学会秘书长到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在中国教育学会工作近30年，亲历了学会的一大段发展历程。
　　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6年夏天，郭永福结束了中央国家机关赴河北省讲师团党委书记、团长的工作，回到国家教委。当时，委党组决定让他回到机关党委担任副书记。之前，郭永福曾任教育部党组书记、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的秘书两年，1984年被增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在到机关党委上班前的那个星期天，郭永福去看望老领导张承先，汇报自己次日将到机关党委上班。当时，张会长说，教育学会秘书长已过了退休年龄，没有合适人选接替他，你还是到学会吧！郭永福答应了。张会长当即给主管人事工作的委党组副书记杨海波打电话，要求把郭永福留在学会。就这样，一次见面，一个电话，改变了郭永福后半生的工作：在中国教育学会当了14年秘书长、12年常务副会长，如果把1983年开始接触学会工作、1984年担任学会副秘书长算上，他在教育学会工作将近30年，可以说把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中国教育学会的事业。
　　亲历学会的蓬勃发展
　　中国教育学会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于1979年4月12日成立的。当时，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了教育学会领导班子的组建。学会第一届（1979年—1983年）会长是教育部原党组书记、老教育家董纯才，第二、三、四届（1983年—2000年）会长是教育部原党组书记、老教育家张承先，第五、六届（2000年—2012年）会长是著名教育家顾明远。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后，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教育科研、科普、学术交流、教改实验、对外和对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努力为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服务，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为广大师生服务，为繁荣教育科学服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为我国教育战线群众基础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术团体，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精神家园、未来教育家的摇篮。2004年，教育学会被评为全国先进民间组织，受到民政部的表彰。
　　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给学会发来贺信指出：30年来，你会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历史性发展，团结和组织全国有志从事教育科研与教改实验的教育工作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研究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改革实验，在为教育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服务，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服务，普及教育科学知识、提升教育工作者整体素质、发现培养优秀人才以及繁荣教育科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发展教育科学的重要方面军和推动教育改革的积极力量。
　　郭永福担任秘书长期间，在张承先会长和各位副会长的领导下，主持秘书处的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制定学会工作计划，起草学会各种文件和总结，编发简报;组织学会各种会议和活动;组织对外和对港澳台地区的交流;协调秘书处内部的思想、人事、财务工作;管理学会分支机构，联系省市学会;多渠道筹措学会活动经费等。担任常务副会长期间，他分工负责学会文字和宣传工作、对外和对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筹措学会活动经费、联系省市學会等。
　　教育学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照搬照抄，需要学会加强自身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会开展活动、进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更好地指导学会工作。郭永福经常撰写学会的研究类文章在报刊发表，并适时出版图书。1995年和2000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和再版了郭永福的《教育学会工作研究》一书。时任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在该书的再版序中指出：郭永福同志自教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起，先后担任学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学会的日常工作由他负责，他对学会的自身建设做出了贡献。他现在又是教育学会的副会长，对学会工作不仅有感情、有经验，而且有研究。他在五年前撰写的《教育学会工作研究》一书曾在国内畅销，现在又根据近几年来的经验修订再版，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有利于各地教育学会的工作。
　　认真学习，勤于思考
　　教育学会是全国最高层次的教育学术团体，因此对管理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郭永福深知自己教育理论功底的不足和教育实践经验的欠缺，为了搞好学会工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会主办的各种学术会议和培训班，只要时间允许他都全程参加。有一年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开年会，郭永福整整听了6天的会议并认真做了笔记。研究会刘彭芝会长笑着问他：“你还用得着这么学吗？”他笑着说：“我牢记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的一句名言：越老越无知。”
　　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界思想活跃，面对思潮竞逐、观点纷呈的局面，郭永福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认真倾听来自一线的意见和呼声，对于有争论的问题，他发言谨慎。对于教育改革中经常出现的形而上学、片面性、绝对化、“非此即彼”现象，他则经常发声，反复强调要辩证地看教育。如在第八轮“课改”刚开始舆论一边倒时，他先后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学刊》发表文章，强调要处理好课改中的各种关系，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此后，他又陆续写文章，提出要正确对待“教改”中的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要像爱护眼睛那样爱护老师草根性的教育实验研究。他认为，任何教改经验都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教改先进经验，重在学习改革者锐意进取的精神，至于具体做法则应因地因人因课制宜，不能照搬照抄，不要追风;教改先进人物是人不是神，不可能那么完美，他们也需要虚心学习、博采众长、不断完善、提升自己。
　　他强调要全面发展地看教育，不能割断历史，不能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否定今天，使我们的教育总是在废墟上重建，总是零起点，痛快一时、乱打一顿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他认为在分析教育问题时，要着重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出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很多问题，表现在教育，根子在社会，是社会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在教育层面的反映，需要综合治理，深层次矛盾只能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将越来越凸显，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通过教育解决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要善待教育，包括敬畏教育、感恩教育、呵护教育、宽容教育，给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2015年，他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文集，书名就是《善待教育》。
　　2012年，郭永福担任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顾问后，对创新人才培养进行了研究。他力图回答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指出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传统思维模式的，需要做客观、全面、深入分析，避免以偏概全。他呼吁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在这一方面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他指出教育公平是相对的，为每个学生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使他们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成长成才，这才是最公平的教育，也是最好的教育，用推草坪的方法是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
　　为中国教育学会的蓬勃发展，郭永福奉献了心血和汗水，也收获了见识、成长和友谊。他从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顶级专家学者、著名校长教师那里学到很多很多。张承先会长的党性原则、教育情怀，顾明远会长的博学、人品，吕型伟、陶西平副会长的先进理念，刘佛年副会长的谦恭平和，瞿葆奎副会长的严谨治学，于漪老师的睿智，黄济教授的平易近人，林迪生副会长的艰苦朴素，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教育学会大多数分支机构和省市学会的活动，郭永福都参加过。他与学会干部和会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从国家教委到教育学会，从领导机关到民间组织，从“官”到“民”，身份变了，工作的条件变了，但为教育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30多年前选择到中国教育学会工作，郭永福无怨无悔。他特别珍惜在中国教育学会工作的那段经历。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认真学习和勤奋思考，以求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