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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政机关和高校二十五年的工作历程，让刘光溪深刻地体会到作为执政者的执政之道：坚持为政、施政、从政的正直、正义、正派、正常和正道；通過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形成的良好文化素养来修德立正，即“政从正来、正从文来”。本文结合刘光溪在不同岗位践行“政从正来、正从文来”的经验，重点探讨为政以德的主体，在多个层面上给后来者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
政从正来，正文为政”“正源德性，德从文出”“文丰德厚，德厚载正”。文明的施政即善政或德政，根本在于“正”，正确的执政则基于正当的执政主体和执政客体。
人作为万物之灵，即使执政的法律制度也是出自人之心、人之脑、人之手。研究比较人类政治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善政出自正，正源于德，德修于文”。“正”源于领导干部秉正直之心、怀正义之感、立正派之德、履正常之职、走正确之道。这本身是政治文明的题中之议，但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王朝统治，再加上民国乱局、军阀混战、武装斗争和文革动乱等一系列暴力式、运动式、折腾式的政治运动，致使政治舞台似乎久违了正直、道德和文明施政的基本理念。那些有理想、有理论、有理性，正直正派、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创新求实的干部往往成为官场的支流、从政常态的另类、为官生态的笑柄。
笔者自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外经贸部、中国驻美大使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等单位任职。二十五年来在政府机关和高校工作的最深的体会，就是坚持为政、施政、从政的正直、正义、正派、正常和正道，通过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形成的良好文化素养来修德立正，即“政从正来、正从文来”。
“政从正来”的理性认识
在中国历史和实践意义上，政治常常就是控制压制、权威服从、残酷斗争，追求法、术、势，渗透血腥杀戮，成为争权夺利、玩权弄术、斗争博弈的代名词。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是文明政治或文明执政，在于通过治国理政实现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崇尚善政治理，“道洽政治、泽润生民”，追求政治治理与社会管理服务的双赢平衡。
政治主体行为的衡量标准是道德，政治活动更多依靠道德来规范，政治已成为一门科学、一种艺术。其基本内涵和宗旨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协调有限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的微观主体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生存、生活与发展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高速度发展，实现社会安定和谐，包容增长，共赢发展，共趋大同。当今世界的竞争，看上去是经济发展的角力，实则为政治制度的博弈。政治家、领导者成为政治制度赖以推行的主体，执政主体的为正修德成为至关重要的非规范制度因素。
追溯历史，凡是统治者心系百姓，关心民间疾苦，社会都安定繁荣；凡是当权者品行高洁，注重德行操守，社会都盛世之治；凡是执政者吸取历史失败教训，总结执政经验，社会都与时俱进、和谐发展。
“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领导正，不令则行；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清明、清廉、清正的现代政治活动主角的领导者，执政源于人正、身正、心正、行正、为正，需要正的德行。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讲德，必须廉洁自律，一身正气”“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领导干部的正德品行集中体现了执政的党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文明执政的根基根源。政治家不是不学无术、玩谋耍术、讨巧卖乖的政客，更不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见风使舵的好好先生和“不倒翁”，而是学富五车、志存高远、心系百姓的仁人贤达。现代领导者具有的“德”，应该是正直、正义、正派、正常和正道，以及学有专长、勇于担当、创新敬业等综合素质的归纳集结，是充满学识、见识和胆识的德，是体现敢为人先、率先垂范、开拓进取的德，是为政以德、修养高雅、心术纯洁、品行高尚的德。
当然，这里所强调的德是基于才干的正德，是一身正气的德，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吏治中循规蹈矩的那种盲从、愚忠、无为和讨巧的官僚之德。封建历史上，政治制度是为少数统治阶级、封建官僚贵族服务的，其执政的出发点和阶级基础及制度规范与现代政治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说，善政在注重执政者正德修养的同时，也应重视宪政执政体制与法律法规制度构建，这样才能产生清明的“善政”，民主、文明执政的时代才能真正到来。
“正从文来”的实践内涵
“正从文来，正文为政”。“正”是德以为政、德以善政的前提，而正则源于德，德基于才，才在于修文。“正”的根本是执政之德，在于领导者秉正直之心，怀正义之感，塑正派之品，立正气之清，持正常之理，走正确之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良好的德性不是与生俱来，更不是汲于人性本善，而是得自于后天良好的教育，格物致知，致知意诚，来自于后天的文化提升及才华聚集与修心养性。德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是鲜活的、生动的，是大才的、有为的。那种先做人后做事和德为先才为后的把人与事、德与才对立分割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的，是不符合人性人文规律的。如果把德与才对立，一味抽象地强调德，就会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中滋长讨巧、取巧、弄巧、灵巧与乖巧的“五巧之风”。应该提倡的是敢为人先、敢作敢为，不讨巧、不浮躁、不动摇，从做事中看做人，从发挥才干中论德性的选人用人机制。
而读书使人豁达、贤达、通达、练达、明达，对一个人来说为正修德是为至要。中国传统历史上，学者型、专家型、学术型官员大有作为者，如春秋管仲，战国商鞅，秦汉李斯、张良，宋苏轼、王安石，明清张居正、曾国藩，近代康有为、梁启超，无一不是勤奋好学的学问、学识、学术大师而位极人臣者，无一不是学以立德、砥砺品行、正心正派、学以致用而干出一番大事业者。历史事实表明，读书学习促使领导者深入理解理论，心怀理想理念，形成理数理性，进而形成定势、定力和定位，而不是左右逢源、首鼠两端，搞宗派、小集团，朋党为奸、工于心计、玩权弄术，沦为随风飘、随大流的政客和“无赖”。所以说，理论耕耘不精不足，构建基础不牢不稳，修德理解不深不透，既挡不住任何风雨、风浪，又经不起任何考验，一遇关头关键，必然六神无主、方寸大乱，更谈不上什么理性判断、理性分析、理性思考和理性实践。 一般而言，良好的教育、优秀的文化素养，表现在执政者的才华、才干和才能上。那种缺少理论内涵、理性思维、专业素养支撑的德，是靠不住的，是有害執政能力建设的，也是不能作为选人用人之德的。人之德必须体现在才干才华、做事干事的实际行动上。自古以来，人之德是难以考评考量和评判的。纵观历史，从战国《六韬》“八征”法、《吕氏春秋》“八观六验”识人法、三国诸葛亮《心书》的“识人七法”、南北朝刘炳《人物志》的“八观五视七谬”法，到“惟德是举”的察举制转向“惟才是举”的科举制，都说明了人之德行难评、难考、难察的道理。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泽于正，正之源泉在于修德，修德的关键是修文，修文的基石是敏学善思，在于坚持不懈的勤读书、再学习、重思考。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当代中国政治环境中，倡导“多一点书生意气、少一点官僚习气；多一份高雅正气，少一份彪悍匪气；多一些专家学者型干部，少一些江湖粗野官吏”的政治文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基固本，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多年来，笔者始终坚信人不学而无才、不学而无能、不学而无术；坚定人无德难自立、官无德难为正、官不正难善政；坚持道德操守慎独慎微，常修为政之德，常思德在为民；保持追求真理、从善如流的政治勇气，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力求做德才兼备国之器。
“政从正来、正从文来”
践行体会
“读书修正”成为自觉意识。“读书修正”意在通过勤读书，达到身正、心正、气正。领导干部秉公持正、立德修身，无疑基于坚持不懈勤学苦读、自我提高。读书是传承文明之途、人生修正之梯。笔者深刻感悟到，要重学好学，坚持读书开阔视野、丰富知识；通过读书掌握规律、探求真理；通过读书感悟人生、提升境界。坚持开卷有益，博采众长，发扬挤劲、钻劲、韧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坚持“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进取意识，持续加快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努力做读书型干部，做读书修正的积极倡导者、自觉实践者。
“学习修德”成为自觉习性。人才重在德，德不孤，必有邻。学习为修德之邻，学习为品行之源。习近平同志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做人、干事，学习第一，学习当先。欲行正确之事，走正确之道，须得养成学习习惯，做到博学慎思、明辨笃行。让学习成为自觉自醒自悟、塑造品行、正德正行的源头之水、树木之本。通过不懈学习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提升道德修养，引导自己珍爱声誉、珍惜形象、珍重人格，增强道德责任感，肩负政治使命感，积小德养大德，树大德立正德，努力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争做塑造思想纯洁、品行端正的示范者，爱岗敬业、敢于负责的力行者，明礼诚信、遵纪守法的先行者，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引领者。
“勤思求实”成为自觉行动。古人说“在其位，必勤谋其政；谋其政，必求真务实。”中国“入世”谈判期间，笔者曾作为谈判代表，坚持勤于思考，冷静观察，创造性地提出“入世”就是加入世界经济主流，“入世”将实现世界各国竞争合作、共赢发展，并著书论述“入世博弈共赢、互补竞争发展”理念；笔者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任职期间，鼓励创新金融科技、跨境资本流动，积极探索外汇体制改革，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并通过理性思考，提出“中国向上 人民币向南”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理论；在云南地方，积极协助推进昆明区域性国际城市建设，推动桥头堡战略与滇池泛亚合作等。同时，结合云南金融发展体制机制，研判经济发展形势，研析国家金融资源高度垄断、高度集中、高度监管特点，顺时应势地提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完善地方金融管理的发展理念，推动实现了云南金融业在全国的率先发展、突破发展、创新发展。
做“副职”的为政体验。到位不越位。作为副职，按照职责分工，摆正位置，切实履职，自觉到位，及时补位，适时回位，避免错位。主动完成分管工作，积极配合正职，服从大局，求同存异，不喧宾夺主。
参与不干预。积极履行副职职权，工作不推诿、不扯皮，果断决策，敢于实施，大胆工作。对决策考虑不周的地方，做到拾遗补缺，结合实际，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完善工作。属于别人职权范围内的事，不擅越职权，在需要协调帮助时，参与不干预，避免产生负面效应。
出力不出名。具体工作行动在先、冲锋在前，说话注意场合，协调注意分寸，争差不争权，理智不偏激，尊重正职，多做幕后工作，做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补台不拆台。“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双双垮台”。正职一把手常常宏观思维多些，具体工作难免有疏忽遗漏，副职要换位思考，以心换心，真心补漏，善于补充，有效补救工作，为正职分担困难，绝不能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背后拆台。
分工不分家。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副职坚持各行其政，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主动想办法，看准拿稳的事勇于拍板定夺，大胆负责，大胆实施。工作虽有分工，但不要独自为政，自扫门前雪，要有整体观念，互补迭加，团结干事，服务大局，服从整体，作到分管工作有分工，目标实现有统一。
做正职的为政心得。统揽不包揽。正职领导 “谋势”不“谋子”，善于抓大事、谋大局、找规律，在于定思路、搭班子、带队伍。事关政策性、全局性问题，必须揽住抓好；对于事务性、个别性工作，不应妄加干预，做到统而不包，揽而不过，以适度的揽与放，驾驭全局。
敢断不武断。敢于决断，力求果断，是一把手行政决策的基本素养。领导决断首先要广开言路，择其善者而从之，统一思想而决之，积极善导、善统、善定。在重大重要决策时，雷厉风行，消除分歧，当断则断，及时拍板，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真正适其位、展其能、竭其力。
用人不疑人。为政之要，惟在用人。“用人之长，无人不可用；看人之短，无人可用”。敢于使用人才，用其才，施其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制度上明令在先，定好规矩，严格监督，善意提醒，理解个性特点、工作方法，差异误会，有则改之，无则解释，充分调动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干事、创业动力合力。 信任不放任。信任下属，是一把手重要的用人艺术。正职的放心放手，给下属压担子、分任务，适当放权，适度控制，倚重不依赖，信任不放任，充分尊重，用心体谅，会有效激发部属满腔热情、创新创造，以干事的积极创造来实现自己的宏观统筹。
放手不撒手。“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正职要作伯乐、善相马，根据各人能力禀赋，用人所长，避其所短，敢于放权。严格按照职责分工，注意过程，更注重结果，机制監管，纪律约束，责任追究，严格教育，强化工作作风，做到收放自如，放手不撒手。
一元不一言。决策正确，成事之始；决策失误，败事之趋。一把手决策要发扬民主，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共识。正职领导权衡利弊，科学分析，适时集中，择善而从，择优而断，将有效杜绝主观主义经验和一言堂，实现集中不集权，达到科学决策。
刘光溪简介
刘光溪，1965年1月出生，山东五莲人。经济学博士、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导。中国首届十大杰出外事青年。现任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1988年-2003年：历任外经贸部国际局主任科员，中国驻美大使馆经商处三秘，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经贸处二秘，外经贸部国际司副处长、办公厅处长，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特别助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商务参赞，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兼WTO学院院长；
2004年至2011年，历任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资本司和金融科技司司长（期间：2009年11月，挂职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1年2月至今：任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党组书记、主任。
主要经历：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参与了13年中国入世的实质性谈判工作。相继提出了“互补性竞争——区域集团与WTO关系的核心”“区域产业非协调发展”“金融是转型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制度创新是第一竞争力”“中国向上 人民币向南”等诸多有影响的理论与学术观点。兼任中国泛亚金融合作战略研究院院长和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经贸大学、上海外贸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
主要著作：著有《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碰撞 融合 发展》《入世与中国经济》《经济全球化·世贸组织·中国》《共赢性博弈论》《金融脆弱性分析》《纳税投资论》（中英文）和《中国向上 人民币向南》等专著。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互补性竞争论》获得1996年度中国国际贸易最高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
责任编辑：刘斌先
政从正来，正文为政”“正源德性，德从文出”“文丰德厚，德厚载正”。文明的施政即善政或德政，根本在于“正”，正确的执政则基于正当的执政主体和执政客体。
人作为万物之灵，即使执政的法律制度也是出自人之心、人之脑、人之手。研究比较人类政治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善政出自正，正源于德，德修于文”。“正”源于领导干部秉正直之心、怀正义之感、立正派之德、履正常之职、走正确之道。这本身是政治文明的题中之议，但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王朝统治，再加上民国乱局、军阀混战、武装斗争和文革动乱等一系列暴力式、运动式、折腾式的政治运动，致使政治舞台似乎久违了正直、道德和文明施政的基本理念。那些有理想、有理论、有理性，正直正派、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创新求实的干部往往成为官场的支流、从政常态的另类、为官生态的笑柄。
笔者自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外经贸部、中国驻美大使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等单位任职。二十五年来在政府机关和高校工作的最深的体会，就是坚持为政、施政、从政的正直、正义、正派、正常和正道，通过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形成的良好文化素养来修德立正，即“政从正来、正从文来”。
“政从正来”的理性认识
在中国历史和实践意义上，政治常常就是控制压制、权威服从、残酷斗争，追求法、术、势，渗透血腥杀戮，成为争权夺利、玩权弄术、斗争博弈的代名词。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是文明政治或文明执政，在于通过治国理政实现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崇尚善政治理，“道洽政治、泽润生民”，追求政治治理与社会管理服务的双赢平衡。
政治主体行为的衡量标准是道德，政治活动更多依靠道德来规范，政治已成为一门科学、一种艺术。其基本内涵和宗旨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协调有限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的微观主体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生存、生活与发展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高速度发展，实现社会安定和谐，包容增长，共赢发展，共趋大同。当今世界的竞争，看上去是经济发展的角力，实则为政治制度的博弈。政治家、领导者成为政治制度赖以推行的主体，执政主体的为正修德成为至关重要的非规范制度因素。
追溯历史，凡是统治者心系百姓，关心民间疾苦，社会都安定繁荣；凡是当权者品行高洁，注重德行操守，社会都盛世之治；凡是执政者吸取历史失败教训，总结执政经验，社会都与时俱进、和谐发展。
“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领导正，不令则行；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清明、清廉、清正的现代政治活动主角的领导者，执政源于人正、身正、心正、行正、为正，需要正的德行。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讲德，必须廉洁自律，一身正气”“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领导干部的正德品行集中体现了执政的党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文明执政的根基根源。政治家不是不学无术、玩谋耍术、讨巧卖乖的政客，更不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见风使舵的好好先生和“不倒翁”，而是学富五车、志存高远、心系百姓的仁人贤达。现代领导者具有的“德”，应该是正直、正义、正派、正常和正道，以及学有专长、勇于担当、创新敬业等综合素质的归纳集结，是充满学识、见识和胆识的德，是体现敢为人先、率先垂范、开拓进取的德，是为政以德、修养高雅、心术纯洁、品行高尚的德。
当然，这里所强调的德是基于才干的正德，是一身正气的德，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吏治中循规蹈矩的那种盲从、愚忠、无为和讨巧的官僚之德。封建历史上，政治制度是为少数统治阶级、封建官僚贵族服务的，其执政的出发点和阶级基础及制度规范与现代政治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说，善政在注重执政者正德修养的同时，也应重视宪政执政体制与法律法规制度构建，这样才能产生清明的“善政”，民主、文明执政的时代才能真正到来。
“正从文来”的实践内涵
“正从文来，正文为政”。“正”是德以为政、德以善政的前提，而正则源于德，德基于才，才在于修文。“正”的根本是执政之德，在于领导者秉正直之心，怀正义之感，塑正派之品，立正气之清，持正常之理，走正确之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良好的德性不是与生俱来，更不是汲于人性本善，而是得自于后天良好的教育，格物致知，致知意诚，来自于后天的文化提升及才华聚集与修心养性。德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是鲜活的、生动的，是大才的、有为的。那种先做人后做事和德为先才为后的把人与事、德与才对立分割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的，是不符合人性人文规律的。如果把德与才对立，一味抽象地强调德，就会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领导干部中滋长讨巧、取巧、弄巧、灵巧与乖巧的“五巧之风”。应该提倡的是敢为人先、敢作敢为，不讨巧、不浮躁、不动摇，从做事中看做人，从发挥才干中论德性的选人用人机制。
而读书使人豁达、贤达、通达、练达、明达，对一个人来说为正修德是为至要。中国传统历史上，学者型、专家型、学术型官员大有作为者，如春秋管仲，战国商鞅，秦汉李斯、张良，宋苏轼、王安石，明清张居正、曾国藩，近代康有为、梁启超，无一不是勤奋好学的学问、学识、学术大师而位极人臣者，无一不是学以立德、砥砺品行、正心正派、学以致用而干出一番大事业者。历史事实表明，读书学习促使领导者深入理解理论，心怀理想理念，形成理数理性，进而形成定势、定力和定位，而不是左右逢源、首鼠两端，搞宗派、小集团，朋党为奸、工于心计、玩权弄术，沦为随风飘、随大流的政客和“无赖”。所以说，理论耕耘不精不足，构建基础不牢不稳，修德理解不深不透，既挡不住任何风雨、风浪，又经不起任何考验，一遇关头关键，必然六神无主、方寸大乱，更谈不上什么理性判断、理性分析、理性思考和理性实践。 一般而言，良好的教育、优秀的文化素养，表现在执政者的才华、才干和才能上。那种缺少理论内涵、理性思维、专业素养支撑的德，是靠不住的，是有害執政能力建设的，也是不能作为选人用人之德的。人之德必须体现在才干才华、做事干事的实际行动上。自古以来，人之德是难以考评考量和评判的。纵观历史，从战国《六韬》“八征”法、《吕氏春秋》“八观六验”识人法、三国诸葛亮《心书》的“识人七法”、南北朝刘炳《人物志》的“八观五视七谬”法，到“惟德是举”的察举制转向“惟才是举”的科举制，都说明了人之德行难评、难考、难察的道理。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泽于正，正之源泉在于修德，修德的关键是修文，修文的基石是敏学善思，在于坚持不懈的勤读书、再学习、重思考。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当代中国政治环境中，倡导“多一点书生意气、少一点官僚习气；多一份高雅正气，少一份彪悍匪气；多一些专家学者型干部，少一些江湖粗野官吏”的政治文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基固本，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多年来，笔者始终坚信人不学而无才、不学而无能、不学而无术；坚定人无德难自立、官无德难为正、官不正难善政；坚持道德操守慎独慎微，常修为政之德，常思德在为民；保持追求真理、从善如流的政治勇气，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力求做德才兼备国之器。
“政从正来、正从文来”
践行体会
“读书修正”成为自觉意识。“读书修正”意在通过勤读书，达到身正、心正、气正。领导干部秉公持正、立德修身，无疑基于坚持不懈勤学苦读、自我提高。读书是传承文明之途、人生修正之梯。笔者深刻感悟到，要重学好学，坚持读书开阔视野、丰富知识；通过读书掌握规律、探求真理；通过读书感悟人生、提升境界。坚持开卷有益，博采众长，发扬挤劲、钻劲、韧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坚持“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进取意识，持续加快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努力做读书型干部，做读书修正的积极倡导者、自觉实践者。
“学习修德”成为自觉习性。人才重在德，德不孤，必有邻。学习为修德之邻，学习为品行之源。习近平同志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做人、干事，学习第一，学习当先。欲行正确之事，走正确之道，须得养成学习习惯，做到博学慎思、明辨笃行。让学习成为自觉自醒自悟、塑造品行、正德正行的源头之水、树木之本。通过不懈学习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提升道德修养，引导自己珍爱声誉、珍惜形象、珍重人格，增强道德责任感，肩负政治使命感，积小德养大德，树大德立正德，努力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争做塑造思想纯洁、品行端正的示范者，爱岗敬业、敢于负责的力行者，明礼诚信、遵纪守法的先行者，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的引领者。
“勤思求实”成为自觉行动。古人说“在其位，必勤谋其政；谋其政，必求真务实。”中国“入世”谈判期间，笔者曾作为谈判代表，坚持勤于思考，冷静观察，创造性地提出“入世”就是加入世界经济主流，“入世”将实现世界各国竞争合作、共赢发展，并著书论述“入世博弈共赢、互补竞争发展”理念；笔者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任职期间，鼓励创新金融科技、跨境资本流动，积极探索外汇体制改革，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并通过理性思考，提出“中国向上 人民币向南”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理论；在云南地方，积极协助推进昆明区域性国际城市建设，推动桥头堡战略与滇池泛亚合作等。同时，结合云南金融发展体制机制，研判经济发展形势，研析国家金融资源高度垄断、高度集中、高度监管特点，顺时应势地提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完善地方金融管理的发展理念，推动实现了云南金融业在全国的率先发展、突破发展、创新发展。
做“副职”的为政体验。到位不越位。作为副职，按照职责分工，摆正位置，切实履职，自觉到位，及时补位，适时回位，避免错位。主动完成分管工作，积极配合正职，服从大局，求同存异，不喧宾夺主。
参与不干预。积极履行副职职权，工作不推诿、不扯皮，果断决策，敢于实施，大胆工作。对决策考虑不周的地方，做到拾遗补缺，结合实际，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完善工作。属于别人职权范围内的事，不擅越职权，在需要协调帮助时，参与不干预，避免产生负面效应。
出力不出名。具体工作行动在先、冲锋在前，说话注意场合，协调注意分寸，争差不争权，理智不偏激，尊重正职，多做幕后工作，做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补台不拆台。“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双双垮台”。正职一把手常常宏观思维多些，具体工作难免有疏忽遗漏，副职要换位思考，以心换心，真心补漏，善于补充，有效补救工作，为正职分担困难，绝不能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背后拆台。
分工不分家。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副职坚持各行其政，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主动想办法，看准拿稳的事勇于拍板定夺，大胆负责，大胆实施。工作虽有分工，但不要独自为政，自扫门前雪，要有整体观念，互补迭加，团结干事，服务大局，服从整体，作到分管工作有分工，目标实现有统一。
做正职的为政心得。统揽不包揽。正职领导 “谋势”不“谋子”，善于抓大事、谋大局、找规律，在于定思路、搭班子、带队伍。事关政策性、全局性问题，必须揽住抓好；对于事务性、个别性工作，不应妄加干预，做到统而不包，揽而不过，以适度的揽与放，驾驭全局。
敢断不武断。敢于决断，力求果断，是一把手行政决策的基本素养。领导决断首先要广开言路，择其善者而从之，统一思想而决之，积极善导、善统、善定。在重大重要决策时，雷厉风行，消除分歧，当断则断，及时拍板，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真正适其位、展其能、竭其力。
用人不疑人。为政之要，惟在用人。“用人之长，无人不可用；看人之短，无人可用”。敢于使用人才，用其才，施其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制度上明令在先，定好规矩，严格监督，善意提醒，理解个性特点、工作方法，差异误会，有则改之，无则解释，充分调动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干事、创业动力合力。 信任不放任。信任下属，是一把手重要的用人艺术。正职的放心放手，给下属压担子、分任务，适当放权，适度控制，倚重不依赖，信任不放任，充分尊重，用心体谅，会有效激发部属满腔热情、创新创造，以干事的积极创造来实现自己的宏观统筹。
放手不撒手。“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正职要作伯乐、善相马，根据各人能力禀赋，用人所长，避其所短，敢于放权。严格按照职责分工，注意过程，更注重结果，机制監管，纪律约束，责任追究，严格教育，强化工作作风，做到收放自如，放手不撒手。
一元不一言。决策正确，成事之始；决策失误，败事之趋。一把手决策要发扬民主，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共识。正职领导权衡利弊，科学分析，适时集中，择善而从，择优而断，将有效杜绝主观主义经验和一言堂，实现集中不集权，达到科学决策。
刘光溪简介
刘光溪，1965年1月出生，山东五莲人。经济学博士、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导。中国首届十大杰出外事青年。现任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1988年-2003年：历任外经贸部国际局主任科员，中国驻美大使馆经商处三秘，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经贸处二秘，外经贸部国际司副处长、办公厅处长，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特别助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商务参赞，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兼WTO学院院长；
2004年至2011年，历任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资本司和金融科技司司长（期间：2009年11月，挂职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1年2月至今：任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党组书记、主任。
主要经历：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参与了13年中国入世的实质性谈判工作。相继提出了“互补性竞争——区域集团与WTO关系的核心”“区域产业非协调发展”“金融是转型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制度创新是第一竞争力”“中国向上 人民币向南”等诸多有影响的理论与学术观点。兼任中国泛亚金融合作战略研究院院长和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经贸大学、上海外贸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
主要著作：著有《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碰撞 融合 发展》《入世与中国经济》《经济全球化·世贸组织·中国》《共赢性博弈论》《金融脆弱性分析》《纳税投资论》（中英文）和《中国向上 人民币向南》等专著。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互补性竞争论》获得1996年度中国国际贸易最高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
责任编辑：刘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