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我去南京参加由中国编辑学会主办的第14届国际出版会议，与吴培华先生不期而遇了。短暂的寒暄后，我们的话题便扯到了会议的学术交流上。我提起了有人提出的畅销书议题。他斩钉截铁地说：“畅销书怎么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一个出版社要是尽出畅销书，那这个出版社是没有什么文化品位的。一个国家要是靠畅销书来发展文化事业，那这个国家的文化是没有前途的!真正的文化精品都不是什么畅销书。它可能不畅销，但它的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才是一个民族所需要的。”真是振聋发聩。在我的感觉和印象中，出版社总是以畅销书为追求目标的，因为畅销书能够带来经济效益。记得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就直言不讳地说：“什么文化是目的、出版是手段，文化才是手段呢!出版社就是以文化为手段赚钱求生存、求发展的，否则我们还不得喝西北风去?鲁迅不是办过几个出版社?那倒是以文化为目的了，可结果怎么样，不全都倒闭了?”这话使我陷入了思考的困惑与困境。似乎是，以文化为目的，出版社就难以甚至是无法生存；而以文化为手段，则出版社就能够生存甚至发展。在这种两难抉择中，我对出版社买卖书号、出应景书、职称书、评奖书等行为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谅解，出版社也要生存嘛，生存不了，谈何文化?在这种理解与谅解中，我对出版社能否推出真正有价值、有品位的文化产品感到怀疑和担心。就一般规律而言，那些真正具有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的东西，往往是不畅销的，也就是说，是不能给出版社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的。对这样的文化产品，出版社能接受吗?很难!因此，当我听到吴先生的这番话时，刹那间竞感到有些惊讶，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欣慰、一种敬意。有这样的出版人在，我们的出版界是有希望的。
　　南京会后不久，吴先生惠寄了他刚出版的《出版问道十五年》。道者，规律也、学问也。问道，就是探索规律、研究学问。出版问道，就是探索出版的规律、研究出版的学问。是这个意思吧?
　　吴培华的《出版问道十五年》一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色。不玄，不炫，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完全是从出版实际出发，对出版界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如出版社的机构如何设置?如何对待民营书店?书市与图书订货会如何相得益彰?新华书店如何解决改革滞后的问题?中国出版业应当如何转制?大学出版社如何实行企业化管理?出版社如何建立创作出版一体化的运作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出版社面对的实际问题。吴培华对出版界所面临的尖锐、敏感问题都能及早地感知、发现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例如，当人们还在把出版社是否转企、能否与国际接轨作为对未来的憧憬时，吴先生就已有了比较系统的思想观点了。他在2001年便提出了出版社应当实行“一长三总制”(社长、总策划、总调度、总会计师)的设想，将全社所有机构合并为三个部，即市场开发部、图书生产部、财务核算部，三个部分别由“三总”各自领衔。这就打破了原来的出版社“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解决了原来的社长与总编辑级别相同、职责不清的问题，使出版社在管理机制上更加适应市场的需要。当中国出版业转制尚处在萌芽状态时，吴先生即指出，旧的管理体制已成为制约中国出版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表现为旧体制决定了在政策上的保护，强化了出版社对于政府政策的依赖；旧体制导致了在行业上的垄断，助长了中国出版业的种种不正之风。这些是与现代企业精神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为此，他提出出版社转制后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一、中小学教材教辅和政治读物的出版实行专营；二、对于出版物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监管机制；三、对于出版单位实行事后追究和信誉评估制。
　　其出版问道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例如在《世纪回眸：我们更应该看到些什么——中国图书出版业问题探究》一文中，他首先以翔实的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图书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接着便提出了问题：一是有序竞争尚未形成，二是出版观念严重滞后，三是不均衡战略实施困难重重。在具体分析了这些存在的问题后，他提出了解决办法，为中国图书业的发展指路：一是有条件地打破专业分工，二是优化结构、练好内功，三是要转变体制与运行机制，四是图书发行业必须走产权制度改革的道路。在《中国书业，你走好了吗——浅论中国图书发行主体市场改革的三个阶段》一文中，他对中国图书发行所经历的中盘雄起、集团建设、连锁经营三个阶段，都从背景介绍切人，然后分析讨论热点问题，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论述方法，使我们能够对某一特定的论域有宏观的把握，对其核心问题有清晰的了解，对作者的主要观点有准确的理解。
　　其出版问道具有开放情怀。改革开放后，民营书店(俗称“二渠道”)悄然兴起，对新华书店的“一店独大”构成了挑战。如何对待民营书店?早在民营书店尚处在起步阶段时，他提出取消“二渠道”这样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认为民营书店是中国民族书业的重要方面军，应当加以保护、引导和扶持。他指出，民营书店的存在有助于市场竞争的形成，有助于国有书店机制的改革，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这些观点，表现了他对新生事物的关注、关心与关怀，表现出了一种开放的情怀，是难能可贵的。
　　其出版问道具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出版社是文化的传播机构，出版人是传播文化的文化人。传播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传播的社会影响如何，这是出版人应当思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能够直接反映出版人的文化责任感。如何对待码洋与文化价值?如何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一致了，好办。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搞发行出身的吴先生不会不懂得码洋的重要性，不会对亏本与盈利缺乏感受。因此，他对码洋、经济效益的思考是深层次的。在《别了，以“码洋论英雄”的时代》一文中，他深刻剖析了以“码洋论英雄”所造成的种种乱象、怪象，指出，出版发行界应该追求的不是发行码洋，更不是制造码洋，而应该是销售实洋和回款率。只有这个数字才能真正说明一个单位的销售规模、经济效益和经济实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认为，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效益的产生，有的时候可以凭借机遇，可以凭借全体员工的努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要靠提高出版社的品位、打造出版社的特色来实现，这就需要出版社创造出自己的品牌。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就是要依托高校的优势，走“小而特”“小而活”“小而优”的道路，创出自己特有的专业特色、特有的专业风格、特有的品牌图书以及在品牌图书基础上形成的出版社品牌，这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然而。有的出版社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在将非核心业务(如排版、印 刷等)外包出去的同时，甚至将这一外包行为扩展到选题策划领域，使得出版社从策划组稿到宣传营销等各个环节，均依靠“工作室”“文化公司”，出版社完全被空壳化了。针对这一现象，他指出，出版社空壳化造成的后果是：编辑创新能力减弱，市场竞争力下降；重复出版，跟风现象愈演愈烈；买卖书号屡禁不止；假书、伪书粉墨登场。如此，出版社怎么能传播先进文化呢?怎么能肩负起文化责任呢?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指出，要解决出版社空壳化问题，就必须处理好长期战略目标与短期经营目标、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关系，出版社必须强化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从源头上加以控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是一个常说常新、争论不休的话题，是一个清楚而又模糊、统一而又矛盾的话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角度、思考立场、思考态度，能够反映出思考者的出版理念、价值取向。任何出版人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任何出版人都会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吴先生当然也不例外。他指出，不管出版业怎么改革，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佳统一都是正确的，都是出版人应当始终恪守的准则。要恪守这一准则，就必须有正确的出版理念，这一理念就是：将人类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知识向社会传播，把出版能够传之于世、对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图书作为自己的追求，从而实现自身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两个效益的统一时，引入了文化品位的概念。他指出，一本好书，“它在两个效益的问题上一定是统一的。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必须具有文化品位。没有文化品位的弘扬主旋律的图书一定是空洞说教，一定是没有新意、没有创新的出版物；没有文化品位却获得经济效益的图书，一定是庸俗的、低级的、哗众取宠的出版物。文化品位是出版物和出版业效益核心价值的体现，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评判标准”。这就说出了精品文化的本质，即所有的文化精品都是个性化的，都是不依附于某种所谓主旋律的都是作者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对现象的独特发现。任何跟风、追风而荣耀一时的文化产品，都是不具有文化品位的，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都是终将被淘汰的。
　　全是问题，全是矛盾，全是质疑，全是忧患。读吴先生的《出版问道十五年》，我感受到了一个出版人所掮起的沉甸甸的文化责任。如果我们每个出版人都能有这样一份思考，都能掮起这样一份文化责任，我们的出版界该是怎样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