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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经常被人批评，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尽管这类批评的事实都存在，将大学作为靶子却是找错了对象。真正与大学有关，或者应该受到查处的，只是在这些过程中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而这些事本身却都是政府的决策，或者是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
当今中国，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环境，看中国大学的现状也是如此。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大学内的人——从书记、校长到学生，从专业人员到工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在大学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办的，都是纳入党政体系的“事业单位”。脱离中国的实际去讨论大学问题，不是隔靴抓痒，就是缘木求鱼。即使寻求理想的大学精神，至多也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或寄希望于未来。如果真想为大学的现状把脉，还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为好。
我主张将大学的问题分为两方面：一是中国普遍性的，或主要是由政治体制、国家政策、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非大学因素造成的；一是大学特殊性的，即由于大学自己的原因产生的问题。
扩招是功是过 根源不在大学
近年来国人有“新三座大山”之说，教育即其中之一。而在教育这座“大山”中，大学自然占了很大的分量。今年全国“两会”上，大学是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激烈批评的对象。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尽管这类批评的事实都存在，将大学作为靶子却是找错了对象，或者是故意指桑骂槐。
就拿最受人诟病的扩招、扩建（圈地）、贷款、乱收费来说，真正与大学有关，或者应该受到查处的，只是在这些过程中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而这些事本身却都是政府的决策，或者是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
例如扩招，主要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决定的，学校能够自主增加的极少。没有主管部门的批准，不仅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不出，还会受到查处。扩招无论是功是过，根源都不在大学，大学充其量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如扩建，其中固然不乏大学本身的需求和建议，但要是没有政府的批准和拨款，没有银行的贷款，没有政府批的土地，建得成吗？大部分扩建是扩招的必然结果，是完全必要的。就是大规模圈地，多数也是政府行为，有的是当局为了自己的政绩，有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如土地置换，或使周边的土地增值。有的大学一个新区还没有建好，又奉命建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新区，有的要在规定时间内整体搬迁，有几次是学校自己作的决定？大学获得的土地，不是无偿划拨，就是低价转让，或者变相赠送，无论是政府出于重视教育的目的，还是另有所图，学校都只是接受，却不可能强占。
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人们对“大楼”与“大师”关系的误解。论者往往喜欢引用前贤的论述，认为一所合格的大学，不能只有“大楼”，还得有“大师”，或者说“大师”比“大楼”更重要。这话不错，但无论哪位前贤，并没有说过不要“大楼”，也不是说有了“大楼”就出不了“大师”。当初的北大、清华、燕京盖的一些“大楼”，不仅远高于一般官府和民居的标准，直到今天大多还是高水平的建筑。像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标准，都称得上“大楼”。国外多数大学的“大楼”，在当地都属上乘，一些名牌大学的“大楼”完全可与当地的宫殿、教堂不相上下。近年中国大学新建扩建的“大楼”中的确存在奢侈浪费，但绝大多数还只是满足教学和科研的基本需要，甚至只是还历史欠债。梁启超们在上世纪20年代就能使用“大楼”，陈寅恪在上世纪50年代就享有“大楼”……由此可见，大学里出不了“大师”，或者“大师”太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因为有了“大楼”，或“大楼”太多了。
再如贷款，正如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所说，主要是大学为政府承担困难。政府如能按扩招的规模拨足经费，如能兑现按GDP和财政预算增长的比例确定教育经费，绝大多数大学根本不需要贷款，更不会负债。何况多数贷款也是由银行主动和政府牵线，甚至明示校方不必顾虑还款能力。
在政府正常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大学师生的待遇都过低的情况下，学校一度将创收、办“教育产业”和招收自费生、“计划外”作为摆脱困境的手段，并且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或默许。急于获得大学学历或各类学位的人、望子女成龙的家长或欣然接受，或破财以求，或不得不随大流。一旦政府改变态度，这些当然都属“乱收费”。但在正常拨款远低于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校长即使是神仙也无法使两者平衡，能不“乱”吗？
至于在这些过程中出现的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损公肥私，既非大学特有，或以大学为最严重，大学亦没有豁免的特权，纪检和司法部门依法查办就是了。
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
另一类是大学特有的，集中表现为学术腐败和学风不端。对此，当事人和相关人难辞其咎，不能诿过于客观条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现象会愈演愈烈？为什么涉及的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并不复杂的弊案却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处理？
一些弊案一旦由权力介入，就变得复杂了，有时甚至会黑白颠倒。大学在学位授予、职称评聘、招收入学方面存在腐败现象，始作俑者往往也是一些高官和巨商，许多时候学校和教授想抵制也抵制不了。金钱的魔力同样不能小觑，校长、导师或许能抵档对个人利益的诱惑，对涉及单位生死存亡的贷款、拨款、资助、项目就不能不权衡利弊，甚至作出违心选择，特别是在正常经费严重不足，公私俱困的情况下。
在学校内部，权力的作用也大于学术评判，教授会、评委会、学术委员会往往形同虚设，专门聘请来的校外专家也只起点缀作用。如某校一位副校长要当博导，偏偏评委会没有通过。但等外校专家一走，校领导直接作出决定，副校长如愿当上博导。又如当初金庸要当浙大博导，并且指定要当历史学的，历史系没有见到具体的申报材料，无法表态，校方照给不误，确定的二级学科是隋唐史和中外交流史。其实只要校方尊重本校教授的意见，金庸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否则他以后也不会以八十高龄去英国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不止一次在评审会上听到主管部门的表态：我们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最后还得由领导来决定。我与同人相视苦笑：既然如此，还要我们来评什么？但我还是得参加，要不，连这一点发言权也没有，如何向同人交代？
这样说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应该承认，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出了事往往不希望家丑外揚，或者怀疑揭发者别有用心，是利益之争，莫名其妙地同情被揭发者，怕承担查处的责任，怕得罪权势人物，更怕事情闹大无法收场。就是举报者，往往也只敢匿名，不敢直接作证。在扪心自问的同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样的局面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过来的。
总之，只有净化社会环境，避免权钱干预，高校和学术界自尊自爱，高校的问题才会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
当今中国，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环境，看中国大学的现状也是如此。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大学内的人——从书记、校长到学生，从专业人员到工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在大学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办的，都是纳入党政体系的“事业单位”。脱离中国的实际去讨论大学问题，不是隔靴抓痒，就是缘木求鱼。即使寻求理想的大学精神，至多也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或寄希望于未来。如果真想为大学的现状把脉，还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为好。
我主张将大学的问题分为两方面：一是中国普遍性的，或主要是由政治体制、国家政策、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非大学因素造成的；一是大学特殊性的，即由于大学自己的原因产生的问题。
扩招是功是过 根源不在大学
近年来国人有“新三座大山”之说，教育即其中之一。而在教育这座“大山”中，大学自然占了很大的分量。今年全国“两会”上，大学是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激烈批评的对象。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尽管这类批评的事实都存在，将大学作为靶子却是找错了对象，或者是故意指桑骂槐。
就拿最受人诟病的扩招、扩建（圈地）、贷款、乱收费来说，真正与大学有关，或者应该受到查处的，只是在这些过程中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而这些事本身却都是政府的决策，或者是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
例如扩招，主要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决定的，学校能够自主增加的极少。没有主管部门的批准，不仅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不出，还会受到查处。扩招无论是功是过，根源都不在大学，大学充其量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如扩建，其中固然不乏大学本身的需求和建议，但要是没有政府的批准和拨款，没有银行的贷款，没有政府批的土地，建得成吗？大部分扩建是扩招的必然结果，是完全必要的。就是大规模圈地，多数也是政府行为，有的是当局为了自己的政绩，有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如土地置换，或使周边的土地增值。有的大学一个新区还没有建好，又奉命建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新区，有的要在规定时间内整体搬迁，有几次是学校自己作的决定？大学获得的土地，不是无偿划拨，就是低价转让，或者变相赠送，无论是政府出于重视教育的目的，还是另有所图，学校都只是接受，却不可能强占。
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人们对“大楼”与“大师”关系的误解。论者往往喜欢引用前贤的论述，认为一所合格的大学，不能只有“大楼”，还得有“大师”，或者说“大师”比“大楼”更重要。这话不错，但无论哪位前贤，并没有说过不要“大楼”，也不是说有了“大楼”就出不了“大师”。当初的北大、清华、燕京盖的一些“大楼”，不仅远高于一般官府和民居的标准，直到今天大多还是高水平的建筑。像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标准，都称得上“大楼”。国外多数大学的“大楼”，在当地都属上乘，一些名牌大学的“大楼”完全可与当地的宫殿、教堂不相上下。近年中国大学新建扩建的“大楼”中的确存在奢侈浪费，但绝大多数还只是满足教学和科研的基本需要，甚至只是还历史欠债。梁启超们在上世纪20年代就能使用“大楼”，陈寅恪在上世纪50年代就享有“大楼”……由此可见，大学里出不了“大师”，或者“大师”太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因为有了“大楼”，或“大楼”太多了。
再如贷款，正如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所说，主要是大学为政府承担困难。政府如能按扩招的规模拨足经费，如能兑现按GDP和财政预算增长的比例确定教育经费，绝大多数大学根本不需要贷款，更不会负债。何况多数贷款也是由银行主动和政府牵线，甚至明示校方不必顾虑还款能力。
在政府正常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大学师生的待遇都过低的情况下，学校一度将创收、办“教育产业”和招收自费生、“计划外”作为摆脱困境的手段，并且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或默许。急于获得大学学历或各类学位的人、望子女成龙的家长或欣然接受，或破财以求，或不得不随大流。一旦政府改变态度，这些当然都属“乱收费”。但在正常拨款远低于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校长即使是神仙也无法使两者平衡，能不“乱”吗？
至于在这些过程中出现的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损公肥私，既非大学特有，或以大学为最严重，大学亦没有豁免的特权，纪检和司法部门依法查办就是了。
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
另一类是大学特有的，集中表现为学术腐败和学风不端。对此，当事人和相关人难辞其咎，不能诿过于客观条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现象会愈演愈烈？为什么涉及的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并不复杂的弊案却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处理？
一些弊案一旦由权力介入，就变得复杂了，有时甚至会黑白颠倒。大学在学位授予、职称评聘、招收入学方面存在腐败现象，始作俑者往往也是一些高官和巨商，许多时候学校和教授想抵制也抵制不了。金钱的魔力同样不能小觑，校长、导师或许能抵档对个人利益的诱惑，对涉及单位生死存亡的贷款、拨款、资助、项目就不能不权衡利弊，甚至作出违心选择，特别是在正常经费严重不足，公私俱困的情况下。
在学校内部，权力的作用也大于学术评判，教授会、评委会、学术委员会往往形同虚设，专门聘请来的校外专家也只起点缀作用。如某校一位副校长要当博导，偏偏评委会没有通过。但等外校专家一走，校领导直接作出决定，副校长如愿当上博导。又如当初金庸要当浙大博导，并且指定要当历史学的，历史系没有见到具体的申报材料，无法表态，校方照给不误，确定的二级学科是隋唐史和中外交流史。其实只要校方尊重本校教授的意见，金庸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否则他以后也不会以八十高龄去英国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不止一次在评审会上听到主管部门的表态：我们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最后还得由领导来决定。我与同人相视苦笑：既然如此，还要我们来评什么？但我还是得参加，要不，连这一点发言权也没有，如何向同人交代？
这样说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应该承认，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出了事往往不希望家丑外揚，或者怀疑揭发者别有用心，是利益之争，莫名其妙地同情被揭发者，怕承担查处的责任，怕得罪权势人物，更怕事情闹大无法收场。就是举报者，往往也只敢匿名，不敢直接作证。在扪心自问的同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样的局面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过来的。
总之，只有净化社会环境，避免权钱干预，高校和学术界自尊自爱，高校的问题才会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