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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是一篇讨伐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文化教育的战斗檄文。小说清晰地勾画了“孔乙己时代”的芸芸众生相，通过一系列对比，揭示了孔乙己一生的悲剧和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将可悲的世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短衣帮”与“穿长衫的”的对比
小说一开始就勾画了清代末年江南小镇的社会风情。“短衣帮”和“穿长衫的”服饰不同，喝酒的方式不同，喝酒的具体处所也不同。一“短”一“长”、一“站”一“坐”、一“外”一“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示了“短衣帮”的辛苦贫穷和“穿长衫的”的养尊处优、有钱有势。鲁镇酒店概况的描写，勾画了孔乙己生活时代的社会环境画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差异与阶级状况，为孔乙己的悲剧命运铺垫了浓厚的社会色彩。
二、矛盾的思想性格
孔乙己一出场，鲁迅先生就用了一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概括了孔乙己的特殊身份。“站着喝酒”表明孔乙己经济拮据、生活贫穷、买不起酒菜、进不了柜台，经济地位和“短衣帮”一样；“穿长衫”说明孔乙己以读书人自居，不愿与“短衣帮”为伍；“站着喝酒而穿长衫”说明孔乙己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的矛盾，使得他成为介于“短衣帮”和“穿长衫的”之间的“多余的人”。作者以此为总纲，接着从衣着、语言、行为等方面刻画了他的这一矛盾的思想性格。“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的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他既有科举失败的隐痛，又有读书人自居的清高，贫困不能自存而又好喝懒做，既想清白做人而又不免偷窃，既死要面子而又自欺欺人、迂腐可笑。这一对比，构成了他富有喜剧色彩的思想性格。
三、前后形象的对比
孔乙己第一次来到酒店与中秋节后来到酒店判若两人。第一次到酒店，“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中秋节后到酒店，“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黑而且瘦”不仅表现生活贫困，更是被打断腿后生活无法自理所致。用“青白”与“黑瘦”作对比，刻画了一个穷困不得志、经常挨打的老书生形象以及断腿后的悲惨遭遇。第一次到酒店“穿着长衫”，中秋节后到酒店“穿一件破夹袄”。从穿代表读书人标志的“长衫”到穿“破夹袄”的乞丐形象，表明封建统治者在精神及肉体上对孔乙己进行无情的摧残，使其成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处于死亡的边缘。第一次到酒店拿钱用“排”，中秋节后到酒店拿钱用“摸”。“排”不仅表现了他拮据而穷酸的本相，对来之不易的酒钱的珍惜和自身分文不少的尊严，也是对“短衣帮”的嘲笑，表现出自己的“阔绰”；“摸”有寻找、摸索之意，表现他倾其所有及断腿后的穷困潦倒，不再比“短衣帮”“富有”了。第一次到酒店对于“短衣帮”的嘲笑，他极力“争辩”，中秋节后到酒店，面对掌柜的取笑，只能低声断断续续地回答“跌断，跌，跌……”表明断腿后的孔乙己仍麻木可笑，死要面子。
四、孔乙己和丁举人的对比
从孔乙己和丁举人的出身来看，二者都有过读书的经历，但孔乙己读了一辈子书，“须发花白”却“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而丁举人却沿着科举制度的阶梯爬了上去。这两种不同的命运致使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孔乙己热衷于科举，一心向上爬，为此耗尽年华，最后却落到形同乞丐的境地，而丁举人则作威作福，孔乙己写了“服辩”后仍遭毒打，以致“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这一横行摧残，一方面揭露了丁举人之流的阴险毒辣、冷酷凶残；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科举制度造成的知识分子的两种命运：或作威作福、甚至作恶；或跌下来，任人欺压、凌辱和嘲笑。孔乙己精神的扭曲和肉体的摧残，充分说明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主要社会根源。
五、乐境中的悲剧
小说多次描写群众爆发出的阵阵哄笑，把孔乙己所受的封建教育毒害放在喜剧的笑声中进行辛辣的讽刺，从酒客、掌柜、伙计等人对孔乙己的态度，深刻地渲染了封建社会对不幸者的冷酷。“短衣帮”和孔乙己一样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们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对豪强者充满敬畏、对不幸者肆意嘲弄，在劳苦无聊的生活中，拿不幸者的痛苦作为笑料，寻求一时的欢乐；唯利是图的掌柜，眼见孔乙己的悲惨落魄，仍每每以取笑他为乐；未成年的伙计，在无聊的日子里，也敏感地注意到孔乙己的“笑料”地位，未能给予他一丝一毫的人间温暖。小说借这种麻木的哄笑，给孔乙己的悲剧笼上了一层令人窒息的悲凉意味。一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一面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以乐境写哀情，表明了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社会悲剧。小说以喜剧的哄笑与凉薄的社会构成强烈对照，加深了作品的反封建意义。
小说通过一系列对比，揭示了孔乙己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世人精神的麻木以及社会对不幸者的冷酷，有力地讽刺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一、“短衣帮”与“穿长衫的”的对比
小说一开始就勾画了清代末年江南小镇的社会风情。“短衣帮”和“穿长衫的”服饰不同，喝酒的方式不同，喝酒的具体处所也不同。一“短”一“长”、一“站”一“坐”、一“外”一“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示了“短衣帮”的辛苦贫穷和“穿长衫的”的养尊处优、有钱有势。鲁镇酒店概况的描写，勾画了孔乙己生活时代的社会环境画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差异与阶级状况，为孔乙己的悲剧命运铺垫了浓厚的社会色彩。
二、矛盾的思想性格
孔乙己一出场，鲁迅先生就用了一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概括了孔乙己的特殊身份。“站着喝酒”表明孔乙己经济拮据、生活贫穷、买不起酒菜、进不了柜台，经济地位和“短衣帮”一样；“穿长衫”说明孔乙己以读书人自居，不愿与“短衣帮”为伍；“站着喝酒而穿长衫”说明孔乙己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的矛盾，使得他成为介于“短衣帮”和“穿长衫的”之间的“多余的人”。作者以此为总纲，接着从衣着、语言、行为等方面刻画了他的这一矛盾的思想性格。“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的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他既有科举失败的隐痛，又有读书人自居的清高，贫困不能自存而又好喝懒做，既想清白做人而又不免偷窃，既死要面子而又自欺欺人、迂腐可笑。这一对比，构成了他富有喜剧色彩的思想性格。
三、前后形象的对比
孔乙己第一次来到酒店与中秋节后来到酒店判若两人。第一次到酒店，“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中秋节后到酒店，“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黑而且瘦”不仅表现生活贫困，更是被打断腿后生活无法自理所致。用“青白”与“黑瘦”作对比，刻画了一个穷困不得志、经常挨打的老书生形象以及断腿后的悲惨遭遇。第一次到酒店“穿着长衫”，中秋节后到酒店“穿一件破夹袄”。从穿代表读书人标志的“长衫”到穿“破夹袄”的乞丐形象，表明封建统治者在精神及肉体上对孔乙己进行无情的摧残，使其成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处于死亡的边缘。第一次到酒店拿钱用“排”，中秋节后到酒店拿钱用“摸”。“排”不仅表现了他拮据而穷酸的本相，对来之不易的酒钱的珍惜和自身分文不少的尊严，也是对“短衣帮”的嘲笑，表现出自己的“阔绰”；“摸”有寻找、摸索之意，表现他倾其所有及断腿后的穷困潦倒，不再比“短衣帮”“富有”了。第一次到酒店对于“短衣帮”的嘲笑，他极力“争辩”，中秋节后到酒店，面对掌柜的取笑，只能低声断断续续地回答“跌断，跌，跌……”表明断腿后的孔乙己仍麻木可笑，死要面子。
四、孔乙己和丁举人的对比
从孔乙己和丁举人的出身来看，二者都有过读书的经历，但孔乙己读了一辈子书，“须发花白”却“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而丁举人却沿着科举制度的阶梯爬了上去。这两种不同的命运致使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孔乙己热衷于科举，一心向上爬，为此耗尽年华，最后却落到形同乞丐的境地，而丁举人则作威作福，孔乙己写了“服辩”后仍遭毒打，以致“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这一横行摧残，一方面揭露了丁举人之流的阴险毒辣、冷酷凶残；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科举制度造成的知识分子的两种命运：或作威作福、甚至作恶；或跌下来，任人欺压、凌辱和嘲笑。孔乙己精神的扭曲和肉体的摧残，充分说明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主要社会根源。
五、乐境中的悲剧
小说多次描写群众爆发出的阵阵哄笑，把孔乙己所受的封建教育毒害放在喜剧的笑声中进行辛辣的讽刺，从酒客、掌柜、伙计等人对孔乙己的态度，深刻地渲染了封建社会对不幸者的冷酷。“短衣帮”和孔乙己一样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们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对豪强者充满敬畏、对不幸者肆意嘲弄，在劳苦无聊的生活中，拿不幸者的痛苦作为笑料，寻求一时的欢乐；唯利是图的掌柜，眼见孔乙己的悲惨落魄，仍每每以取笑他为乐；未成年的伙计，在无聊的日子里，也敏感地注意到孔乙己的“笑料”地位，未能给予他一丝一毫的人间温暖。小说借这种麻木的哄笑，给孔乙己的悲剧笼上了一层令人窒息的悲凉意味。一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一面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以乐境写哀情，表明了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社会悲剧。小说以喜剧的哄笑与凉薄的社会构成强烈对照，加深了作品的反封建意义。
小说通过一系列对比，揭示了孔乙己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世人精神的麻木以及社会对不幸者的冷酷，有力地讽刺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