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人们就很自然地把它们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联系起来。有人甚至认为，只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只有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它们都是近代的、资产阶级的思潮，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不可能有的。其实，这是对学术思潮本身的性质及其在一定时代所具有的阶级属性、时代特征的混淆。二者虽有联系，亦有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在人类的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全面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封建时代宗教没有起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佛教、道教、各种封建迷信也曾广泛传播，并多次试图登上封建意识形态的王座。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远远高出其他国家封建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源头，可以追索到西周。殷商时期的奴隶主阶级是笃信宗教的，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求神问卜，巫师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尚书·洪范》追述，殷人在作出重大政治决策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十筮”。其中有五种情况值得注意：“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殷人的决策程序中，龟筮的结果，即神的意志（亦即巫师集团的意志），具有不容违抗的最高权威。这种情况，至西周为之一变。西周统治者虽然从形式上继承了殷商的宗教并以此愚弄、恐吓治下的人民，但他们骨子里并不真正相信。西周统治者的信条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宗教的外壳里明显地孕育着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道出了殷周在宗教方面的差异。
　　西周末年，随着宗法奴隶制的危机日益加深，“天”的权威也维持不下去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从此确立了它们在士文化中的统治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式上颇为相似。它也和西方人文主义一样，把自己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如孔子讲“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后来的许多思想家，进而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它也和西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一样，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思想家看来，人类在宇宙中有卓越的地位，“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域中“四大”之一，是“三才”之一。人有道德，是“天地之德”；人有知觉，是“天地之心”；人能凭借道德和智慧“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能够“参天地、赞化育”。一些哲学家如老子、庄子把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中的“道”抽象出来，抬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他们所谓的道，实际上是被实体化了的普遍规律、最高原理。一些哲学家如荀子主张以“道”为“衡”。道在荀子那里有总的原则、规律等意思。以道为衡，也就是主张以人们认识到的法则、规律为裁判、衡量一切的准绳。一些思想家如韩非讲“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即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凡此种种，都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之后，在两汉时期、南北朝时期受到严重的挑战。两汉时期，具有许多“非常可怪之论”的春秋公羊说和宗教迷信色彩极浓的谶纬之学盛行一时，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泛滥。但这两次挑战，都受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坚决而有效的回击。宋、明以降，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力量大大加强，宗教势力日益衰落。
　　应当承认，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基本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态上与西方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是相通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和文化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大力推崇，在启蒙运动中推波助澜，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先驱和他们“借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
　　在德国，这种影响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莱布尼茨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他的单子论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思想。莱布尼茨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中国人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从而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笞旧欧洲传统的先河。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现存的基本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一种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伏尔泰心目中，中国儒学乃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伏尔泰还仿照元曲《赵氏孤儿》编写了诗剧《中国孤儿》（副题《孔子学说五幕剧》），剧中崇尚武功、企图以暴力取胜的成吉思汗，最后折服于崇高的道义。伏尔泰在这部诗剧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证明，体现了理性与才智对盲目和野蛮的力量具有自然的优越性。”
　　伏尔泰对中国理性主义的赞扬，得到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共鸣。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中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别称赞儒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
　　这些评论都说明，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对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发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近现代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宗教负担最小的民族，这就是古代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硕果。在西方和其他许多地方，“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而在中国，情况则大大不同。中国反对封建制度斗争的矛头，首先不是指向教会，而是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封建的土地制度。中华民族宗教负担很轻，这对于她今后的振兴和腾飞将具有深远意义。
　　（选自《中国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删节。张岱年为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著作等身。程宜山为张岱年先生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