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210）、十九年、二十二年先后下过三道求贤令。在这三道令里，曹操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观点——唯才是举，强调在用人问题上，关键看才能；只要才能卓越，即便德有不足，甚至“不仁不孝”，也要毫不犹豫地选拔任用。围绕“唯才是举”，求贤令共讲了三层意思：其一是说人无完人，若一直等着任用完美之人，那像齐桓公那样的君主就永远难以成就王霸之业；其二是说品德高尚的人未必能够建功立业，能够建功立业的人未必品德高尚；其三是列举了一批建功立业的历史名人，他们或出身低贱，或品德有亏，或行为有错，甚至有的不仁不孝，但都成为贤相名将，成就了千秋功业。
　　那么，曹操的“唯才是举”有无道理可言？它与“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是不是真的相互矛盾？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古代的用人思想，坚持正确的用人标准，更好地把握德才关系，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一、治世乱世有所不同
　　唐贞观六年（633）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与魏徵谈论用人问题。太宗说：“选拔任用人才不能草率行事，要坚持用君子，不用小人。”魏徵回答说：“您说得很对。在天下还未平定，处于战乱时期，选拔人才主要是看他有没有才干，顾不上去考察他的德行如何；而天下平定之后，如果不是才德兼备，那就不可以任用。”a魏徵仅用两句话就讲清楚了一个道理：治世用人首重品行，乱世用人首重才能。但这一道理并不是魏徵首创，至少魏晋时人们就已知晓，曹操就说过类似的话。建安八年（203），曹操下过一道令，其中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b意思是国家在安定时期，用人注重道德品行；国家在多事之秋，即战争年代，用人则赏识战功和才能。
　　为什么说动乱战争年代，用人主要看有没有才干，而对品德则往往顾不上呢？
　　史载，陈平逃离项羽，投奔刘邦，魏无知将他推荐给刘邦。后来大将周勃等人向刘邦提出：陈平“盗嫂受金”（有生活作风和接受贿赂的问题），不可用。于是刘邦问魏无知：“你说他有没有这些事？”魏无知说：“有。”刘邦便责备他说：“那你怎么说他是贤人呢？”魏无知回答说：“我当初向您推荐时所说的是才能，而陛下您今天所问的是品行。现在即使有尾生（守信的典型）、孝已（孝顺的典型）那样的品行，而对取得当前战争的胜利没有一点作用，陛下哪里有工夫用他们啊？现在楚汉相争，我推荐能出奇谋的人，是考虑他的计策肯定对国家有利啊，那‘盗嫂受金’又怎么值得您对他疑而不用呢？”c魏无知的回答，正是当时战争年代用人首重才能的
　　理由。
　　乱世用人首重才能，概括起来无非出于两个需要：一是争夺天下的实际需要，一是争夺人才的实际需要。这两个需要突显了才能的重要性。争夺天下，包括运筹全局的策划、出奇制胜的谋略、攻城略地的指挥等等，这些都是对才能的考验，有才能者胜，无才能者败。另一方面，谁如果想争夺天下，首先就要争夺人才，而才能突出者大多不甘雌伏，他们要一显身手，若不为我所用，就会为敌所用。如上面提到的韩信、陈平，都是因为项羽不重用他们，才跑到刘邦那儿去的。因此，凡有志于天下者，必千方百计网罗才能之士。如此，便很自然地形成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氛围。
　　为什么说治世用人，则要德才兼备，而且首重于德呢？综合古人观点，也可以说出于两个需要：一个是治国的实际需要，一个是端正用人风气的实际需要。
　　治国之方，最基本的有两点：一是法治，二是教化。就是说，要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教化除了靠理论宣传以外，还要靠榜样的带动和引导，官员的品行如何，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金章宗就曾说过：要想端正社会风气，使人们懂得孝悌廉耻，必须加强教化；而欲行教化，必须在用人上首先注重德行。
　　古人十分重视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表率示范作用。历史上，注重礼义廉耻，以清廉自持的官员也不乏其人。顾炎武在《日知录》第十三卷“俭约”条列举了一个廉洁的典型：唐代大历末年，杨绾担任宰相，他“质性贞廉，车服简朴”，在朝廷主持工作不久，官场风气就悄悄发生了变化：有豪华别墅的，拆掉了过度豪华的设施；家中建有舞乐班子的，将规模大大缩减；原来出门使用百余骑仪仗的，也改为只用十骑，等等。
　　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仅关乎教化，而且关乎端正用人风气。唐太宗曾对大臣说：“用得正人，好人都会受到鼓舞；误用恶人，坏人就会争相钻营以求得到重用。”a
　　二、对曹操的观点要全面分析
　　我们只要稍加留意便会发现，曹操在提出“唯才是举”的同时，并不反对“德才兼备，用人唯贤”的原则。他在第一道求贤令的开头就说：“自古以来，凡是开国和中兴的君主，无不是依靠贤人君子帮助而共治天下的！”b在第三道求贤令，他列举了伊挚（即伊尹）、傅说等名人之后，又说了一句：“难道在今天，民间就没有道德特别高尚的人吗？”c由此可见，曹操并不否认“贤人君子”的重要作用，更不排斥“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而是在要“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的指导思想下提出“唯才是举”的。所以他的“唯才是举”，总的来说，还是为了求贤而提出的，并不是要提出一个与“德才兼备”相对立的观点。
　　在三道求贤令里，曹操先后举出十位建功立业的历史名人，来证明“唯才是举”的正确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发现曹操所举的例子对他的观点并无太大帮助，他所列举的十位名人的所谓问题，大多与德行无关：伊挚（辅佐成汤灭掉夏桀，建立商朝）曾是陪嫁奴隶，傅说（商武丁时的贤相）服过劳役，姜尚（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建立周朝）原先是一个没人理的贫贱老人，萧何、曹参（汉朝的开国功臣）当初都是地位低下的县吏。这五个人的所谓问题，只是出身微贱而已，但出身微贱并无损德行。再说其他几个人：管仲曾是齐桓公的仇人，韩信受过“胯下之辱”，这也不能说明他们品德不好；陈平虽有过错，但大节不亏。十人之中只有两人品德上确实有些问题：一个是苏秦，曹操说他不守信用，但他帮助弱小的燕国收回了被齐国夺去的十座城池；另一个是吴起，其人格呈现两面性，他求官成名的心情过于急迫，残暴不仁，而他在受到重用时，又主张施行德政，并廉洁奉公。从以上对十个人物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除苏秦、吴起两人外，其他人都不可以说是有才无德，多数可以称之为德才兼备。曹操欲以这些名人的被重用来证明“唯才是举”的完全正确，并不能令人信服。 　　曹操适逢乱世，他本人就是一位重视人才的领导者，那么他在用人中是不是只看重才能，而对品德毫不在乎呢？事实证明，曹操对“忠义”“守信”“气节”这类品德问题看得很重。
　　吕布是三国时期一员武艺超群的战将，史称“吕布壮士，善战无前”。曹操抓住他后，他急切表示愿为曹操效力，帮助曹操平定天下。曹操如能得到吕布的帮助，无异于如虎添翼；但曹操没有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行事，而是杀了他。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吕布的品德太差。吕布先是刺史丁原的部下，丁原待他像亲人一样，可他在董卓的利诱下杀了丁原。董卓也非常信任他，“誓为父子”，不离左右。而吕布与董卓的侍婢私通，经常担心事情败露，“心不自安”，于是在司徒王允的鼓动下杀了董卓。吕布与前面讲的陈平不一样，陈平是在魏王咎、项羽不用自己的情况下才转而投奔刘邦的，而吕布是在丁原、董卓信任并重用自己的情况下，为一己私利而杀掉主人，是典型的不忠不义的反复乱臣。关羽也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将，曹操素闻关羽是忠义之士，因而抓住他后，如获至宝，马上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当关羽知道刘备下落后，执意要走，诸将要追杀关羽，曹操说：“他这是各为其主，不要追他了。”a不仅是杀吕布、放关羽这两件事，还有很多事例都能说明曹操对人才的品德问题很在意，很重视。
　　以上分析说明，对曹操的“唯才是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人只看才能不看品德”。曹操提出“唯才是举”，表现了他在争夺天下的复杂环境下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生怕有关部门和大臣教条式地理解“德才兼备”和墨守用人陈规，而贻误任用杰出人才的良机。所以，“唯才是举”所反对的，是理想化和教条式的用人方法。
　　三、应如何全面看待“唯才是举”
　　第一，“唯才是举”在战争年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反映了不同环境对用人要求的不同侧重。和平时期出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需要，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全面，同时也具备精心选拔的客观条件。战争时期出于争夺天下的需要，则更加看重人才的能力。同时，在激烈且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也难以建立和实行健全的选拔程序，而看一个人是否具有当时形势所需要的某种能力则比较简单易行，因而“唯才是举”往往会成为一种自然
　　倾向。
　　第二，对“唯才是举”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唯才是举”并不是用人只看才能，而对品德毫不在乎。它只是说明更加重视才能是战争年代用人的一种自然倾向，但它并不否定和排斥“德才兼备”的标准。历史告诉我们，不只是和平时期需要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战争年代同样需要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在历代开国功臣和抵御外侮的英雄中，功劳最大、影响最广的还是那些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开国功臣如萧何、诸葛亮、房玄龄等，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如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他们不但才能出众，而且品德高尚，他们表现出来的忠心耿耿、正气凛然、廉洁奉公等优秀品质，流芳千古，成为后世楷模。
　　第三，任何时候都不能求全责备。在坚持“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同时，还要掌握一个重要的用人方法，那就是对人不可以求全责备。经验告诉人们，人才出问题，往往出在德上，而对人求全责备也往往表现在对德的要求过苛过严。对人才的缺点和过错，要区分是大节还是小节，是一贯还是偶然，要分清主次轻重、客观主观；对杰出人才的使用，更要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防止吹毛求疵，因小失大。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从字面上看是“只要有才能就选拔任用”，究其本意应该是“对杰出人才要大胆选用，不要求全责备”。这也正是这一论点具有积极意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