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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凭着“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铮铮铁骨，用他那胜似匕首投枪的巨笔，以严密的逻辑力量和所向披靡的雄辩之力，成为了“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从那浓墨的笔尖流出的杂文，就是他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的锐利武器。
鲁迅杂文是一座宏伟的艺术宝库。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这座不朽的艺术丰碑铭刻了我国近代人民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的曲折社会历史，展现了近代病态社会生活中千奇百怪的人情世态和思想动向，涉及中国古今政治、文化、思想等广泛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杂文是一部描写旧社会的百科全书。
鲁迅是开拓杂文这一文学创作新形式的先驱。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杂文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他一共给我们留下了一十六本杂文集，逾一百多万字。
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是从一九一八年开始的，起初这些作品主要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上，随后陆续发表于《晨报》《京报》等报副刊，以及《语丝》《莽原》等报刊。对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理论界普遍将其划分为前后两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七年为鲁迅杂文创作前期，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为鲁迅杂文创作后期。
鲁迅先生的前期杂文收编为《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体现了鲁迅先生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作者直面现实，用敏锐的洞察力透彻地剖析了中国病态的社会现象和心理，无情地鞭挞了吃人的封建礼教、陈腐观念和一切反动的社会势力。鲁迅先生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掘取素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文字成为一种直接参与社会斗争的匕首和投枪。
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主要收编于《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先生这一时期的杂文所表现出的政治性和战斗性更强。作者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把无产阶级的观点和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深刻揭露了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刻畫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卑劣面目。后期的杂文题材更加丰富，内容更加深广，不但充满了作者坚定、明朗、乐观的精神，而且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质的飞跃。作者在真实地勾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面貌的同时，反映了作者充分贴近人民大众的世界观整体性的变化，突出了其从容不迫、气势磅礴的写作风格。
鲁迅先生的杂文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思想成就，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就艺术成就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鲁迅杂文往往能以较短的篇幅将问题剖析得清清楚楚、合情合理；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揭示得深刻透彻；以敏锐的洞察力抓住论敌的弱点，揭示事物的内在矛盾，使论敌无处遁逃。
鲁迅杂文这种严密的逻辑力量在作品中表现突出，如驳斥梁实秋的人性论。梁实秋说只有写普遍的永久不变的人性，作品才有永久的价值，否则便被历史消灭了。鲁迅先生没有引经据典，鸿篇大论，而是反问道：“它们既然已被历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怎么知道它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轻而易举便驳倒了梁实秋不符实际的言论。鲁迅先生在驳斥复古派时也是如此，不在道理上与复古主义者纠缠不休，只举出他们自己用错典故的例子，如用错“二桃杀三士”等，驳论颇具雄辩之力。
鲁迅先生也常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来驳斥论敌，极富特色。如：北京大学招生，刘半农在批阅试卷时，发现有一名学生把留学生的“留”字写成了“流”，便写了一首打油诗嘲笑这位学生，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针对这种轻蔑的态度，鲁迅不多加说理，而是把打油诗原文写出，问道：“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章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一个是大学教授，得意洋洋地写了一首诗。大家看罢，可笑的是哪一个呢？”严厉指责了大学教授嘲笑孩子的不应该。
另一方面，鲁迅的杂文总是把是非、好恶寄托在典型具体的艺术形象里，将文学的具体可感性和议论的高度概括性融為一体，寓理性的力量于生动的形象描写之中。
《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在批判对待文化遗产的几种错误态度时，描述了几类典型的人物：“孱头”是“徘徊不敢走进门”；“昏蛋”是“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废物 ”是“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
这些生活的形象描写，为文章的精辟说理提供了具体可感、耐人寻味的论据，达到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目的。鲁迅先生在使用形象说理时，很注重比喻手法的妙用：
《春末闲谈》中细腰峰的毒针使得小青虫不死不活，比喻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民群众的麻醉作用，就是极精彩的例子。在《未有天才之前》中，作者把民众比作泥土，天才如果离开泥土，那就成了永远也不能长成大树的绿豆芽。这个绿豆芽的比喻真是形象贴切至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用比喻时，鲁迅先生很注意喻体的类型性，往往选用的形象很具代表性，能够代表某一类型的人物或事物。《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鲁迅先生的力作，其中塑造的叭儿狗形象就是提倡“费厄泼赖”精神的林语堂、周作人等一类人物形象的生动写照，因为他们这类文人的内在精神特征酷似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描写得惟妙惟肖。鲁迅所勾勒的一系列形象都能使人立刻联想起现实生活中与此相似的人，引起读者深长的思索。
鲁迅先生不仅善选形象表情达意，而且也能选择恰当的历史故事、传说、寓言等来说明事理。如，鲁迅先生针对三十年代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的一场小争论，选用法国作家法朗士所写的小说《苔依丝》中的故事，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说明京派和海派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最终也会像巴甫和苔依丝一样，一个跑过来叫道“我爱你”，别一个也叫道“来谑”。
综上所述，可以说鲁迅杂文不是一般的政论，而是艺术的政论，它的议论性散文艺术达到了高峰。
【作者单位：湖南省娄底市第一中学】
鲁迅杂文是一座宏伟的艺术宝库。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这座不朽的艺术丰碑铭刻了我国近代人民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的曲折社会历史，展现了近代病态社会生活中千奇百怪的人情世态和思想动向，涉及中国古今政治、文化、思想等广泛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杂文是一部描写旧社会的百科全书。
鲁迅是开拓杂文这一文学创作新形式的先驱。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杂文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他一共给我们留下了一十六本杂文集，逾一百多万字。
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是从一九一八年开始的，起初这些作品主要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上，随后陆续发表于《晨报》《京报》等报副刊，以及《语丝》《莽原》等报刊。对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理论界普遍将其划分为前后两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七年为鲁迅杂文创作前期，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为鲁迅杂文创作后期。
鲁迅先生的前期杂文收编为《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体现了鲁迅先生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作者直面现实，用敏锐的洞察力透彻地剖析了中国病态的社会现象和心理，无情地鞭挞了吃人的封建礼教、陈腐观念和一切反动的社会势力。鲁迅先生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掘取素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文字成为一种直接参与社会斗争的匕首和投枪。
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主要收编于《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先生这一时期的杂文所表现出的政治性和战斗性更强。作者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把无产阶级的观点和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深刻揭露了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刻畫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卑劣面目。后期的杂文题材更加丰富，内容更加深广，不但充满了作者坚定、明朗、乐观的精神，而且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质的飞跃。作者在真实地勾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面貌的同时，反映了作者充分贴近人民大众的世界观整体性的变化，突出了其从容不迫、气势磅礴的写作风格。
鲁迅先生的杂文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思想成就，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就艺术成就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鲁迅杂文往往能以较短的篇幅将问题剖析得清清楚楚、合情合理；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揭示得深刻透彻；以敏锐的洞察力抓住论敌的弱点，揭示事物的内在矛盾，使论敌无处遁逃。
鲁迅杂文这种严密的逻辑力量在作品中表现突出，如驳斥梁实秋的人性论。梁实秋说只有写普遍的永久不变的人性，作品才有永久的价值，否则便被历史消灭了。鲁迅先生没有引经据典，鸿篇大论，而是反问道：“它们既然已被历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怎么知道它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轻而易举便驳倒了梁实秋不符实际的言论。鲁迅先生在驳斥复古派时也是如此，不在道理上与复古主义者纠缠不休，只举出他们自己用错典故的例子，如用错“二桃杀三士”等，驳论颇具雄辩之力。
鲁迅先生也常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来驳斥论敌，极富特色。如：北京大学招生，刘半农在批阅试卷时，发现有一名学生把留学生的“留”字写成了“流”，便写了一首打油诗嘲笑这位学生，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针对这种轻蔑的态度，鲁迅不多加说理，而是把打油诗原文写出，问道：“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章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一个是大学教授，得意洋洋地写了一首诗。大家看罢，可笑的是哪一个呢？”严厉指责了大学教授嘲笑孩子的不应该。
另一方面，鲁迅的杂文总是把是非、好恶寄托在典型具体的艺术形象里，将文学的具体可感性和议论的高度概括性融為一体，寓理性的力量于生动的形象描写之中。
《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在批判对待文化遗产的几种错误态度时，描述了几类典型的人物：“孱头”是“徘徊不敢走进门”；“昏蛋”是“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废物 ”是“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
这些生活的形象描写，为文章的精辟说理提供了具体可感、耐人寻味的论据，达到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目的。鲁迅先生在使用形象说理时，很注重比喻手法的妙用：
《春末闲谈》中细腰峰的毒针使得小青虫不死不活，比喻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民群众的麻醉作用，就是极精彩的例子。在《未有天才之前》中，作者把民众比作泥土，天才如果离开泥土，那就成了永远也不能长成大树的绿豆芽。这个绿豆芽的比喻真是形象贴切至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用比喻时，鲁迅先生很注意喻体的类型性，往往选用的形象很具代表性，能够代表某一类型的人物或事物。《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鲁迅先生的力作，其中塑造的叭儿狗形象就是提倡“费厄泼赖”精神的林语堂、周作人等一类人物形象的生动写照，因为他们这类文人的内在精神特征酷似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描写得惟妙惟肖。鲁迅所勾勒的一系列形象都能使人立刻联想起现实生活中与此相似的人，引起读者深长的思索。
鲁迅先生不仅善选形象表情达意，而且也能选择恰当的历史故事、传说、寓言等来说明事理。如，鲁迅先生针对三十年代京派作家和海派作家的一场小争论，选用法国作家法朗士所写的小说《苔依丝》中的故事，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说明京派和海派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最终也会像巴甫和苔依丝一样，一个跑过来叫道“我爱你”，别一个也叫道“来谑”。
综上所述，可以说鲁迅杂文不是一般的政论，而是艺术的政论，它的议论性散文艺术达到了高峰。
【作者单位：湖南省娄底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