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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见的《天请问》（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11月版）应该属于那一路由鲁迅《故事新编》发端，又经施蛰存、冯至等发扬光大的历史小说；但是，其创作兴味比起前辈来，确乎要执著于历史更多：既是那些具体乃至琐碎的历史细节，又是某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比如《从大悲寺到普林斯顿大学》这篇，所下的史料工夫就实在惊人，有关胡适的研究假如犹未充分掌握这一堆史料，那么，看起来都不必花力气去“小说”这个故事了：单凭史实上的发掘和梳理，这个鲜为人知的，时间跨度半个世纪、空间跨度太平洋两岸的神奇故事，已颇为有力地立起来了；而渗透在文字中对文化及其传承、历史及其偶然的感念，也都已经呼之欲出。
我并没有小说崇拜，也毫无“文学性”有多了不起的意思。事实上，许多时候，真的史实和事实，远比虚构的文学有趣味、也有意味得多。或许，袁见对此早就有所参悟吧：《天请问》中所涉历史最近的这部作品，初稿题为“都是那瓶马应龙眼药水”，多么像个小说，而现在，“从大悲寺到普林斯顿大学”，怎么都不像啊。由是观之，非常地敬重历史，甚至用心在历史者更多，正是袁见小说创作的第一大特点。
这里，“用心”有两解。一是她用在史料上的心思和工夫，那是第一。袁见所讲求的，不仅是“大事不虚”有所本，而且貌似还力图事出有因、言必有据：表现在文本中的“恶性发展”，则是，小说原本有一个接一个的注释，那许多注释，得劳多少神。也或者应该这么说，袁见的古典修养十分了得，她所注释的，不少都属谙熟于心，因而只要一用心，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甚至于，袁见之写小说，就是要依凭想象力，创设某些时空情境，把自己心仪的那些典故、佳话之类，给有机地摆在一起、整在一块。
所以，故事情节在袁见的小说中，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在于没有虚构出来的故事和情节，她想摆在一起的就没有办法合理化地整在一块。因此，作家动用了大量通俗小说养料，武侠的、侦探的以及言情的，等等，所成就的是，小说往往有了精心设计的“眼儿”或“扣子”，既使小说获得内在叙事动力，又使读者看起来有悬念有盼头。不重要，表现在：袁见一般总是懒得让小说围着那个眼儿转，或耐心地一步步地结扣子、解扣子，而是经常地，用一句话、一段交代来龙去脉的叙述者言，就把小说里最费心、最要命的情节给和盘托出了。
效果究竟如何，我想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待读者们各取所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牵涉到我说“用心”的第二义：袁见之所以更多用心在历史，是因为她对华夏文明的历史和传统倾心有加。魂牵梦绕，那太煽情，不必说，她也肯定不认；我估计，假使我说这和她的家世、祖传以及当下身在南洋新加坡的身份位置有关，她也多半会惊奇。不过，想必袁见乐于承认：其一，对中华文化的交通传播史，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毋庸置疑她是兴致盎然的，这方面的许多用心显然构成了很多作品的底蕴。其二，我马上就得有所修正了，袁见对佛教文化的那份心，那才是绝对无与伦比，而佛教文化是超越国界的。
中华文明和佛教文化，对于袁见，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我所能知道的是，无论《天请问》中玄奘法师们？译佛经的胜举，还是《雨林无咒》里建筑婆罗浮屠的伟大工程，等等———这部小说集里许多有关佛教的史实，决不仅仅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而简直就是袁见要说的根本：是那样一些真事让她心有牵挂、不用不行，更是那些真人让她不写不行。因此，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对历史文化名人，对历史上那些不该籍籍无名者尤其是被污名者，袁见最情有独钟；也正是心底的认同或者忧伤吧，才是她写作的最大动力。当然，这里又得分开不同情形：对于俗名已或太大的，她多半会善意或不很善意地开点玩笑开点涮，相反，对于被历史埋没乃至误解污名的，她在为他们树碑立传时，通常会更善解人意、更投入感情。
当然，袁见的尺度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史实，真实历史的究竟；以及，她本人的情感态度，她扬善而惩恶的意志。如果说袁见有试图通过这本书改写历史的雄心壮志，好像有点危言耸听，那么，这样说吧：这本书里，有袁见对自己文化认同的领悟，否则，她不会冒着哪怕某几篇小说没写好的危险，也要列出个文学家、文化人的谱系来———白居易、元稹（《壮压西川十四州》）、温庭筠、李商隐（《万里身同不系舟》）、沈括、苏东坡（《梦溪园》）、苏辙、黄庭坚（《斗茶》）……；这本书里，更有袁见对历史叙述、对浮沉于历史中人的理解，既敬畏，也无奈，还有种种的说不清和道不明。所以，袁见才要写小说，而且要写就写历史小说！因为她早已看明白了，历史就是一种叙述，一种充斥着主观性、甚至不免偏见的叙述；而如果有真相，真相也就还埋在故纸堆里，不过，需要互文参照地阅读，需要很有想象力地整合。所以，慧心如她，也有权力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重新叙述历史，甚至重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袁见的小说特别得传统中国小说之真传：小说小说，如果不是历史的“演义”，那是什么？更要紧的，是她小说的写法。很显然，对通俗文学的看重和熟稔，已内化到了袁见的小说里，而对文化传统骨子里的服膺，更使其小说笔法特别像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这，构成了袁见历史小说创作的另一大特点。故事，是小说的根本：短的故事，就像掌故，重在趣味；长的故事，用力经营的痕迹则比较明显，即使未必出人意表，也总是力求一再延宕，一波三折。人物，是小说的灵魂：未必是圆形人物，也未必是扁平人物，因为这些都是来自西方小说理论的概念；袁见小说里的人物，主要是靠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吸引读者对他们命运的关注。而环境描写或氛围的营构呢，则大体不放过任何可以着力的场合：有的是定调，有的是渲染，也有的，是衬托。
还是举最显著的例子吧，袁见特别喜欢对话描写，或者说，直接引语在她小说中的运用，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书里最多的标点符号，大概是引号和冒号；不少时候，连人物的心理活动，在一个“想”字之后，也会用引号括起来。这构成古白话小说的文本标记，现如今中国大陆的小说里是几乎绝了迹的。读多了现代小说尤其是外国小说，熟悉了自由间接引语的那套玩法，袁见的小说初读起来，给人以按部就班的稚拙之感，而一旦读进去了，也会发现，清清爽爽挺好，不费脑子折磨人。事实上，人物对话在袁见的小说中，发挥的作用比天还大：塑造人物靠它，交代故事靠它，推进情节靠它；隐含作者出口成章也靠它。说句夸张一点的话：《天请问》的许多精彩和关键，往往都在引号里。 这当然不是说袁见就不会玩“现代”，相反，她应该说是玩得风生水起：《悲风伴月风嘶马》中主人公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那是小菜一碟；《打击石的魔咒》和《明月前身》里的时空“穿越”甚至“人狗情未了”，玩得更是顺手，而且，虽很早玩“穿越”，袁见却没对“穿越”另眼相看，仿佛在她看来，“穿越”并没太多本钱风靡网络如此之久，又在眼下的电视荧屏上不可一世；而以我之见，袁见小说中玩得现代、也玩得最漂亮的，应该数那些个“后记”。
为了给出重要的史实，也为了显得郑重起见吧，她在不少篇小说的末尾，安置了交待人物行状或故事余话的“后记”。这就带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后记”，是小说完了之后的呢，还是小说原本的组成部分？假如“后记”是在小说文本外，那属于讲史的范畴，就小说艺术言，便没有太多话可以说；但我的阅读感受恰是，这些“后记”只有被读成小说的一部分，那才够意思！事情或许是这样：最初，袁见写后记，多半也只是为了交待；无心插柳柳成荫，小说家的敏感让她顿悟到，“后记”可读作小说文本的内在组成，而给解读带来未曾预料的可能性；慢慢地，她就把“后记”放在小说之内派用处了；终于，在构思之初，袁见就有意识地用“后记”来形构小说妙思的重要一环：“后记”毕竟是后记，不那么显山露水，却正好拿来和小说主体部分形成微妙的互文关系，给作品增添分外的意味和灵气。
别的不敢多说，我断言，《血喷宫绢》一篇绝对如此。实际上，这是2008年年初我到新加坡不久，在《联合早报》上所读到袁见的第一篇小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五年了；可它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是我特别念旧，抑或我太看重第一印象？反正，那几行“后记”留给我的记忆极其深刻：
乾隆皇帝唱戏，遮蔽得密不透风，连野史都不曾提及，密密麻麻的档案上有一条记录，“为母唱戏献寿”。
乾隆于嘉庆四年（西元1799年）正月初三驾崩，和糰于正月十八赐死。留下一首谜一样的绝命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日水泛含龙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通篇小说正文里，乾隆与和糰都没有现身，却又无时不是“在场者”；小说面子上的两位主角，忙来忙去地侦查探求小说副标题所谓“倦勤斋谋杀案”，结果，搞明白了又怎样？还不是最终送了自己的命，把以命博得的谜底又带回阴间地府；还是读者有福，既能借到他俩的力，又有幸看到“后记”；几下互文参读，总算揭开了紫禁城的惊天秘密！———我可不做“剧透”，挨骂的事情不能干，广告的事情，倒可以再做一次：当然，读者所以有福，那要感谢作家惊天的想象力，还有袁见超前的观念。呵呵，小说家言，小说家言，不可不信，不能全信。
不仅此也，我特别欣赏《血喷宫绢》的原因还在于，我读到了这篇小说的更大妙处：其主人公，与其说是小说面上的那两个角色，还不如说正是“倦勤斋”———穷奢极侈的倦勤斋：
……不论门窗，柜柜用料都是金星紫檀，连廊上都是紫檀雕刻的倒挂眉子栏杆，上面镶嵌着墨绿玉雕。殿内，用可以移动撤卸的紫檀隔扇，扇扇不同。金星紫檀的木光含蓄，宫绢双面绣的丝光流动，发丝细竹的竹光摇曳，两千六百六十六件镶嵌的和玉玉光闪烁，或盘龙祥云，或菊，或柿的银花石绿的壁纸，都能引光折射。殿内浮光掠影，光影交织而流动，目中所见的景象飘渺不定，每一举步，每一转眸，观瞻随之变幻无穷，不知置身天上、人间或龙宫。
还有一戏台殿，除了室内的木制的尖顶小戏台，还有一紫檀制的前台。戏台对面，上下两层观戏的仙楼，两旁的西、北墙都是粘贴着一幅幅景色连成一气的通景画。站在画前，令人恍惚，似乎是置身于画与现实世界的交错点。粘贴天花板的顶棚更是一绝，整棚的藤萝架，藤萝匍伏漫生爬了满架，所画的怒放紫蓝色花朵，朵朵都似下垂，一个不经意，就好像花撩发梢。蔚蓝的天空，偶尔闪现在枝叶的间隙。
袁见写得美轮美奂，描摹是不是特别有想象力？事实上，特别重视小说中的“物”，尤其注重在小说细部写出独到的“物质性”实感，这正是袁见小说的第三个，也最有创造性的特点：由此甚至不妨说，袁见所写的不仅是历史小说，而更是文物小说！
当年，沈从文先生放下小说创作，开始研究并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许多年来为许多搞文学的人所叹息；可是近年来，随着王世襄、孙机等先生的名物研究声誉鹊起，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的后半生其实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而袁见———看起来可是真有将小说和历史、文物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野心呀。不过这一点上，袁见是有了那么一点接近自然而然的境地，却还远没有进步到自觉自为的境界。当然，袁见是有潜力的，我愿意相信。我更愿意期待，“文物小说”这个品种，能有更多有识之士关注，能有更多有才之人尝试，而能日臻成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娟）
我并没有小说崇拜，也毫无“文学性”有多了不起的意思。事实上，许多时候，真的史实和事实，远比虚构的文学有趣味、也有意味得多。或许，袁见对此早就有所参悟吧：《天请问》中所涉历史最近的这部作品，初稿题为“都是那瓶马应龙眼药水”，多么像个小说，而现在，“从大悲寺到普林斯顿大学”，怎么都不像啊。由是观之，非常地敬重历史，甚至用心在历史者更多，正是袁见小说创作的第一大特点。
这里，“用心”有两解。一是她用在史料上的心思和工夫，那是第一。袁见所讲求的，不仅是“大事不虚”有所本，而且貌似还力图事出有因、言必有据：表现在文本中的“恶性发展”，则是，小说原本有一个接一个的注释，那许多注释，得劳多少神。也或者应该这么说，袁见的古典修养十分了得，她所注释的，不少都属谙熟于心，因而只要一用心，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甚至于，袁见之写小说，就是要依凭想象力，创设某些时空情境，把自己心仪的那些典故、佳话之类，给有机地摆在一起、整在一块。
所以，故事情节在袁见的小说中，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在于没有虚构出来的故事和情节，她想摆在一起的就没有办法合理化地整在一块。因此，作家动用了大量通俗小说养料，武侠的、侦探的以及言情的，等等，所成就的是，小说往往有了精心设计的“眼儿”或“扣子”，既使小说获得内在叙事动力，又使读者看起来有悬念有盼头。不重要，表现在：袁见一般总是懒得让小说围着那个眼儿转，或耐心地一步步地结扣子、解扣子，而是经常地，用一句话、一段交代来龙去脉的叙述者言，就把小说里最费心、最要命的情节给和盘托出了。
效果究竟如何，我想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待读者们各取所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牵涉到我说“用心”的第二义：袁见之所以更多用心在历史，是因为她对华夏文明的历史和传统倾心有加。魂牵梦绕，那太煽情，不必说，她也肯定不认；我估计，假使我说这和她的家世、祖传以及当下身在南洋新加坡的身份位置有关，她也多半会惊奇。不过，想必袁见乐于承认：其一，对中华文化的交通传播史，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毋庸置疑她是兴致盎然的，这方面的许多用心显然构成了很多作品的底蕴。其二，我马上就得有所修正了，袁见对佛教文化的那份心，那才是绝对无与伦比，而佛教文化是超越国界的。
中华文明和佛教文化，对于袁见，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我所能知道的是，无论《天请问》中玄奘法师们？译佛经的胜举，还是《雨林无咒》里建筑婆罗浮屠的伟大工程，等等———这部小说集里许多有关佛教的史实，决不仅仅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而简直就是袁见要说的根本：是那样一些真事让她心有牵挂、不用不行，更是那些真人让她不写不行。因此，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对历史文化名人，对历史上那些不该籍籍无名者尤其是被污名者，袁见最情有独钟；也正是心底的认同或者忧伤吧，才是她写作的最大动力。当然，这里又得分开不同情形：对于俗名已或太大的，她多半会善意或不很善意地开点玩笑开点涮，相反，对于被历史埋没乃至误解污名的，她在为他们树碑立传时，通常会更善解人意、更投入感情。
当然，袁见的尺度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史实，真实历史的究竟；以及，她本人的情感态度，她扬善而惩恶的意志。如果说袁见有试图通过这本书改写历史的雄心壮志，好像有点危言耸听，那么，这样说吧：这本书里，有袁见对自己文化认同的领悟，否则，她不会冒着哪怕某几篇小说没写好的危险，也要列出个文学家、文化人的谱系来———白居易、元稹（《壮压西川十四州》）、温庭筠、李商隐（《万里身同不系舟》）、沈括、苏东坡（《梦溪园》）、苏辙、黄庭坚（《斗茶》）……；这本书里，更有袁见对历史叙述、对浮沉于历史中人的理解，既敬畏，也无奈，还有种种的说不清和道不明。所以，袁见才要写小说，而且要写就写历史小说！因为她早已看明白了，历史就是一种叙述，一种充斥着主观性、甚至不免偏见的叙述；而如果有真相，真相也就还埋在故纸堆里，不过，需要互文参照地阅读，需要很有想象力地整合。所以，慧心如她，也有权力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重新叙述历史，甚至重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袁见的小说特别得传统中国小说之真传：小说小说，如果不是历史的“演义”，那是什么？更要紧的，是她小说的写法。很显然，对通俗文学的看重和熟稔，已内化到了袁见的小说里，而对文化传统骨子里的服膺，更使其小说笔法特别像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这，构成了袁见历史小说创作的另一大特点。故事，是小说的根本：短的故事，就像掌故，重在趣味；长的故事，用力经营的痕迹则比较明显，即使未必出人意表，也总是力求一再延宕，一波三折。人物，是小说的灵魂：未必是圆形人物，也未必是扁平人物，因为这些都是来自西方小说理论的概念；袁见小说里的人物，主要是靠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吸引读者对他们命运的关注。而环境描写或氛围的营构呢，则大体不放过任何可以着力的场合：有的是定调，有的是渲染，也有的，是衬托。
还是举最显著的例子吧，袁见特别喜欢对话描写，或者说，直接引语在她小说中的运用，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书里最多的标点符号，大概是引号和冒号；不少时候，连人物的心理活动，在一个“想”字之后，也会用引号括起来。这构成古白话小说的文本标记，现如今中国大陆的小说里是几乎绝了迹的。读多了现代小说尤其是外国小说，熟悉了自由间接引语的那套玩法，袁见的小说初读起来，给人以按部就班的稚拙之感，而一旦读进去了，也会发现，清清爽爽挺好，不费脑子折磨人。事实上，人物对话在袁见的小说中，发挥的作用比天还大：塑造人物靠它，交代故事靠它，推进情节靠它；隐含作者出口成章也靠它。说句夸张一点的话：《天请问》的许多精彩和关键，往往都在引号里。 这当然不是说袁见就不会玩“现代”，相反，她应该说是玩得风生水起：《悲风伴月风嘶马》中主人公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那是小菜一碟；《打击石的魔咒》和《明月前身》里的时空“穿越”甚至“人狗情未了”，玩得更是顺手，而且，虽很早玩“穿越”，袁见却没对“穿越”另眼相看，仿佛在她看来，“穿越”并没太多本钱风靡网络如此之久，又在眼下的电视荧屏上不可一世；而以我之见，袁见小说中玩得现代、也玩得最漂亮的，应该数那些个“后记”。
为了给出重要的史实，也为了显得郑重起见吧，她在不少篇小说的末尾，安置了交待人物行状或故事余话的“后记”。这就带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后记”，是小说完了之后的呢，还是小说原本的组成部分？假如“后记”是在小说文本外，那属于讲史的范畴，就小说艺术言，便没有太多话可以说；但我的阅读感受恰是，这些“后记”只有被读成小说的一部分，那才够意思！事情或许是这样：最初，袁见写后记，多半也只是为了交待；无心插柳柳成荫，小说家的敏感让她顿悟到，“后记”可读作小说文本的内在组成，而给解读带来未曾预料的可能性；慢慢地，她就把“后记”放在小说之内派用处了；终于，在构思之初，袁见就有意识地用“后记”来形构小说妙思的重要一环：“后记”毕竟是后记，不那么显山露水，却正好拿来和小说主体部分形成微妙的互文关系，给作品增添分外的意味和灵气。
别的不敢多说，我断言，《血喷宫绢》一篇绝对如此。实际上，这是2008年年初我到新加坡不久，在《联合早报》上所读到袁见的第一篇小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五年了；可它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是我特别念旧，抑或我太看重第一印象？反正，那几行“后记”留给我的记忆极其深刻：
乾隆皇帝唱戏，遮蔽得密不透风，连野史都不曾提及，密密麻麻的档案上有一条记录，“为母唱戏献寿”。
乾隆于嘉庆四年（西元1799年）正月初三驾崩，和糰于正月十八赐死。留下一首谜一样的绝命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日水泛含龙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通篇小说正文里，乾隆与和糰都没有现身，却又无时不是“在场者”；小说面子上的两位主角，忙来忙去地侦查探求小说副标题所谓“倦勤斋谋杀案”，结果，搞明白了又怎样？还不是最终送了自己的命，把以命博得的谜底又带回阴间地府；还是读者有福，既能借到他俩的力，又有幸看到“后记”；几下互文参读，总算揭开了紫禁城的惊天秘密！———我可不做“剧透”，挨骂的事情不能干，广告的事情，倒可以再做一次：当然，读者所以有福，那要感谢作家惊天的想象力，还有袁见超前的观念。呵呵，小说家言，小说家言，不可不信，不能全信。
不仅此也，我特别欣赏《血喷宫绢》的原因还在于，我读到了这篇小说的更大妙处：其主人公，与其说是小说面上的那两个角色，还不如说正是“倦勤斋”———穷奢极侈的倦勤斋：
……不论门窗，柜柜用料都是金星紫檀，连廊上都是紫檀雕刻的倒挂眉子栏杆，上面镶嵌着墨绿玉雕。殿内，用可以移动撤卸的紫檀隔扇，扇扇不同。金星紫檀的木光含蓄，宫绢双面绣的丝光流动，发丝细竹的竹光摇曳，两千六百六十六件镶嵌的和玉玉光闪烁，或盘龙祥云，或菊，或柿的银花石绿的壁纸，都能引光折射。殿内浮光掠影，光影交织而流动，目中所见的景象飘渺不定，每一举步，每一转眸，观瞻随之变幻无穷，不知置身天上、人间或龙宫。
还有一戏台殿，除了室内的木制的尖顶小戏台，还有一紫檀制的前台。戏台对面，上下两层观戏的仙楼，两旁的西、北墙都是粘贴着一幅幅景色连成一气的通景画。站在画前，令人恍惚，似乎是置身于画与现实世界的交错点。粘贴天花板的顶棚更是一绝，整棚的藤萝架，藤萝匍伏漫生爬了满架，所画的怒放紫蓝色花朵，朵朵都似下垂，一个不经意，就好像花撩发梢。蔚蓝的天空，偶尔闪现在枝叶的间隙。
袁见写得美轮美奂，描摹是不是特别有想象力？事实上，特别重视小说中的“物”，尤其注重在小说细部写出独到的“物质性”实感，这正是袁见小说的第三个，也最有创造性的特点：由此甚至不妨说，袁见所写的不仅是历史小说，而更是文物小说！
当年，沈从文先生放下小说创作，开始研究并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许多年来为许多搞文学的人所叹息；可是近年来，随着王世襄、孙机等先生的名物研究声誉鹊起，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的后半生其实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而袁见———看起来可是真有将小说和历史、文物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野心呀。不过这一点上，袁见是有了那么一点接近自然而然的境地，却还远没有进步到自觉自为的境界。当然，袁见是有潜力的，我愿意相信。我更愿意期待，“文物小说”这个品种，能有更多有识之士关注，能有更多有才之人尝试，而能日臻成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