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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认为，《短歌行》是曹操的代表诗作。清代陈沆对曹操诗歌赞佩有加，认为“曹公苍莽，古直悲凉，其诗上继变《雅》，无篇不奇”，其所著《诗比兴笺》于曹操诗仅选《短歌行》一篇，即以此篇为曹操诗作当之无愧的代表。当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宋代真德秀编选曹操诗歌，就偏偏弃用此篇。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也赞同真德秀的做法，说：“魏武帝（曹操）《短歌行》全用《鹿鸣》四句，不如苏武‘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点化为妙。‘沉吟至今’可接‘明明如月’，何必《小雅》（此指《鹿鸣》四句）哉？盖以养贤自任而牢笼天下也。真西山（真德秀）不取此篇，当矣。”认为曹操《短歌行》全引《鹿鸣》诗句，从艺术、结构、思想角度看都不足取：艺术上没有达到化用语言的妙境;结构上画蛇添足，显得多余;思想上标榜自己爱贤而实际上却欺骗天下。
对《短歌行》中爱贤思想的评论，见仁见智，我们姑且不论。但诗中大规模地搬用成句，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乃至猜疑。《短歌行》全诗一共32句，作者引用前人成句7句，全文占比21.8%。其中，引应劭《风俗通》1句，为“越陌度阡”;引《诗经》成句6句，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那么，一首拥有20%以上引用量的诗歌能否成为优秀诗歌？
古代的文学创作或许不能用现代标准衡量，但我们不妨以此为切入点，用现代眼光审视古代文学作品，从而增进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其中，《短歌行》引用《鹿鸣》成句涉及的两个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1.宴飨时歌奏《鹿鸣》诗乐。中国古代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崇奉“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1]（“飨燕”可简单理解为“宴会”），并形成制度性安排。统治者举行宴会，安排有音乐演奏等仪程。根据相关礼制，天子、诸侯宴请宾客，主要演奏、歌唱《诗经》中的《鹿鸣》《周南》等诗篇。学界一般认为，《短歌行》是宴会歌曲，并且是曹操在宴会过程中自制歌辞进行演奏的歌曲。这一观点可以从《短歌行》的文意上得到确认，同时也可从下面的史实中得到间接证明：魏文帝曹丕曾仿作同题诗歌，当作朝宴礼乐，“《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制此辞，自抚筝和歌”。在自制宴歌中，加入原有表示宴请、亲近宾客的《鹿鸣》成句，至少在当时是符合礼仪、符合文化传统的，是得体的。诗人同时用这些句子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情，是一举两得。后来，此诗一度在魏国代替《鹿鸣》，作为朝廷宴会的乐章。晋代魏，晋乐依旧歌、奏《短歌行》，只是删除了歌中“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两句，歌辞略有数字不同，如“何以解忧”“水不厌深”，晋乐为“何以解愁”“海不厌深”。[2]这些史实也证明了时人及后人对《短歌行》的认可，当然还包含对《短歌行》中引用《鹿鸣》成句的认可。
很多读者对《短歌行》情感的丰富性有疑问：诗歌开篇表现的人生无常、及时行乐思想，与后文表达的渴求贤才、安定天下的雄心，不是构成了一对明显的矛盾吗？这一矛盾其实也与宴飨歌辞的特点有关。在宴飨歌辞中表现人生虚无、及时行乐的思想观念是符合当时饮酒、祝酒习惯的：既然人生短暂，艰辛日甚，今朝有酒，何妨尽兴？喝吧，喝吧。这些歌曲客观上起到了劝酒的作用。这在宴飨歌辞中，体现得尤为充分。汉乐府《善哉行》：“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筝酒歌。”陆机《短歌行》：“置酒高堂，悲歌临觞。人寿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阳。 以春晖，兰以秋芳。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乐以会兴，悲以别章。岂曰无感，忧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可咏，长夜无荒。”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当然，曹操《短歌行》情感的复杂性，除了受宴飨歌辞形式影响外，更主要的是受诗人内心复杂情绪的影响。“曹操处动乱时代，既感到有人生无常的苦闷，又有要安定天下的雄心，所以反映在此诗中的感情也较复杂，既流露出人生短促的消极情绪，又充满慷慨向上的精神。诗的开头虽稍觉消沉，但诗的基调还是昂扬的。”[3]
2.用前人成句比兴。比兴是古代诗歌常用手法，用前人诗句作比起兴，引出自己的叙述和抒情，在古人那里被视为一种成功的创作技巧。善用成句比兴，既是诗人创作技巧娴熟的表现，也是一个诗人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证明。我们看《诗经》时代到隋唐之间的诗歌，会发现很多句子甚至段落，甲诗有，乙诗也有，就是这个文学观念在“作怪”（当然不排除有传抄过程中诗句相互掺杂的可能）。比如，《古诗十九首·其二》起句为：“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起句为：“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因“青青河畔草”句通俗、响亮，富有感染力，并已沿用成熟语，后人遂将“青青河畔草”用作乐府诗题“饮马长城窟行”的别名。南朝宋之荀昶、齐之王融、梁之沈约等都曾创作以“青青河畔草”为题的诗歌。“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等比兴句在不同的古诗中重现，前人亦习以为常。仍旧以曹操及《短歌行》为例进一步申说。曹操引用前人诗句以作比兴，后人也引用曹操诗歌以作比兴。如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就在《步出夏门行（其三）》中直接引用曹操《短歌行》中的“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作比起兴。时人皆不以为忤，亦不以为怪。
看来在古代，《短歌行》如此这般大规模地引用前人成句，将其据为己有，似乎并不构成病忌。但如以现代阅读理论、阅读标准来检视呢？
前辈学者对此已多有注意。朱志荣谓：“诗中还多用成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等，乃是直搬《诗经》中的原句，把它们巧妙地植入诗中，并无嵌入痕迹和生硬之感。它托古喻今，借景言志，准确、明晰地体现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雄伟的抱负，显得古朴苍劲，气势雄浑。”[4]顾随《曹操乐府诗初探》评：“第四解引用《诗经·小雅·鹿鸣》篇诗句，而涵义不同。原诗是宴乐嘉宾，是写实;这里则是招待贤士，是虚拟（因为贤士尚未到来）。”[5]一般而言，得体、恰当、有效的引用，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引用的内容融入新作中，没有斧凿之痕;二是引用的内容在新作中的含义应与原诗有所不同，有所变化。朱、顾二人对《短歌行》引用的分析正是按此两维度进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句，原诗表达的是女主人公对恋人的思念之情，曹操引诗表达的是诗人对人才的渴慕之情。引诗是对原诗的比喻延伸。這一表达形象而含蓄，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呦呦鹿鸣”四句，原诗表现的是宾主欢宴、献礼致辞时的场景，是宴会实写。引诗则是虚写，是诗人内心的想象——如果贤士到来，诗人将盛情款待——以此表示对人才的渴望和诚心。引诗化实为虚，更有余味。谢榛认为，《短歌行》中引用《诗经》成句，没有加以“点化”，所以未臻妙境。其实，各句引用是“未点而化”，所引诗句都已融入新作，且内涵与原诗不同，此江山已非复旧江山。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短歌行》的艺术性得到了古今读者的认可。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观念，读者会称赏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直接引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句，而不会纠结于所引是否构成抄袭（有八分之一内容袭用前人成句）。试问，毛泽东的“天若有情”与李贺的，除了文字相同，其呈现的意境、表达的情感、表现的风格有无一丝相同？旧皮囊下是全新的灵魂。这不是抄袭，而是另一种创新，至少是艺术再加工。这样的例子文学史上不少，不再赘述。
梳理引用成句背后的文化因素和创作观念，或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短歌行》。
参考文献：
[1][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181-182，446-447.
[3]沈蘅仲.知困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201.
[4]朱志荣.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经典阐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87.
[5]顾随.顾随全集（卷三）[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295.
（作者单位：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高级中学）
（栏目编辑：金正平 陈梦琪）
对《短歌行》中爱贤思想的评论，见仁见智，我们姑且不论。但诗中大规模地搬用成句，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乃至猜疑。《短歌行》全诗一共32句，作者引用前人成句7句，全文占比21.8%。其中，引应劭《风俗通》1句，为“越陌度阡”;引《诗经》成句6句，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那么，一首拥有20%以上引用量的诗歌能否成为优秀诗歌？
古代的文学创作或许不能用现代标准衡量，但我们不妨以此为切入点，用现代眼光审视古代文学作品，从而增进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其中，《短歌行》引用《鹿鸣》成句涉及的两个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1.宴飨时歌奏《鹿鸣》诗乐。中国古代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崇奉“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1]（“飨燕”可简单理解为“宴会”），并形成制度性安排。统治者举行宴会，安排有音乐演奏等仪程。根据相关礼制，天子、诸侯宴请宾客，主要演奏、歌唱《诗经》中的《鹿鸣》《周南》等诗篇。学界一般认为，《短歌行》是宴会歌曲，并且是曹操在宴会过程中自制歌辞进行演奏的歌曲。这一观点可以从《短歌行》的文意上得到确认，同时也可从下面的史实中得到间接证明：魏文帝曹丕曾仿作同题诗歌，当作朝宴礼乐，“《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制此辞，自抚筝和歌”。在自制宴歌中，加入原有表示宴请、亲近宾客的《鹿鸣》成句，至少在当时是符合礼仪、符合文化传统的，是得体的。诗人同时用这些句子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情，是一举两得。后来，此诗一度在魏国代替《鹿鸣》，作为朝廷宴会的乐章。晋代魏，晋乐依旧歌、奏《短歌行》，只是删除了歌中“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两句，歌辞略有数字不同，如“何以解忧”“水不厌深”，晋乐为“何以解愁”“海不厌深”。[2]这些史实也证明了时人及后人对《短歌行》的认可，当然还包含对《短歌行》中引用《鹿鸣》成句的认可。
很多读者对《短歌行》情感的丰富性有疑问：诗歌开篇表现的人生无常、及时行乐思想，与后文表达的渴求贤才、安定天下的雄心，不是构成了一对明显的矛盾吗？这一矛盾其实也与宴飨歌辞的特点有关。在宴飨歌辞中表现人生虚无、及时行乐的思想观念是符合当时饮酒、祝酒习惯的：既然人生短暂，艰辛日甚，今朝有酒，何妨尽兴？喝吧，喝吧。这些歌曲客观上起到了劝酒的作用。这在宴飨歌辞中，体现得尤为充分。汉乐府《善哉行》：“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筝酒歌。”陆机《短歌行》：“置酒高堂，悲歌临觞。人寿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阳。 以春晖，兰以秋芳。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乐以会兴，悲以别章。岂曰无感，忧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可咏，长夜无荒。”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当然，曹操《短歌行》情感的复杂性，除了受宴飨歌辞形式影响外，更主要的是受诗人内心复杂情绪的影响。“曹操处动乱时代，既感到有人生无常的苦闷，又有要安定天下的雄心，所以反映在此诗中的感情也较复杂，既流露出人生短促的消极情绪，又充满慷慨向上的精神。诗的开头虽稍觉消沉，但诗的基调还是昂扬的。”[3]
2.用前人成句比兴。比兴是古代诗歌常用手法，用前人诗句作比起兴，引出自己的叙述和抒情，在古人那里被视为一种成功的创作技巧。善用成句比兴，既是诗人创作技巧娴熟的表现，也是一个诗人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证明。我们看《诗经》时代到隋唐之间的诗歌，会发现很多句子甚至段落，甲诗有，乙诗也有，就是这个文学观念在“作怪”（当然不排除有传抄过程中诗句相互掺杂的可能）。比如，《古诗十九首·其二》起句为：“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起句为：“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因“青青河畔草”句通俗、响亮，富有感染力，并已沿用成熟语，后人遂将“青青河畔草”用作乐府诗题“饮马长城窟行”的别名。南朝宋之荀昶、齐之王融、梁之沈约等都曾创作以“青青河畔草”为题的诗歌。“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等比兴句在不同的古诗中重现，前人亦习以为常。仍旧以曹操及《短歌行》为例进一步申说。曹操引用前人诗句以作比兴，后人也引用曹操诗歌以作比兴。如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就在《步出夏门行（其三）》中直接引用曹操《短歌行》中的“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作比起兴。时人皆不以为忤，亦不以为怪。
看来在古代，《短歌行》如此这般大规模地引用前人成句，将其据为己有，似乎并不构成病忌。但如以现代阅读理论、阅读标准来检视呢？
前辈学者对此已多有注意。朱志荣谓：“诗中还多用成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等，乃是直搬《诗经》中的原句，把它们巧妙地植入诗中，并无嵌入痕迹和生硬之感。它托古喻今，借景言志，准确、明晰地体现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雄伟的抱负，显得古朴苍劲，气势雄浑。”[4]顾随《曹操乐府诗初探》评：“第四解引用《诗经·小雅·鹿鸣》篇诗句，而涵义不同。原诗是宴乐嘉宾，是写实;这里则是招待贤士，是虚拟（因为贤士尚未到来）。”[5]一般而言，得体、恰当、有效的引用，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引用的内容融入新作中，没有斧凿之痕;二是引用的内容在新作中的含义应与原诗有所不同，有所变化。朱、顾二人对《短歌行》引用的分析正是按此两维度进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句，原诗表达的是女主人公对恋人的思念之情，曹操引诗表达的是诗人对人才的渴慕之情。引诗是对原诗的比喻延伸。這一表达形象而含蓄，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呦呦鹿鸣”四句，原诗表现的是宾主欢宴、献礼致辞时的场景，是宴会实写。引诗则是虚写，是诗人内心的想象——如果贤士到来，诗人将盛情款待——以此表示对人才的渴望和诚心。引诗化实为虚，更有余味。谢榛认为，《短歌行》中引用《诗经》成句，没有加以“点化”，所以未臻妙境。其实，各句引用是“未点而化”，所引诗句都已融入新作，且内涵与原诗不同，此江山已非复旧江山。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短歌行》的艺术性得到了古今读者的认可。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观念，读者会称赏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直接引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句，而不会纠结于所引是否构成抄袭（有八分之一内容袭用前人成句）。试问，毛泽东的“天若有情”与李贺的，除了文字相同，其呈现的意境、表达的情感、表现的风格有无一丝相同？旧皮囊下是全新的灵魂。这不是抄袭，而是另一种创新，至少是艺术再加工。这样的例子文学史上不少，不再赘述。
梳理引用成句背后的文化因素和创作观念，或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短歌行》。
参考文献：
[1][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181-182，446-447.
[3]沈蘅仲.知困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201.
[4]朱志荣.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经典阐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87.
[5]顾随.顾随全集（卷三）[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295.
（作者单位：浙江省金华市汤溪高级中学）
（栏目编辑：金正平 陈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