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烈士徇名a，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b，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c，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d，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e，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f，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史通·内篇·直书》）
　　注释：
　　a 徇名：为美好的名声而舍身。
　　b 南、董：南指南史氏，董指董狐。南史氏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良史，他为人正直刚毅，不屈服于强权高压，留下了“秉笔直书”的美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一件事：齐国正卿崔杼杀了齐庄公，事后，崔杼叫太史伯不要照实记录此事，而写成齐庄公是害病而死。太史伯坚决不从，于是被处死。接替太史伯的太史仲、太史叔还是这样记录，同样遭到杀害。等到太史季这样记录时，崔杼不敢再杀。太史季在回来的路上，碰见南史氏。南史氏义正词严地对太史季说：“听说三位太史都被崔杼杀害了，我怕你也保不住性命，这就来接替你。”太史季拿出写好的竹简给南史氏看，南史氏仔细地检查无误后，才放心地回家去了。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一件事：晋国执政大臣赵盾派人刺杀晋灵公未果而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董狐便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赵盾辩解。董狐申明理由说：你身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时未过国境，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你又没有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你承担。后来孔子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c 韦、崔：韦指韦昭（《三国志》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而将其更名为韦曜），崔指崔浩。韦昭为三国时期吴国史官，吴主孙皓命韦昭为其父孙和作“纪”。韦昭认为孙和未当皇帝，只能立传。孙皓因此怀恨在心，后借故杀掉了韦昭。事见《三国志·吴书·韦曜传》。崔浩在北魏时期受封为东郡公，官太常卿，于太武帝时期奉诏编撰《魏书》。崔浩据事直书，受到北魏一些鲜卑贵族的怨恨。后来以修史暴露“国恶”的罪名被杀。事见《北史·崔宏附子浩传》。
　　d 王沈《魏书》：王沈，字处道，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晋初，奉诏修《魏书》四十八卷，其中有很多歪曲史实的
　　记载。
　　e 董统《燕史》：董统于后燕建兴元年（386）受诏修撰后燕的历史，著成本纪、功臣王公列传，共三十卷。其中对后燕建国的记载多褒美和失实。
　　f 贯三光而洞九泉：指把南、董、韦、崔放到天上，把王沈、董统放在九泉，意在形容前后两者差距之大。三光，即日、月、星。九泉，指地底最深处。
　　大意：
　　坚贞刚强的人舍身以追求美好的名声，慷慨之士看重气节。他们宁可做折断的兰花、破碎的玉石，也不愿做瓦砾而保全性命。像南史氏、董狐依靠正气而真实记载历史，不避有权势的人；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没有阿谀逢迎的记述。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了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相比之下，王沈写《魏书》，凭借歪曲的记载而得到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富贵，即使把南、董、韦、崔放到天上，王沈、董统放在九泉，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啊。
　　【点评】
　　我国编纂史书有“直书”与“曲笔”两种不同的笔法。所谓“直书”也称“秉笔直书”，即按历史客观事实进行记录；而“曲笔”又称“回护”，即有意违背客观事实进行记载，以迎合有权势者并为自己谋求利益。刘知幾力主“直书”而反对“曲笔”，选文中，他对南、董、韦、崔四位史家不计个人安危荣辱，仗气直书，不避权贵，无所阿容的事迹进行了褒扬，同时对王沈、董统二人迎合权贵、歪曲历史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两者在人格和气节上有着天壤之别。在刘知幾看来，“直书”和“曲笔”不仅仅是写史的态度问题，更是人的尊严和道德问题，他曾说：“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为人处世，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刘知幾为唐代著名史学家，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以及权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而辞去史职，并撰《史通》一书，以明其志。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共二十卷，分内外篇。书中刘知幾第一次提出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才、史识“三长”的观点，而“三长”中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则在于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高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