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张爱玲出生在外省？
　　 必须申明，这个提问绝不是在暗示，本期专辑的青年作家叶杨莉（曾用笔名栗弗）可以和青年张爱玲相提并论，无论是语言、结构还是对于人性精准而深刻的把握，我们的青年作家和刚刚出道的张爱玲相比，其差距是一望可知的巨大。张爱玲这样的文学天才百年罕有，而本专辑推荐的叶杨莉，和这个时代无数的外省文学青年一样，在大都会平凡地生活，认真地写作。
　　 但历史草蛇灰线，并非全然无关。在叶杨莉出生的1994年，“张爱玲热”正像飓风般兴起，席卷两岸三地。台湾皇冠在当年出版张爱玲全集十六卷;香港导演关锦鹏在当年开拍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著名学者在当年重排大师座次，张爱玲列名二十世纪女作家第一，号为“冷月情魔”……这些喧嚣热闹，当年夏天出生在福建永安的叶杨莉自是不会懂。永安的周围群山重叠，童年的叶杨莉临窗望去，山的后面恐怕还是山，武夷山脉与戴云山脉在此地纵横交错。
　　 后来叶杨莉习得的大抵是“幽微”，长大后提笔为文，叶杨莉反思自己，“日常生活里的幽微是大多女作家所熟稔的题材，因为生活深处的异质因子、琐碎荒芜成为了英雄们休憩的场所，女作家敏锐的视角发现这些细微的能量，收集在一起，竟也成了如张爱玲所说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最初也是这份幽微吸引我进入文学的殿堂。”[1] 这种“张腔张调”的幽微，不仅仅感染到叶杨莉，而且感染到一代文学青年。日常生活，隐秘内心，这种精描细写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路流行至今。
　　 但是，同样是日常生活中青年男女各怀算计的“倾城之恋”，张爱玲的反讽与苍凉背后，人物并不是窘迫到角落里，白流苏式的贵族落魄还是有一份矜持。但是对于叶杨莉这一辈青年作家而言，小说人物爱情的输赢进退，关系到在大都会落脚还是出局，一出局就是十万八千里的关山遥遥。所以同样的轻描淡写背后，叶杨莉笔下的人物在暗暗咬牙切齿，拼尽全身力气。在《连枝苑》的结尾，齐小娇为了抢回来房价嗖嗖上涨中涨成黄金苑的连枝苑，可以撕破脸皮，“我瞎了狗眼看错你了”，可以哆哆嗦嗦地在和男友谈价钱的时候偷偷打开录音笔。这种种背后，人物终究是寒微的。上海百万计男男女女的齐小娇们，首先要留下来、活得好，她们这代人被这个城市化时代祝福着，也诅咒着。
　　 假如张爱玲出生在外省？张爱玲终究不是外省作家，一出生就出生在城市化时代多少人的终点。张爱玲一生经历不知凡几，但无论百世千劫，对于阶级之战总是比较陌生，那始终是她不耐细听的“大合唱”。但婉转低回的个人，只能在社会结构给定的位置上茕茕孑立。叶杨莉这样的外省青年重写张氏故事，在文学上可能寒微地破了相，但自有一份鲜活的气息。快点呵，再慢就来不及了，齐小娇这样的女孩更年轻也更慌张，在房价的驱赶下饥不择食地一路向前。
　　 几年来，作为叶杨莉的老师之一，我看着叶杨莉一寸寸褪去文艺腔。三四年前叶杨莉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过来时，对于上海可能別有一番梧桐叶落的憧憬;她当时已经显示出对于文学的敏感与热爱，但她的“文学”更多是被浓得化不开的“文艺”所限定。这大抵是上个世纪末以来文学青年普遍的写作前史，但真理颠扑不破，生活永远是文学最好的导师：
　　
　　 我所处的时代，一切正在被新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式所重新结构，这是我丰富的空间经验所带给我的，最为笃定的判断。这里面的激变是磅礴的。他们在迁徙，而我也在一路迁徙。城市化浪潮的儿女，已经把故乡丢进了清晨七点钟拥挤的地铁里。我也在一座脚手架上攀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目睹了许多困境，自己也身处困境，而直面困境，或许能给我执笔思考的勇气;而执笔思考，也让我更有勇气直面困境。或许这个视角让我成为了低配版的城市漫游者，我尝试书写我眼中的上海。[2]
　　
　　 旅沪的岁月慢慢让叶杨莉明白，这座大都会深处的逻辑是：每一寸空间都是有价格的。2017年的初冬，网络上沸沸扬扬的关于“低端人口”的争议，触目地将城市内部的分层剖开，展示给叶杨莉和她的同代人。此时再讲起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普遍的人性、孤独的个人，她们也心神难安。那个初冬成名的作家们内心也泛起波澜，文珍一首《乌鸦》的诗激起无数赞叹：一万双羽翼正磅礴形成今夜。叶杨莉素来很喜欢文珍的作品，她念兹在兹于“磅礴”，写了一篇随笔《“我们”》：
　　
　　 “他们”就是“我们”。在这个冬天里，我看到了“我们”交织在一起，承载着同样的历史，分享着相连的命运，每一个当下都与历史上的时刻发生着碰撞，能量涌动在此时此刻，也积蓄在每时每刻。
　　
　　 叶杨莉的写作由此开始成熟，在2018年不断地在《萌芽》、《西湖》这类文学大刊上发表作品，渐渐为人所熟知。她的写作，自觉地践行着“幽微”与“磅礴”的诗学辩证。读《丰河煤》这样带着南国泥土气的小说后会感到，叶杨莉的小说有“现代感”，这个现代感不是时尚的现代，而是现代文学的现代。据说受过完整文学史教育在今天已经是负面标签，流行的是追随全球化的文学市场，盯着芥川奖布克奖。幸好丽娃河畔的一代代作家永远不会这般游学无根地浅薄，而是接着“现代”的故事继续往下讲，讲述“城市化浪潮的儿女”的故事。
　　 对此我一直有一个感兴趣也困惑的问题：今天的青年作家普遍是城市化一代，今天的城市文学普遍是高度自我化的。这种高度自我化的城市文学，能否容纳城市化一代青年作家的生存体验，容纳城市化过程中阶级、资本、身份、趣味等等集体性的冲突？如果不能，城市化一代的青年作家，将创造出一种怎样新的城市文学？叶杨莉这样的“90后”一代作家，也许将给出不同的答案。流俗的见解以为“90后”一代将步“青春文学”的后尘，殊不知盛极而衰，那套“残酷青春”的文艺腔，在大时代的激变前，是时候退场了。
　　 当然，叶杨莉笔下人物们的挣扎，还只是想象中的挣扎，就像她在创作谈里谈到的，她是隔着教学楼的玻璃，打量着毛片垫子上的建筑工人。在大学围墙内写作，终究是隔了一层，她值得期待的作品，只能出现在2019年6月30日之后，那一刻她将从丽娃河畔毕业，告别教室、食堂、宿舍，真正游进茫茫的上海。
　　
　　 注释：
　　 [1] 叶杨莉：《我看到磅礴与幽微（创作谈）》，《西湖》，2018年第12期。
　　 [2] 同上。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