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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21日，吴有训诞辰91周年时，中国人民邮政发行了绘有他的半身像的纪念邮票，并在他的家乡——江西省安高县荷岭乡邮政代办所发行了首日封，以表示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尊敬和缅怀之情。
(一)
早在20年代，吴有训就以出色的科研成果扬名国内外。
192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美，进入了当时美国物理研究中心的芝加哥大学深造。当时，他的导师、著名科学家康普顿教授发现了“康普顿效应”，为近代物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效应，进一步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导致了近代量子物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又阐明了电磁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这个效应在物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发现康普顿效应的过程中，吴有训配合他的导师做了出色的实验，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正确性和普遍性。
当康普顿满怀信心地向物理学界宣布他的研究成果时，一些人却不以为然。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威廉·杜安尼提出了异议。因为他重复康普顿做的实验，却未得出同样的结果。康普顿委托吴有训赶赴哈佛大学，面对来自各地的物理学家、教授和学者，当场重复了他的实验，动作娴熟而敏捷，精细而沉稳，顺利地得到了应有的结果。实验结束后，这位年仅27岁的中国物理学家不慌不忙，用流利的英语富有说服力地陈述他的实验与康普顿效应的关系，全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吴有训走下讲台时，杜安尼教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吴先生，我很信服你的实验，你不愧是一位物理实验大师!”吴有训连忙道谢，谦虚地说：“这是康普顿教授的功绩，我只是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由于康普顿效应的科学价值，康普顿教授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国内外一些物理教科书，也将康普顿效应称作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然而，吴有训不论向学生讲课或学术报告，或与人谈及此事，从不讲自己的功绩。康普顿十分赞赏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常向人称赞他的独立思考和实验才干。1962年，杨振宁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他赠给吴有训一册，在扉页上题词：“年前晤康普顿教授，他问我师近况如何，并谓我师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当时康普顿已70高龄。
(二)
早年，吴有训是立志科学救国。他铭记孙中山先生的话：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大军是举行起义，建立民众政权；另一路大军则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他选择了后者，并准备为之奋斗终生。
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1926年，吴有训婉言谢绝了康普顿教授的挽留，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他抛弃在异国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毅然返回祖国。
吴有训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后在清华大学任物理学主任、理学院长，抗战时又在西南联大任理学院长，在中央大学任校长。解放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长、副院长等职。这期间，他有24年在教育岗位上，而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17年，正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是他全力以赴为国育才的“黄金时期”。他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如著名科学家王淦昌、王竹溪、赵九章、彭桓武、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于光远、林家翘等，是他在清华教过的学生；1981年中科院学部委员中的黄昆、戴传曾、李荫远、肖健、朱光亚、邓稼先等，都是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求学西南联大时，也是他的学生。著名科学家严济慈称赞吴有训，“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先河”。
吴有训还着意培养更多的青年学者，使他们获得成就。他曾指导王淦昌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变化，并以实验报告作为毕业论文；他还指导陆学善对多种多原子气体x射线散射程度的研究，得到了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相符的结论；他也曾指导钱三强研究晶体对x射线的散射问题。这些，为青年学者日后对物理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起了启蒙和奠基作用。
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举行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与会者回顾我国物理学研究工作时，认为吴有训及其他一批早期在国内领导和组织物理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专家，在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中可以称之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者；他们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草创中国物理事业而历尽艰辛，是永远值得回忆和纪念的。
(三)
吴有训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品德高尚。1946年他任中央大学校长时，正值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的代表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为促使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建议，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进步师生发动了“一·二五”大游行，游行的头天晚上，国民党派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到中大，请吴有训劝阻学生不要游行。杭试探性地问：“吴校长，中大要不要派人来保护?”吴有训知道国民党当局对中大进步师生恨之入骨，对学生游行早有准备。他十分同情学生，爱护学生，岂肯引狼入室。他严肃地说：“你不派军队，可能无事，如派军队，肯定出事。”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向学校派军队的要求。
第二天，当游行队伍井然有序地从沙坪坝出发，步行来到上清寺中央研究院门口时，吴有训突然出现在队伍的最前面。游行队伍里顿时爆发出欢呼声。虽然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层层设防阻碍游行，但当他们得知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时，却无可奈何，难以动手捣乱。事后，国民党要员陈布雷找他谈话，责难他不该参加游行。他回校后，立即起草辞职呈文，直报蒋介石，但未获批准。
1947年，吴有训以赴墨西哥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会议之机会，再次提出辞职要求。当中大师生得知他将离校出国的消息，三四千人签名写信，对他表示“无上之崇敬”。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前夕，吴有训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拒绝了国民党威胁利诱他去台湾的要求，来到上海迎接解放。
中国共产党信任和器重吴有训，吴有训也信任和尊重中国共产党。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建议和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病逝。党和人民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他的事迹与高风亮节，将长存科苑，光照华夏。
(责任编辑/宋乾)
(一)
早在20年代，吴有训就以出色的科研成果扬名国内外。
192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美，进入了当时美国物理研究中心的芝加哥大学深造。当时，他的导师、著名科学家康普顿教授发现了“康普顿效应”，为近代物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效应，进一步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导致了近代量子物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又阐明了电磁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这个效应在物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发现康普顿效应的过程中，吴有训配合他的导师做了出色的实验，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正确性和普遍性。
当康普顿满怀信心地向物理学界宣布他的研究成果时，一些人却不以为然。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威廉·杜安尼提出了异议。因为他重复康普顿做的实验，却未得出同样的结果。康普顿委托吴有训赶赴哈佛大学，面对来自各地的物理学家、教授和学者，当场重复了他的实验，动作娴熟而敏捷，精细而沉稳，顺利地得到了应有的结果。实验结束后，这位年仅27岁的中国物理学家不慌不忙，用流利的英语富有说服力地陈述他的实验与康普顿效应的关系，全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吴有训走下讲台时，杜安尼教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吴先生，我很信服你的实验，你不愧是一位物理实验大师!”吴有训连忙道谢，谦虚地说：“这是康普顿教授的功绩，我只是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由于康普顿效应的科学价值，康普顿教授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国内外一些物理教科书，也将康普顿效应称作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然而，吴有训不论向学生讲课或学术报告，或与人谈及此事，从不讲自己的功绩。康普顿十分赞赏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常向人称赞他的独立思考和实验才干。1962年，杨振宁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他赠给吴有训一册，在扉页上题词：“年前晤康普顿教授，他问我师近况如何，并谓我师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当时康普顿已70高龄。
(二)
早年，吴有训是立志科学救国。他铭记孙中山先生的话：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大军是举行起义，建立民众政权；另一路大军则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他选择了后者，并准备为之奋斗终生。
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1926年，吴有训婉言谢绝了康普顿教授的挽留，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他抛弃在异国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毅然返回祖国。
吴有训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后在清华大学任物理学主任、理学院长，抗战时又在西南联大任理学院长，在中央大学任校长。解放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长、副院长等职。这期间，他有24年在教育岗位上，而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17年，正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是他全力以赴为国育才的“黄金时期”。他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如著名科学家王淦昌、王竹溪、赵九章、彭桓武、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于光远、林家翘等，是他在清华教过的学生；1981年中科院学部委员中的黄昆、戴传曾、李荫远、肖健、朱光亚、邓稼先等，都是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求学西南联大时，也是他的学生。著名科学家严济慈称赞吴有训，“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先河”。
吴有训还着意培养更多的青年学者，使他们获得成就。他曾指导王淦昌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变化，并以实验报告作为毕业论文；他还指导陆学善对多种多原子气体x射线散射程度的研究，得到了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相符的结论；他也曾指导钱三强研究晶体对x射线的散射问题。这些，为青年学者日后对物理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起了启蒙和奠基作用。
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举行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与会者回顾我国物理学研究工作时，认为吴有训及其他一批早期在国内领导和组织物理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专家，在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中可以称之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者；他们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草创中国物理事业而历尽艰辛，是永远值得回忆和纪念的。
(三)
吴有训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品德高尚。1946年他任中央大学校长时，正值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的代表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为促使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建议，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进步师生发动了“一·二五”大游行，游行的头天晚上，国民党派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到中大，请吴有训劝阻学生不要游行。杭试探性地问：“吴校长，中大要不要派人来保护?”吴有训知道国民党当局对中大进步师生恨之入骨，对学生游行早有准备。他十分同情学生，爱护学生，岂肯引狼入室。他严肃地说：“你不派军队，可能无事，如派军队，肯定出事。”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向学校派军队的要求。
第二天，当游行队伍井然有序地从沙坪坝出发，步行来到上清寺中央研究院门口时，吴有训突然出现在队伍的最前面。游行队伍里顿时爆发出欢呼声。虽然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层层设防阻碍游行，但当他们得知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时，却无可奈何，难以动手捣乱。事后，国民党要员陈布雷找他谈话，责难他不该参加游行。他回校后，立即起草辞职呈文，直报蒋介石，但未获批准。
1947年，吴有训以赴墨西哥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会议之机会，再次提出辞职要求。当中大师生得知他将离校出国的消息，三四千人签名写信，对他表示“无上之崇敬”。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前夕，吴有训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拒绝了国民党威胁利诱他去台湾的要求，来到上海迎接解放。
中国共产党信任和器重吴有训，吴有训也信任和尊重中国共产党。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建议和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病逝。党和人民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他的事迹与高风亮节，将长存科苑，光照华夏。
(责任编辑/宋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