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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的烟刚掉进了马桶里。当时我只是起身，准备去掏挂在墙上大衣口袋里的手机，嘴唇却抖了一下。那微弱的火星向下掉落，熄灭在我刚留下的液体里。我料到银耳会突然打来电话，我甚至彩排过我们该如何对话，但还是过于突然。我用无名指划过屏幕，指尖撑起手机，话筒那里先传来的却是她的哭声，呜呜咽咽，断断续续，一个音节贴着一个音节蹦出来，全是用汉字写不出的发音。我任着她呜咽，听着那些音节透过一个狭小的空间，传到另一个狭小的空间。
这不像她。但我没打断她，因为音节需要持续，而持续总是有限的。半晌，她才口齿不清地说出一句话，那句话是：“我爸去了。”
那半截烟头被强大的水流推着往更深处滚去，水流滚了一圈又一圈，环状的。最终，干涸的马桶发出了一声憔悴的嘶鸣。我有点疲倦，就像一幅并不满意的画刚画完，不是畅快而是疲倦的那种疲倦。我没有说话，只是伴着这嘶鸣叹了口气。
银耳把电话挂了。
玉田县似乎在衰败下去，河流夹在两边的楼里，显得无精打采。或许只是天阴的缘故，我的眼睛没钻进一点生机。事物总还是旧的事物，构成的元素总是那几类，但记忆不是。我回到玉田县的时候，银耳已经回广州了，她在微信里和我说，是因为双眼皮手术有一点问题，她打算回去做一个修补。再拖下去，夏天要来了，你知道的。她这样说。
是啊，我回复她。我知道的，南方的夏天。
我和银耳结识在南方的夏天，那里是银耳的舞台。银耳站在这舞台上，背对着观众，正对着我。我看着她全程咧着嘴笑，手挥舞得很用力，即使观众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四个小时后，上台领奖的银耳终于面朝观众，她的脸在军帽底下很有风采，就像我偷翻到奶奶藏着的旧画报上的人物，意气风发，向着新生活挥手。她咧开了嘴唇，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个笑容有什么问题，但我却看到了，她的笑容里有一道缝隙，即使她往这道缝隙填塞各种材料，还是有一些东西从这道缝隙里流了出来。
或许只有我看到了。四年后银耳躺在我身旁说，那天的合唱比赛，她一直很不舒服，因为他在底下。那天的合唱比赛，她上台拿的是二等奖，还仅是团体二等奖。这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
但我躺到她旁边，想起的是她在比赛时的笑容。她站在我面前挥着双手，我看到了有几个瞬间，她的嘴角松了，那是笑容太重，它却盛不住的瞬间;但很快，她又抬起了它。我那时候很好奇这个笑容，隐隐约约察觉到他的存在。他就挂在她的嘴角。
她曾经向我描摹过这个男人的长相，我借着她语言的笔在脑海画过几次肖像画。但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却发现那些肖像画通通不对，它们和我眼前见到的男人几乎没有一点重合之处。
叔叔好。我点点头，弯下腰脱鞋，高帮鞋的鞋带被我打成了死结，此刻连累我在玄关处弯成一条不礼貌的虾。银耳走到我身旁，弯下腰，单膝跪地，冰凉的大理石在她膝盖下映着我的脸。她两只手飞速转动，帮我把鞋带解开。站起来时她摸了摸我的头。我的短发被她双手摸丢了形状。
我的好哥们，她这样对着她父亲说。
我看到那位身材瘦小的男人，微笑着在注视我，然后拎起烧开的开水壶转身，往两只玻璃杯里倒水。银耳的同学，来坐，来坐。他把茶杯端到我面前。我站在银耳家的沙发边上，决定坐下来。拿起茶杯时，我的手臂扫过密封的茶叶罐和擦得发亮的茶具，差点把它们打翻。我太过紧张了。
或许他也看出了我的局促，打开了电视。电视里的主持人和观众都在努力笑着，笑得让人莫名其妙。他掏出了烟，点了起来，配合着电视节目的声音，问了我的高考成绩和志愿学校。你们不在同一座城市啊。他在烟雾里抬起了眼皮，看了银耳一眼。鼻翼宽大，下颌微凸，银耳也有着同样相似的下半张脸。
是啊。银耳的语气里带着一点失落。一种合力演出却迅速被人戳穿了的失落。
在我走进理发店前的四个小时，银耳和我吵了一架。当高考成绩隔着一块布满斑点的屏幕跳出来时，我的手心却发凉了。我踏进了本一线，她被隔在了本一线之外，仅差三分。她在一道线的后面望着我，我站在线前不知所措。
我和她坐在玉田县的河边，没有说话，她一根接着一根抽着烟，在缭绕的烟雾里不再熟稔地掏出笑容，而是紧锁着眉头。我不知道她眉头里装着的是什么，或许有一部分是对自己的失望，也有一部分是對我的失望。像是我抢走了她那三分，我一直愧疚地低着头。银耳把烟抽完了，捡起地上的烟头，用力往河里抛去。它们没有重量，在空气中零零星星地画着抛物线，很快就落进了水里。
你来读最好的专业。银耳站起来拍拍双手，像在抖落掉到掌心的烟灰。跟我同校。别读设计，读金融，留在广州很好找工作。她看了我一眼：当然，我只是建议。我突然觉得此情此景，曾经原原本本在我的记忆里发生过一遍。就在我选择放弃艺考前。银耳拉住了我，她说，别读艺术生，你在浪费你的成绩，把美术当作爱好，这样最好。
银耳唠叨了一整节晚自习，周围的同学纷纷向我们侧目。我们被赶到了楼道里。银耳坐在漆黑的楼梯上向我掰着手指算。我说过啊，我叔公和我爷爷完全不同，他们全家的命运也和我们全家不同。
我当时对高中日复一日的文化课感到厌倦。我游荡在另一个圈子里，它和银耳没有重叠。银耳对这个圈子嗤之以鼻。她说过很多次她不喜欢他们，他们没有前途。前途？我对银耳的这句话也嗤之以鼻。但我还是选择听她的话，中止了艺考的路线。
那年的高考人数有九百一十五万人，如果少了我一个，或许银耳就少了一个竞争者，可以选择的大学或许就更多一些。银耳为了我的未来高考失利了，我也应该为她而选择一所本二的学校。或许这样的逻辑更妥帖一些。
可是我还是想学设计。我说完这句话后，她没有直接回应我，只是在朝我眼睛深处看。我也没有转开眼睛，那一秒，我开始后悔了，因为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不好的信号。 果然，她的眼泪开始溢了出来，从眼眶里一点点往下落。我有点慌张，从口袋里掏出餐巾纸递给她，她没有接。半晌，她都没有说话。但我已经知道了，我不应该违背她，我违抗了我们原本约定好的逻辑。
随便你吧。银耳收起了眼泪，用这句话把我所有的话语都塞了回去。她直接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旁边淌着玉田的河。
我犹豫了一会，没有起身去追她。我继续坐在河边，拔着挠痒脚踝的杂草，过了一会，我起身走去理发店。我对理发师说，都剪掉吧。纤瘦而温柔的理发师有些惊讶地望着我，又问了我一遍。我说，全部，剪到和你一样的长度。出理发店时，我贪婪地大口呼吸外面的空气。经过的路人多看了我两眼，我却觉得脚步也轻快了起来。剪掉长发后，我报了一所长江边上的大学。
大地开始往上萌绿芽的时候，玉田县的空气里溢满了水蒸气的味道。我第一次见到银耳时，她的眼镜上正带着薄薄的一层水蒸气，遮住了玻璃后面的那双眼睛。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只看得到她的动作，她在操场上说话，动作夸张，她周围有几个女孩和男孩。她在笑，嗓音是磨砂材质的画纸。
我好奇地走近他们。银耳在说，四眼田鸡你见过吗？你吃过吗？周围一个瘦小的男孩钻到她身旁，四眼田鸡这么肥，只见过四眼肥鸡。他说罢，脚步轻快地跑远。银耳转身去追他，跑着跑着，却故意做出蛙跳的动作，激起周围一阵笑声。后来我才听到，他们正在叫她“四眼肥鸡”。只是一字之别。
银耳后来都没有吃过田鸡。她常常在看到泡椒牛蛙、水煮田鸡这类食物时，选择飞快地翻过这页，即便知道它们很美味。她只是直接说，它们很脏，全是细菌;仿佛多看两眼，那些细菌就会像春天玉田的水汽，蒙上她的眼睛。
只有我在玉田的夜晚捉到了正在奔跑的银耳。银耳穿着笨重的校服，戴着那副蒙着水汽的眼镜，在一片模糊的光影中向前跑去。偶尔她停下来，喘出的气息在夜色中成了一道烟，再化进了雾里。我坐在角落的单杠上，看着银耳奔跑的身影，她跑了一圈又一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
等到玉田的水汽都慢慢散去，玻璃也变得干净起来，我才逐渐看清了银耳的眼睛。她的头发越来越长，扎成一把薄薄的马尾。她在操场上跑步的姿势越来越灵活，马尾也随着后脑勺不断晃动，像白天那些跳动着的笑声。她终于也注意到了单杠上的身影，那是我。开始没有人叫她“四眼肥鸡”，那个外号就像青春期早期的潮动，来得快，去得也快，退潮时连带着岸边的石子消失得一干二净。
只有一块卷不走的礁石，永远立在岸上。银耳说，她父亲最开始在医院看到她的时候，差点晕了过去。这张缩小版的他的面孔，却安在一个女孩的脸上。他当时曾提议把我藏到乡下，好让我妈再生一个，谁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骂我。十四岁的银耳爬到了和我一样高度的单杠上，对着玉田的夜幕说话。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永远都只能有我一个孩子。银耳像在发表演说。
似乎作为报复，在厂里大院，三岁的银耳站在一群大人中间，在被询问“你爸在哪里”时，凭着直觉，她径直走向了厂书记，指着他叫了一声“爸爸”。最后是她父亲把她从地上用力抱起，在一片哄笑声中宣告他的主权。
那件事给他留下了心结，不管他承不承认。因为关于这一点，在她后来十几年的成长里被反复验证。她的称号一度被拉长为“没有良心的”五字，而她的名字，这个他看着地上那个塑料包装袋而取的名字，却被他弃之不用。他真这样叫你？我问。她点头。他怎么能这么称呼女儿啊？我扮演了一个不称职的听众，抛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句。
她父亲是家族里唯一一个只有女儿的男人。我第一次听到“家族”这个词时，吃了一惊。这么遥远而陌生的家庭指代。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银耳问我。这意味着家族到了他这里，就停止延续了，除非我招赘。现在想起来，这样的话语从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嘴里说出，带着莫名复杂的意义。在这个意义里，没有我的参与位置，我的存在，是一个意外里的意外。
那时的她就想得这样遥远，以至于她后来做的每一个选择题，都必须要往后做更远的逻辑推演，才能拿笔在括号里填上选项。我向来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总是在每个当下冒冒失失地选择，再冒冒失失地沿着前一个选择做后一个选择。
在家族的聚会上，银耳见到了她从香港赶来的大伯。他讲述八十年代他去广州做香菇生意的经歷。那是村庄里大兴种香菇的年代，而大伯摩拳擦掌，大胆地做起了生意。那是广州，八十年代的广州，一天卖香菇就能挣二百多元的广州。已经是一家食用菌厂老板的大伯拍着银耳的肩膀：当年你小屁孩的爸没有胆量，就留在玉田进工厂，混了半辈子混不出名堂。
银耳听到席间另一个亲戚大笑。如果当时你爸也做生意，就不会有你的出生了。银耳的上身坐得笔直，只是把肩膀向前移了一点，让那只手落空，又自然地滑了下来。
你知道，大人有时候爱开玩笑。我说。
虽然他在克制自己的目光，但我还是看出了，他的目光一直落在我额头以上的区域。他大概没有见过这个年龄的女孩留一头这么短的头发。
他终于还是问了，语气拉家常似的。为什么把头发剪这么短啊？特有的玉田人口音，“剪”字短得缩在一起，“短”字却拉得很长。
短发好，凉快，叔叔。剪完头发后，我每时每刻都在同情留了十几年长发的自己。
你家里面不生气？
人家喜欢。银耳的语气里却带着急音。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总是喜欢挑刺，总是喜欢剥开一团和气，去看里面藏着的那点不和谐，继而再把不和谐捧出来描述。
您说得对，上大学我就留长发。我无所谓他怎么看我的头发，只是拉住了银耳。我以为眼前的他会对银耳的急音发怒，继而在我眼前上演一场冲突，就像她每次给我描述的一样。但他只是轻轻而尴尬地一笑，眼角的皱纹就像一朵缩在一起的银耳。
这不像她。但我没打断她，因为音节需要持续，而持续总是有限的。半晌，她才口齿不清地说出一句话，那句话是：“我爸去了。”
那半截烟头被强大的水流推着往更深处滚去，水流滚了一圈又一圈，环状的。最终，干涸的马桶发出了一声憔悴的嘶鸣。我有点疲倦，就像一幅并不满意的画刚画完，不是畅快而是疲倦的那种疲倦。我没有说话，只是伴着这嘶鸣叹了口气。
银耳把电话挂了。
玉田县似乎在衰败下去，河流夹在两边的楼里，显得无精打采。或许只是天阴的缘故，我的眼睛没钻进一点生机。事物总还是旧的事物，构成的元素总是那几类，但记忆不是。我回到玉田县的时候，银耳已经回广州了，她在微信里和我说，是因为双眼皮手术有一点问题，她打算回去做一个修补。再拖下去，夏天要来了，你知道的。她这样说。
是啊，我回复她。我知道的，南方的夏天。
我和银耳结识在南方的夏天，那里是银耳的舞台。银耳站在这舞台上，背对着观众，正对着我。我看着她全程咧着嘴笑，手挥舞得很用力，即使观众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四个小时后，上台领奖的银耳终于面朝观众，她的脸在军帽底下很有风采，就像我偷翻到奶奶藏着的旧画报上的人物，意气风发，向着新生活挥手。她咧开了嘴唇，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个笑容有什么问题，但我却看到了，她的笑容里有一道缝隙，即使她往这道缝隙填塞各种材料，还是有一些东西从这道缝隙里流了出来。
或许只有我看到了。四年后银耳躺在我身旁说，那天的合唱比赛，她一直很不舒服，因为他在底下。那天的合唱比赛，她上台拿的是二等奖，还仅是团体二等奖。这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
但我躺到她旁边，想起的是她在比赛时的笑容。她站在我面前挥着双手，我看到了有几个瞬间，她的嘴角松了，那是笑容太重，它却盛不住的瞬间;但很快，她又抬起了它。我那时候很好奇这个笑容，隐隐约约察觉到他的存在。他就挂在她的嘴角。
她曾经向我描摹过这个男人的长相，我借着她语言的笔在脑海画过几次肖像画。但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却发现那些肖像画通通不对，它们和我眼前见到的男人几乎没有一点重合之处。
叔叔好。我点点头，弯下腰脱鞋，高帮鞋的鞋带被我打成了死结，此刻连累我在玄关处弯成一条不礼貌的虾。银耳走到我身旁，弯下腰，单膝跪地，冰凉的大理石在她膝盖下映着我的脸。她两只手飞速转动，帮我把鞋带解开。站起来时她摸了摸我的头。我的短发被她双手摸丢了形状。
我的好哥们，她这样对着她父亲说。
我看到那位身材瘦小的男人，微笑着在注视我，然后拎起烧开的开水壶转身，往两只玻璃杯里倒水。银耳的同学，来坐，来坐。他把茶杯端到我面前。我站在银耳家的沙发边上，决定坐下来。拿起茶杯时，我的手臂扫过密封的茶叶罐和擦得发亮的茶具，差点把它们打翻。我太过紧张了。
或许他也看出了我的局促，打开了电视。电视里的主持人和观众都在努力笑着，笑得让人莫名其妙。他掏出了烟，点了起来，配合着电视节目的声音，问了我的高考成绩和志愿学校。你们不在同一座城市啊。他在烟雾里抬起了眼皮，看了银耳一眼。鼻翼宽大，下颌微凸，银耳也有着同样相似的下半张脸。
是啊。银耳的语气里带着一点失落。一种合力演出却迅速被人戳穿了的失落。
在我走进理发店前的四个小时，银耳和我吵了一架。当高考成绩隔着一块布满斑点的屏幕跳出来时，我的手心却发凉了。我踏进了本一线，她被隔在了本一线之外，仅差三分。她在一道线的后面望着我，我站在线前不知所措。
我和她坐在玉田县的河边，没有说话，她一根接着一根抽着烟，在缭绕的烟雾里不再熟稔地掏出笑容，而是紧锁着眉头。我不知道她眉头里装着的是什么，或许有一部分是对自己的失望，也有一部分是對我的失望。像是我抢走了她那三分，我一直愧疚地低着头。银耳把烟抽完了，捡起地上的烟头，用力往河里抛去。它们没有重量，在空气中零零星星地画着抛物线，很快就落进了水里。
你来读最好的专业。银耳站起来拍拍双手，像在抖落掉到掌心的烟灰。跟我同校。别读设计，读金融，留在广州很好找工作。她看了我一眼：当然，我只是建议。我突然觉得此情此景，曾经原原本本在我的记忆里发生过一遍。就在我选择放弃艺考前。银耳拉住了我，她说，别读艺术生，你在浪费你的成绩，把美术当作爱好，这样最好。
银耳唠叨了一整节晚自习，周围的同学纷纷向我们侧目。我们被赶到了楼道里。银耳坐在漆黑的楼梯上向我掰着手指算。我说过啊，我叔公和我爷爷完全不同，他们全家的命运也和我们全家不同。
我当时对高中日复一日的文化课感到厌倦。我游荡在另一个圈子里，它和银耳没有重叠。银耳对这个圈子嗤之以鼻。她说过很多次她不喜欢他们，他们没有前途。前途？我对银耳的这句话也嗤之以鼻。但我还是选择听她的话，中止了艺考的路线。
那年的高考人数有九百一十五万人，如果少了我一个，或许银耳就少了一个竞争者，可以选择的大学或许就更多一些。银耳为了我的未来高考失利了，我也应该为她而选择一所本二的学校。或许这样的逻辑更妥帖一些。
可是我还是想学设计。我说完这句话后，她没有直接回应我，只是在朝我眼睛深处看。我也没有转开眼睛，那一秒，我开始后悔了，因为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不好的信号。 果然，她的眼泪开始溢了出来，从眼眶里一点点往下落。我有点慌张，从口袋里掏出餐巾纸递给她，她没有接。半晌，她都没有说话。但我已经知道了，我不应该违背她，我违抗了我们原本约定好的逻辑。
随便你吧。银耳收起了眼泪，用这句话把我所有的话语都塞了回去。她直接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旁边淌着玉田的河。
我犹豫了一会，没有起身去追她。我继续坐在河边，拔着挠痒脚踝的杂草，过了一会，我起身走去理发店。我对理发师说，都剪掉吧。纤瘦而温柔的理发师有些惊讶地望着我，又问了我一遍。我说，全部，剪到和你一样的长度。出理发店时，我贪婪地大口呼吸外面的空气。经过的路人多看了我两眼，我却觉得脚步也轻快了起来。剪掉长发后，我报了一所长江边上的大学。
大地开始往上萌绿芽的时候，玉田县的空气里溢满了水蒸气的味道。我第一次见到银耳时，她的眼镜上正带着薄薄的一层水蒸气，遮住了玻璃后面的那双眼睛。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只看得到她的动作，她在操场上说话，动作夸张，她周围有几个女孩和男孩。她在笑，嗓音是磨砂材质的画纸。
我好奇地走近他们。银耳在说，四眼田鸡你见过吗？你吃过吗？周围一个瘦小的男孩钻到她身旁，四眼田鸡这么肥，只见过四眼肥鸡。他说罢，脚步轻快地跑远。银耳转身去追他，跑着跑着，却故意做出蛙跳的动作，激起周围一阵笑声。后来我才听到，他们正在叫她“四眼肥鸡”。只是一字之别。
银耳后来都没有吃过田鸡。她常常在看到泡椒牛蛙、水煮田鸡这类食物时，选择飞快地翻过这页，即便知道它们很美味。她只是直接说，它们很脏，全是细菌;仿佛多看两眼，那些细菌就会像春天玉田的水汽，蒙上她的眼睛。
只有我在玉田的夜晚捉到了正在奔跑的银耳。银耳穿着笨重的校服，戴着那副蒙着水汽的眼镜，在一片模糊的光影中向前跑去。偶尔她停下来，喘出的气息在夜色中成了一道烟，再化进了雾里。我坐在角落的单杠上，看着银耳奔跑的身影，她跑了一圈又一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
等到玉田的水汽都慢慢散去，玻璃也变得干净起来，我才逐渐看清了银耳的眼睛。她的头发越来越长，扎成一把薄薄的马尾。她在操场上跑步的姿势越来越灵活，马尾也随着后脑勺不断晃动，像白天那些跳动着的笑声。她终于也注意到了单杠上的身影，那是我。开始没有人叫她“四眼肥鸡”，那个外号就像青春期早期的潮动，来得快，去得也快，退潮时连带着岸边的石子消失得一干二净。
只有一块卷不走的礁石，永远立在岸上。银耳说，她父亲最开始在医院看到她的时候，差点晕了过去。这张缩小版的他的面孔，却安在一个女孩的脸上。他当时曾提议把我藏到乡下，好让我妈再生一个，谁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骂我。十四岁的银耳爬到了和我一样高度的单杠上，对着玉田的夜幕说话。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永远都只能有我一个孩子。银耳像在发表演说。
似乎作为报复，在厂里大院，三岁的银耳站在一群大人中间，在被询问“你爸在哪里”时，凭着直觉，她径直走向了厂书记，指着他叫了一声“爸爸”。最后是她父亲把她从地上用力抱起，在一片哄笑声中宣告他的主权。
那件事给他留下了心结，不管他承不承认。因为关于这一点，在她后来十几年的成长里被反复验证。她的称号一度被拉长为“没有良心的”五字，而她的名字，这个他看着地上那个塑料包装袋而取的名字，却被他弃之不用。他真这样叫你？我问。她点头。他怎么能这么称呼女儿啊？我扮演了一个不称职的听众，抛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句。
她父亲是家族里唯一一个只有女儿的男人。我第一次听到“家族”这个词时，吃了一惊。这么遥远而陌生的家庭指代。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银耳问我。这意味着家族到了他这里，就停止延续了，除非我招赘。现在想起来，这样的话语从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嘴里说出，带着莫名复杂的意义。在这个意义里，没有我的参与位置，我的存在，是一个意外里的意外。
那时的她就想得这样遥远，以至于她后来做的每一个选择题，都必须要往后做更远的逻辑推演，才能拿笔在括号里填上选项。我向来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总是在每个当下冒冒失失地选择，再冒冒失失地沿着前一个选择做后一个选择。
在家族的聚会上，银耳见到了她从香港赶来的大伯。他讲述八十年代他去广州做香菇生意的经歷。那是村庄里大兴种香菇的年代，而大伯摩拳擦掌，大胆地做起了生意。那是广州，八十年代的广州，一天卖香菇就能挣二百多元的广州。已经是一家食用菌厂老板的大伯拍着银耳的肩膀：当年你小屁孩的爸没有胆量，就留在玉田进工厂，混了半辈子混不出名堂。
银耳听到席间另一个亲戚大笑。如果当时你爸也做生意，就不会有你的出生了。银耳的上身坐得笔直，只是把肩膀向前移了一点，让那只手落空，又自然地滑了下来。
你知道，大人有时候爱开玩笑。我说。
虽然他在克制自己的目光，但我还是看出了，他的目光一直落在我额头以上的区域。他大概没有见过这个年龄的女孩留一头这么短的头发。
他终于还是问了，语气拉家常似的。为什么把头发剪这么短啊？特有的玉田人口音，“剪”字短得缩在一起，“短”字却拉得很长。
短发好，凉快，叔叔。剪完头发后，我每时每刻都在同情留了十几年长发的自己。
你家里面不生气？
人家喜欢。银耳的语气里却带着急音。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总是喜欢挑刺，总是喜欢剥开一团和气，去看里面藏着的那点不和谐，继而再把不和谐捧出来描述。
您说得对，上大学我就留长发。我无所谓他怎么看我的头发，只是拉住了银耳。我以为眼前的他会对银耳的急音发怒，继而在我眼前上演一场冲突，就像她每次给我描述的一样。但他只是轻轻而尴尬地一笑，眼角的皱纹就像一朵缩在一起的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