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不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创作者，这条路走得也算磕磕绊绊。这里的得天独厚或许含义丰富，天何指，厚何指，都有多种解释。最初创作的热情来源于阅读，在漫无边际的文字海洋里，偶遇自己偏爱的风格。譬如读王祥夫先生的《婚宴》，陶醉于其中一个接着一个衔接自然的细节。作者能对一场乡间婚宴如此了如指掌，而这又不全然是虚构，每道菜的制作过程、人物的每个转身，都明显透露出作者把控场面、人物的老道能力。介于真实与虚构的中间地带，填着作者的性情态度，所以更打动我的其实是文字背后那双观察的眼睛。他在看，在思索。
　　 创作冲动正是从这一个又一個的句号开始，向着我涌动而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愿意成为这样一员，去描摹和记录我所处的时代，并且相信纠缠于细节的作者会有一双能看清世间百态的眼睛，和一个容量庞大的胸襟。前者为他捕捉到大部分世人所忽略的细节，后者让他下笔时能包容那所有的污浊和清新。每一天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灵感，像雨天的芦苇叶梢上，一滴接着一滴滚落的水珠，常常滴不成形，但也拾起留着。对细节的迷恋首先在于触感上，它源源不断。但，水珠子能有多大。一提笔便会发现，不论是眼睛，还是笔，能看到的东西还是有限。
　　 停过笔，认真思考过这个被许多人谈论过的困境。其实这也正是所有“九○”一代作者可能共有的，经验的重复和匮乏。这代人的探索紧跟在“八○”一代之后，经验似乎要被写尽：或不断内转，从西方小说中学习经验和技艺，追求精熟的内部结构;或架空现实，从类型小说中提取模式和资源，搭建视听网娱的世界。精英们哀叹，思想场上一片荒野，这其中必有一种病症，或出自作家自己，或出自时代本身。文学似乎枯竭，非虚构和科幻赢得了更多泪水和掌声。在新世纪熙熙攘攘的商品浪潮里，在技术飞速的更迭中，“九○后”一代长大了，也惶惑了。
　　 他们是城市化浪潮下的儿女。十岁以前，我几乎没有城市的经验。因为父母工作原因，住过山里的矿山，住过海边的乡村，住过武夷山脚下的村庄，也住过内陆县城。一线、二线、三四线、十八线城市，山里的海边的农村，我都待过或长或短的时间。这样的空间经验是开阔的，也是封闭的，我仍然在校园里度过绝大多数的时光。我热爱校园，以为清空自己、大量阅读，可以让自己看清眼前的逻辑，思索更深的问题。但当窗外搭起脚手架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距离所关心的群体，仍然完全隔离。
　　 去年外头的大楼，短短几月，一步步被工人们包上墨绿的罩子和盘根错节的竹架，一天一天看不出原来的模样。那些一个人占用一间自习室的周末，外面的工人正在搭着脚手架，他们在二楼窗外走过，彼此竟也不会干扰。
　　 我听不出他们的口音，只是耳朵里的雷达居然敏锐地捕捉到“毛片”二字，第一反应是笑了笑，下一秒才明白，他们说的是放在脚下帮助他们攀登的毛片垫子，让他们一步一步爬上竹架，在上面自如行动。书斋里的人，只能用自己故作的姿态去“理解”他们，继而在头脑疲惫之余，与坐在泥土渣边上吃着快餐的他们毫无交集地擦肩而过而已。他们不会知道阴冷房间里那个讲着蹩脚英语的是哪位学生，而我也不知道在窗外飞檐走壁过的是哪只身影。
　　 但在这样的情境下，我居然在多年前写出一篇名为《活动板房》的小说，惶惑直指台风后流传在朋友圈内的一个小视频，视频里一个活动板房被大风直接掀翻，又戛然而止在拍摄者的惊叫声里。小说阴差阳错与《西湖》擦肩而过，不知是憾是幸。但其实通篇只有一句值得看，那就是作为移动电视频道作者的“我”面对摄影师的求爱，心里只是想：“他懂得我的喜好，懂得我的想法，懂得我所有的点子，最终应该如何被成功地收集、剪辑。可是然后呢？他并不知道我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是那个被吹走的活动板房，那个被吹走的人生。”可这样的内心活动，放在篇末，如点题一般，仍旧轻飘飘——“但我把这句子全部吞进了肚子，因为他又一定会反驳说他知道，他知道我们足以成为朋友。”我吞进了句子，是因为我真怕，真怕一落笔，就发现脑海里所谓开阔而明亮的世界，不过如罩上毛片垫子一般局促而狭小。
　　 今年才读到王安忆八十年代的《窗外搭起脚手架》，隔着时空会心一笑。日常生活里的幽微是大多女作家所熟稔的题材，因为生活深处的异质因子、琐碎荒芜成为了英雄们休憩的场所，女作家敏锐的视角发现这些细微的能量，收集在一起，竟也成了如张爱玲所说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最初也是这份幽微吸引我进入文学的殿堂，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拉扯和干预，如纤维一般缠绕细腻。另一面则是故事里的逻辑，扣牢滚动，如齿轮一般严谨细密，却也允许粗糙的气息。在怀疑的时刻，我看到从文字到影像——文学和电影，我最钟爱的两种艺术形式——在溢满“陈词滥调”和“徒劳之气”的形而上世界，仍有创作者们前赴后继。譬如我心目中2018年最出色的两部国产电影，《大佛普拉斯》和《暴裂无声》，都溢出于创作者自身的痛苦和困惑。他们放下自己，同时如同一个闯关者，在多重语境下寻找自己的声音。他们看到了更广意义上的当代，为失语者发声，为无权者谋正义。他们知道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没有答案，许多病症没有解药，但还是找到了一个容器、一个外壳，去摆脱“陈词滥调”和“徒劳之气”。
　　 所以记录仍有意义，不应放弃。我所处的时代，一切正在被新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式所重新结构，这是我丰富的空间经验所带给我的，最为笃定的判断。这里面的激变是磅礴的。他们在迁徙，而我也在一路迁徙。城市化浪潮的儿女，已经把故乡丢进了清晨七点钟拥挤的地铁里。我也在一座脚手架上攀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目睹了许多困境，自己也身处困境，而直面困境，或许能给我执笔思考的勇气;而执笔思考，也让我更有勇气直面困境。或许这个视角让我成为了低配版的城市漫游者，我尝试书写我眼中的上海，以自己的方式听着这座城市脉搏，咚、咚、咚，它就跳动在我的文字里。它依旧是一个充满着故事的城市，如何去书写，或许还可以从新的视角切入。外滩边的轮船的汽笛声，在陆家嘴上空划出了一张玻璃罩。人人都在罩内，人人也都在罩外看自己。
　　 历史也是环环相扣的齿轮，一步步推衍到当下每个个体的细微举措。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在如今又有了更复杂的展示形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科技也在一步步试探进人性深处，如同对舞，舞姿缭乱。现实世界明明充满着巨大的文学能量，而年轻一代人其实并非缺乏经验，而是停滞了尝试和实践。文学的任务是赋予现实以形式，由创作者的触点、痛点出发，与阅读者的生活发生共鸣。我想让自己的记录能有这样的能量，能出入于宽阔和细腻之间，呈现这个时代的磅礴与幽微。尽管艰难，但仍愿意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