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多丽丝·莱辛在《金色笔记》中塑造了拥有明确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安娜，她在摆脱了家庭束缚获取自身独立平等的存在之后，却陷入了更多的困境之中。莱辛借此对女性解放进行了探索，认为女性最终的解放不仅仅是走出家庭获取独立平等，而是必须与整个社会的解放密切联系。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 《金色笔记》 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以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摔门而出，门关闭时发出的巨响震动了整个世界的心灵，宣告着妇女的觉醒。而觉醒之后的女性解放之路在哪里呢？鲁迅先生的回答是：“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9世纪中期，社会没有为女性提供独立的经济条件，因此出走后的娜拉其实是无路可走。20世纪中期，女性各方面的地位不断提高，此时出走后的娜拉们有了更多的道路可以选择，同时也面对着诸多的矛盾和困境。
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结婚仅一年便离了婚，之后便独自带着女儿生活，未再婚。她有过一个情人迈克尔，与其分手后又陆续有过几个男性。她成为了一名作家，写过一本畅销小说；她加入过共产党，为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而奋斗，安娜无疑是打破了传统女性角色模式的“自由女性”。传统文化将女性角色更多定位于家庭，女性的价值和意义被预设和固定为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等层面。但安娜“一直拒绝按照书本上的教条生活”，她对传统文化规范采取了背离的态度。她抛弃了婚姻，从家庭这个狭小的空间走了出去，去追寻属于自己独立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不再成为男性依附性的存在。因此，她享有了传统女性难以企及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独立和自由：她靠写作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不必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她可以自由创作；没有婚姻的束缚，她对男人的选择更多基于情感，这相对于受制于传统婚姻无法追求真爱的女性来说，她的情感是很自由的；她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希望通过加入共产党以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她的入党和退党完全取决于自己对这一信仰的坚信或怀疑，这也是自由的。安娜所获得的写作自由、情感自由、政治自由，是觉醒后离家出走的现代女性自我价值和意义的确证，同时也是女性平等权利的获取。
女性作为长期受歧视和压制的“第二性”，渴望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乃至生理等领域内获得与男性的平等权利。尽管女权主义流派繁多、主张各异，但她们都将改变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作为奋斗的目标，将女性的平等作为女性最终的解放之路。女性主义“简单地讲，它是指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一种信仰和行动”。以此而论，安娜无疑是觉醒而又彻底解放了的女性，她可以和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事业——写作，可以和男性一样谋求改变整个社会——入党，可以和男性一样拥有爱情婚姻的自主和自由。但莱辛在描写了安娜的平等自由独立的同时，却又更多去书写了她面临的困境：写作陷入枯竭，入党终又退党，爱情来了又去。安娜所追求的政治自由、写作自由、爱情自由均未能真正实现。“自由女性”似乎并不自由，解放之路也似乎是一条死路。对此，学界探讨颇多，且结论较趋于一致，均认为莱辛对自由女性之不自由的生存境况的描写，旨在对女性争取自由的解放之路提出异议，并进而对整个女权运动和女权理论加以质疑。此结论值得商榷。莱辛本人确曾公开表示不赞同女权运动，也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打上女性主义的标签：
“妇女解放运动不会取得多大成就，原因并不在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有什么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耳闻目睹的，社会上的政治大动荡已经把世界组合成一个新的格局，等到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假如能够胜利的话，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也许会显得微乎其微、离奇古怪。”
这段话明确地表达了莱辛对女性解放的观点，她认为女权运动以妇女解放为目的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应仅仅局限于女性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应以整个社会的解放为前提，女性解放应融入社会解放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之中。莱辛描写觉醒后的安娜陷入困境，并不是以此否定女权运动所追求之女性解放这一目标，而是表达了自己对于女性解放道路的新的探索，即女性走出家庭面对整个社会后，女性的解放就必然离不开社会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莱辛与女权运动的实质是殊途同归的。
在《金色笔记》中，莱辛所塑造的作家安娜曾写过一部畅销小说《战争边缘》，这部作品讲述了由于种族偏见所导致的爱情悲剧。可见，安娜的创作超越了一般女性仅仅描写私人情感的狭小范围，而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更为宽泛的种族问题。有电影导演希望翻拍这部小说，但要将作品完全庸俗化为普通的爱情故事而舍弃其严肃的种族观念，安娜加以了拒绝。安娜是一位具有自省意识的作家，她善于观察、思维敏捷、思想深刻，对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着清晰的认识，她的作品并不是为了媚俗和从众，而是要创作出“那种充满了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作品”。可见，安娜是希望创作出具有深邃思想、对人类进行普遍观照、能产生积极意义的作品来。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到处充满了战争、邪恶和苦难，根本没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确立，因此，安娜难以再进行创作。安娜难以写作的困境，不是女性这一性属所致，而是一个在无意义的社会中努力寻求意义的人所面对的困境。安娜不仅希望借助于创作实现自己的价值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她还参加政治活动，希望对社会能有实质性的改变。她在非洲殖民地加入了共产党，像许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安娜热忱地投入了谋求社会变革的政治活动中，希望为社会的自由和民主贡献自己的力量。但面对殖民地诸多的问题，面对现实的黑暗，安娜们却无力改变。困惑、疑虑、彷徨、失望，各种情绪纷至沓来，安娜忍受着巨大的煎熬。一方面，面对着世间的剥削压迫、冲突动乱，她为自己的中产阶级生活而内疚；另一方面，安娜对世界大同的理想，对左派事业仍抱有一种希望和憧憬。这种思想上的折磨，使安娜对自己事业的信心也几乎消磨殆尽，于是她最终脱离了党组织。事实上，安娜的两度入党与退党，其政治信仰的破灭，不独为女性所有，而是一个在芜杂纷扰的社会努力追求信仰却最终失败的人所面临的困境。
而在两性关系中，安娜不愿意再充当第二性，成为依附于男性的弱者和局限于家务的主妇。她试图在两性关系中保持自我，维护自身的价值和独立自主。而“男权制的核心是对男性特权和权力的维护和将其合理化”，在这种文化观念下，男性努力维护其特权和统治地位，贬抑女性的价值和能力。迈克尔总是取笑安娜的“女作家”身份，并认为“每个有头脑的男人都懂得，一旦女人在他面前表现得太能干，他们分手的时候也就到了”。索尔也曾指责安娜写过一本书这一事实是“对我的男性优越感的挑战”。并明确表示“事实上我喜欢女人做二等公民的社会，我就喜欢当头儿听好话”。男性贬抑女性的价值，不过是想借此让女性退回到传统文化赋予她们的角色中去。因此，安娜在与迈克尔交往的五年中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每天早上六点，她的神经便不由自主地绷紧，因为她必须要高效率地完成许多事情：给孩子穿衣服，让她吃早饭并送她上学；给迈克尔做早饭等等，而迈克尔则只需要舒服地躺在床上享受安娜高效率创造的劳动成果。在与索尔的交往中，后者也命令安娜去给他煮咖啡，因为“在生活中这应该是你的事”。而作为拥有明确主体意识的女性，安娜不愿再屈从于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于是她对每天的家务劳作充满了怨恨，怨恨将许多的时间花在了琐碎的小事上，更怨恨男女间的不公平，男人“身边有秘书、保姆和为之服务的各种各样的女人，这些人替他们承担了生活的重荷”。安娜也指责索尔对女性的物化，将女性仅仅当作观赏的对象：
“你从来不说一位女人，你总是说骚货、娼妇、甜妞、小妞，你大谈什么屁股、奶子，每次你提到女人，我听来要么像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要么是一堆被肢解的女人的胸啦，大腿啦，屁股啦什么的。”
安娜清楚地意识到男女不平等的地位以及男性对女性的贬抑，因而时时警惕、不断抗争，努力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平等。她对索尔灵肉背离的行为以及对自己的背叛充满了怨愤和强烈的指责，这既是女性对灵肉专一的爱情的追寻，更是对女性平等地位的抗争和维护。在她所撰写的小说中，她以自己为原型所塑造的爱拉这一女性形象，在爱情中努力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判断，不愿意为迎合男性而改变，更不愿意将自身的价值附着在男性之上，“我就是我，如果他不喜欢，那他也只好忍着”，最终安娜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却是以爱情和婚姻的缺失为代价。这两者安娜只能取其一。因为男人们仍旧抱着陈腐的男权文化观念不放，仍旧以传统文化规范去定义和鉴别女人，于是安娜这样的自由女性虽然争得了自由，但却得不到男性的认同。正如朱丽娅所说的：
“自由！要是他们仍老样子，我们自由了又有什么用？我可以对天发誓，他们每一个人，甚至那些最优秀的，对于什么是好女人坏女人，都依然抱着陈腐的观念。”
于是，安娜的爱情总是走向分离，而婚姻更是遥遥无期。因此，女性要解放，离不开男性的解放，只有男性挣脱了父权文化观念的束缚，重新看待女性，女性才能最终获得幸福，男女两性也才能和谐相处。
安娜从家庭这个狭小的空间走了出来，去追寻属于自身的更为广阔的价值和意义。她渴望通过写作来观照这个世界，通过加入共产党来改变这个世界，但她对自身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被整个社会的无意义无价值所消融，写作、政治追求都走向了破灭；她努力追寻着真正的爱情平等的婚姻，但她对爱情婚姻的追寻被整个男权文化化为泡影。安娜的困境不独为女性所遭遇的，而是整个社会时代加诸于人类身上的困境，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之所以许多学者会将安娜所面临的困境仅仅局限于女性而未延伸至更为宽泛的人类和社会，并由此认为莱辛通过安娜这一形象是在否定“自由女性”的解放和女权运动，其原因正在于研究者忽略了作品中众多的男性形象的塑造。作品中的许多男性也和安娜一样努力追寻人生的意义：或加入共产党，或进行写作，但最后这一切都走向了破灭，许多人陷入了绝望之中。男人们也在追寻着爱情，但面对女人的日益独立和强大，死守着传统观念的男人或无法勃起，或选择逃避，他们也终将被爱情所抛弃。鲁迅先生曾说娜拉之所以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原因之一在于“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女性在离家出走之后，固然可以获得自由独立和平等，但同时她们也将面对整个社会的苦难、邪恶、战争、迷惘，等等。女性如果不能承受这一切，她们便只能选择重返家庭这个安稳的港湾。同时，女性在背离传统文化赋予她的角色和价值之后，必然会寻求新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一个消解一切价值和信仰的社会时代氛围中，女性也将如安娜般陷入意义缺失的困境之中。因此，女性离家出走只是迈出了女性解放的第一步，最终的解放之路是与整个社会的改变以及整个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女性“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这就是莱辛为女性解放所提供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米兰·昆德拉，许钧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3]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和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4] 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
[5] 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陈莉，女，1979—，四川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女性主义、叙事学、欧美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 《金色笔记》 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以巨大的力量和勇气摔门而出，门关闭时发出的巨响震动了整个世界的心灵，宣告着妇女的觉醒。而觉醒之后的女性解放之路在哪里呢？鲁迅先生的回答是：“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9世纪中期，社会没有为女性提供独立的经济条件，因此出走后的娜拉其实是无路可走。20世纪中期，女性各方面的地位不断提高，此时出走后的娜拉们有了更多的道路可以选择，同时也面对着诸多的矛盾和困境。
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结婚仅一年便离了婚，之后便独自带着女儿生活，未再婚。她有过一个情人迈克尔，与其分手后又陆续有过几个男性。她成为了一名作家，写过一本畅销小说；她加入过共产党，为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而奋斗，安娜无疑是打破了传统女性角色模式的“自由女性”。传统文化将女性角色更多定位于家庭，女性的价值和意义被预设和固定为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等层面。但安娜“一直拒绝按照书本上的教条生活”，她对传统文化规范采取了背离的态度。她抛弃了婚姻，从家庭这个狭小的空间走了出去，去追寻属于自己独立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不再成为男性依附性的存在。因此，她享有了传统女性难以企及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独立和自由：她靠写作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不必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她可以自由创作；没有婚姻的束缚，她对男人的选择更多基于情感，这相对于受制于传统婚姻无法追求真爱的女性来说，她的情感是很自由的；她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希望通过加入共产党以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她的入党和退党完全取决于自己对这一信仰的坚信或怀疑，这也是自由的。安娜所获得的写作自由、情感自由、政治自由，是觉醒后离家出走的现代女性自我价值和意义的确证，同时也是女性平等权利的获取。
女性作为长期受歧视和压制的“第二性”，渴望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乃至生理等领域内获得与男性的平等权利。尽管女权主义流派繁多、主张各异，但她们都将改变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作为奋斗的目标，将女性的平等作为女性最终的解放之路。女性主义“简单地讲，它是指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一种信仰和行动”。以此而论，安娜无疑是觉醒而又彻底解放了的女性，她可以和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事业——写作，可以和男性一样谋求改变整个社会——入党，可以和男性一样拥有爱情婚姻的自主和自由。但莱辛在描写了安娜的平等自由独立的同时，却又更多去书写了她面临的困境：写作陷入枯竭，入党终又退党，爱情来了又去。安娜所追求的政治自由、写作自由、爱情自由均未能真正实现。“自由女性”似乎并不自由，解放之路也似乎是一条死路。对此，学界探讨颇多，且结论较趋于一致，均认为莱辛对自由女性之不自由的生存境况的描写，旨在对女性争取自由的解放之路提出异议，并进而对整个女权运动和女权理论加以质疑。此结论值得商榷。莱辛本人确曾公开表示不赞同女权运动，也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打上女性主义的标签：
“妇女解放运动不会取得多大成就，原因并不在于这个运动的目的有什么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耳闻目睹的，社会上的政治大动荡已经把世界组合成一个新的格局，等到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假如能够胜利的话，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也许会显得微乎其微、离奇古怪。”
这段话明确地表达了莱辛对女性解放的观点，她认为女权运动以妇女解放为目的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应仅仅局限于女性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应以整个社会的解放为前提，女性解放应融入社会解放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之中。莱辛描写觉醒后的安娜陷入困境，并不是以此否定女权运动所追求之女性解放这一目标，而是表达了自己对于女性解放道路的新的探索，即女性走出家庭面对整个社会后，女性的解放就必然离不开社会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莱辛与女权运动的实质是殊途同归的。
在《金色笔记》中，莱辛所塑造的作家安娜曾写过一部畅销小说《战争边缘》，这部作品讲述了由于种族偏见所导致的爱情悲剧。可见，安娜的创作超越了一般女性仅仅描写私人情感的狭小范围，而是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更为宽泛的种族问题。有电影导演希望翻拍这部小说，但要将作品完全庸俗化为普通的爱情故事而舍弃其严肃的种族观念，安娜加以了拒绝。安娜是一位具有自省意识的作家，她善于观察、思维敏捷、思想深刻，对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着清晰的认识，她的作品并不是为了媚俗和从众，而是要创作出“那种充满了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作品”。可见，安娜是希望创作出具有深邃思想、对人类进行普遍观照、能产生积极意义的作品来。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到处充满了战争、邪恶和苦难，根本没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确立，因此，安娜难以再进行创作。安娜难以写作的困境，不是女性这一性属所致，而是一个在无意义的社会中努力寻求意义的人所面对的困境。安娜不仅希望借助于创作实现自己的价值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她还参加政治活动，希望对社会能有实质性的改变。她在非洲殖民地加入了共产党，像许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安娜热忱地投入了谋求社会变革的政治活动中，希望为社会的自由和民主贡献自己的力量。但面对殖民地诸多的问题，面对现实的黑暗，安娜们却无力改变。困惑、疑虑、彷徨、失望，各种情绪纷至沓来，安娜忍受着巨大的煎熬。一方面，面对着世间的剥削压迫、冲突动乱，她为自己的中产阶级生活而内疚；另一方面，安娜对世界大同的理想，对左派事业仍抱有一种希望和憧憬。这种思想上的折磨，使安娜对自己事业的信心也几乎消磨殆尽，于是她最终脱离了党组织。事实上，安娜的两度入党与退党，其政治信仰的破灭，不独为女性所有，而是一个在芜杂纷扰的社会努力追求信仰却最终失败的人所面临的困境。
而在两性关系中，安娜不愿意再充当第二性，成为依附于男性的弱者和局限于家务的主妇。她试图在两性关系中保持自我，维护自身的价值和独立自主。而“男权制的核心是对男性特权和权力的维护和将其合理化”，在这种文化观念下，男性努力维护其特权和统治地位，贬抑女性的价值和能力。迈克尔总是取笑安娜的“女作家”身份，并认为“每个有头脑的男人都懂得，一旦女人在他面前表现得太能干，他们分手的时候也就到了”。索尔也曾指责安娜写过一本书这一事实是“对我的男性优越感的挑战”。并明确表示“事实上我喜欢女人做二等公民的社会，我就喜欢当头儿听好话”。男性贬抑女性的价值，不过是想借此让女性退回到传统文化赋予她们的角色中去。因此，安娜在与迈克尔交往的五年中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每天早上六点，她的神经便不由自主地绷紧，因为她必须要高效率地完成许多事情：给孩子穿衣服，让她吃早饭并送她上学；给迈克尔做早饭等等，而迈克尔则只需要舒服地躺在床上享受安娜高效率创造的劳动成果。在与索尔的交往中，后者也命令安娜去给他煮咖啡，因为“在生活中这应该是你的事”。而作为拥有明确主体意识的女性，安娜不愿再屈从于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于是她对每天的家务劳作充满了怨恨，怨恨将许多的时间花在了琐碎的小事上，更怨恨男女间的不公平，男人“身边有秘书、保姆和为之服务的各种各样的女人，这些人替他们承担了生活的重荷”。安娜也指责索尔对女性的物化，将女性仅仅当作观赏的对象：
“你从来不说一位女人，你总是说骚货、娼妇、甜妞、小妞，你大谈什么屁股、奶子，每次你提到女人，我听来要么像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要么是一堆被肢解的女人的胸啦，大腿啦，屁股啦什么的。”
安娜清楚地意识到男女不平等的地位以及男性对女性的贬抑，因而时时警惕、不断抗争，努力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平等。她对索尔灵肉背离的行为以及对自己的背叛充满了怨愤和强烈的指责，这既是女性对灵肉专一的爱情的追寻，更是对女性平等地位的抗争和维护。在她所撰写的小说中，她以自己为原型所塑造的爱拉这一女性形象，在爱情中努力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判断，不愿意为迎合男性而改变，更不愿意将自身的价值附着在男性之上，“我就是我，如果他不喜欢，那他也只好忍着”，最终安娜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却是以爱情和婚姻的缺失为代价。这两者安娜只能取其一。因为男人们仍旧抱着陈腐的男权文化观念不放，仍旧以传统文化规范去定义和鉴别女人，于是安娜这样的自由女性虽然争得了自由，但却得不到男性的认同。正如朱丽娅所说的：
“自由！要是他们仍老样子，我们自由了又有什么用？我可以对天发誓，他们每一个人，甚至那些最优秀的，对于什么是好女人坏女人，都依然抱着陈腐的观念。”
于是，安娜的爱情总是走向分离，而婚姻更是遥遥无期。因此，女性要解放，离不开男性的解放，只有男性挣脱了父权文化观念的束缚，重新看待女性，女性才能最终获得幸福，男女两性也才能和谐相处。
安娜从家庭这个狭小的空间走了出来，去追寻属于自身的更为广阔的价值和意义。她渴望通过写作来观照这个世界，通过加入共产党来改变这个世界，但她对自身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被整个社会的无意义无价值所消融，写作、政治追求都走向了破灭；她努力追寻着真正的爱情平等的婚姻，但她对爱情婚姻的追寻被整个男权文化化为泡影。安娜的困境不独为女性所遭遇的，而是整个社会时代加诸于人类身上的困境，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之所以许多学者会将安娜所面临的困境仅仅局限于女性而未延伸至更为宽泛的人类和社会，并由此认为莱辛通过安娜这一形象是在否定“自由女性”的解放和女权运动，其原因正在于研究者忽略了作品中众多的男性形象的塑造。作品中的许多男性也和安娜一样努力追寻人生的意义：或加入共产党，或进行写作，但最后这一切都走向了破灭，许多人陷入了绝望之中。男人们也在追寻着爱情，但面对女人的日益独立和强大，死守着传统观念的男人或无法勃起，或选择逃避，他们也终将被爱情所抛弃。鲁迅先生曾说娜拉之所以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原因之一在于“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女性在离家出走之后，固然可以获得自由独立和平等，但同时她们也将面对整个社会的苦难、邪恶、战争、迷惘，等等。女性如果不能承受这一切，她们便只能选择重返家庭这个安稳的港湾。同时，女性在背离传统文化赋予她的角色和价值之后，必然会寻求新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一个消解一切价值和信仰的社会时代氛围中，女性也将如安娜般陷入意义缺失的困境之中。因此，女性离家出走只是迈出了女性解放的第一步，最终的解放之路是与整个社会的改变以及整个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女性“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这就是莱辛为女性解放所提供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米兰·昆德拉，许钧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3] 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和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4] 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
[5] 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陈莉，女，1979—，四川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女性主义、叙事学、欧美文学、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