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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旗手和领袖，庞德因其长篇史诗《诗章》享誉文坛，在翻译领域，庞德的细节翻译理论又为《诗章》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路径。在此论文之中，笔者撷取《诗章四十九》对《诗章》的翻译进行了初步探索，试图统筹原文、作者、原始文化、译语文化、译语读者、译者等各个因素在文本翻译中的作用，批判性地分析了郑建青老师的译本，期望对《诗章》的重译作出一定贡献。
关键词：庞德；《诗章四十九》；翻译初探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殿堂中的奇葩，从理论到实践都成就斐然。纽马克的关联翻译理论、奈达的读者反映论对诗歌翻译路径的探索，文化学派推崇的文化回归以及译界对归化、异化的再思考为诗歌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撑。翻译生态环境理论明确了诗歌翻译的应有之义。翻译生态环境理论肯定了原文、作者、原始文化、译语文化、译语读者、译者等多个因素在翻译之中的综合作用。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特殊形式，有着更为复杂的环境系统因素。文学翻译的特殊性首先是由文学的艺术性决定的。另外就文学的语言特征而言，词语的言外之意总会得到彰显，甚至会出现多层次意义的交织与辉映。文学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手段，使原本清晰的意义变得模糊，原本确定的意义变得开放，这也是文学的美学价值所在。再者作者的意识形态、精神气质、表达习惯形成了作品的风格，文学翻译注重对风格的传递。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译者，应该能动地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就文学翻译而言，应首先对文本的语言、文化内涵、作者风格进行综合分析，在理解的基础上界定翻译的生态环境，再对翻译策略、方法、文本意义、译作风格进行选择，之后力所能及地进行基于这种选择的目标语转换。
一、《诗章》作者分析
庞德是诗歌形式主义大师，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作为意象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艺术灵感与中国古诗意象密不可分。而作为一名翻译家，他的代表作《华夏集》、《诗章》等践行了他的翻译思想，即译者需要传达原作者的思想状态，完美再现原作的精神，得其意而忘其形。
庞德一个独特的翻译方法是他是根据别人的注释和直译来翻译的。这就导致他在翻译中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创作”。他主张译诗应实现原诗的整体效果，而非意义对意义、韵律对韵律、节奏对节奏的对应。为了实现这种效果，他甚至删去、夸张了原诗的某些特征，而突出或强调诗的另一些特征。
翻译庞德的作品时，应重视他自身的翻译思想，这不仅出于对作者的尊重，也因为作者的翻译思想会隐性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形成部分隐性意义和风格价值。
二、《诗章》作品分析
庞德的《诗章》是一部现代主义巨作，耗时半个世纪，共117章，使用了18种语言，其中用典错综复杂，部分内容晦涩艰深，令人叹为观止。首先看看诗人自己对作品的描述，1944年，他对《诗章》的读者说，“40年来，我一直在教训自己，不要写一部美国或其它任何一国的经济史，而是要写一部史诗，一部从‘黑暗森林’开始，穿越人类错误的炼狱而在光明中结束的史诗。”由此，《诗章》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和政治主题。他所谓“黑暗森林”，揭露了现代西方社会唯利是图的贪婪和破坏性。他所谓“光明世界”，则是将目光投注于东方的孔孟之道，认为儒学伦理是古代东方文明繁荣昌盛的原因，也是现代西方社会失落文明的救赎。
就诗人的表现手法而言，除了意象派常用的省略、隐喻、并置、断续之外，诗章具有鲜明的破碎性（fragmentation）。正如诗人所言，“诗章的第一部分是筹备调色板。根据诗歌的需要，我必须准备好各种各样的颜料和成分。”在创作之中，诗人将这些颜色一块块涂抹到画布上，不同色彩之间轮廓模糊，甚至毫无过渡和关联。
米兰·昆德拉曾经指出，文学翻译中常犯的错误是译者常常将作者的风格和优美性混淆，而在一定程度上，某种有价值的作品恰恰违背了优美的风格，而他的艺术价值和独到之处也正体现在他的违背上。《诗章》中，诗人违背了当时强调韵律和节奏、空洞、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风，诗歌内容平民化，语言清晰、准确、简洁。
三、《诗章四十九》翻译初探
庞德的《诗章四十九》是《诗章》的第四十九篇。据西方叶维廉等学者考证，这首诗由十个诗节构成，前六诗节基于庞德父母赠与他的一本配画诗册，里面是一个名叫佐佐木玄龙的日本人画的潇湘八景，每张画上都题有汉诗和日本诗。其中汉诗部分来自中国北宋年间宋迪绘制的潇湘八景。第七个诗节是庞德自创，第八诗节是日本皇帝的诗，第九个诗节是庞德根据费诺罗萨的手稿翻译的，八九两个诗节的内容分别来源于中国古典名著《尚书》之中的《卿云歌》和《击壤歌》。最后的诗节又是庞德自创。
据查，庞德曾将这八首汉诗交给曾宝荪女士英译，而后在其英译诗和画作的基础上创作了这篇诗的前六节。所以在前六节诗的处理上，我们应该首先考虑译出诗画合一的意境之美，其次应该传达的是作者断续、破碎、交叠的语言特色并由此衍生的清新隽永、意味深长的审美效果。继前六节诗写景之后，后四节开始说理抒情。第七节是个略显突兀的割裂，也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在一片悠然闲适的美景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创造财富的国家负债累累，鬼怪肆虐”的强烈对比，表现了作者对西方资本社会弊病的审视和批判，这是本诗的高潮部分。第八节直接用日语音译的《卿云歌》、第九节用英译《击壤歌》入诗，表现了作者对东方文明的尊重，对尧舜时期清明政治的推崇。第十节是个颇有深意的结尾。大胆揣测一下，作者所言“静寂的、足以制服野兽的力量”，应该就是鼓励将视野投向“第四维”——遥远的东方。整首诗意义流动，柔中带刚，文气贯通。翻译的时候，如何保持形散而神不散，或者确切的说，形碎而神凝，是译笔之艰。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此诗中“形”与“意”、“形”与“神”产生的矛盾，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形式（体裁）来译。既能满足对作者意象派“破碎体”这一形式风格的忠实，又不至于毁伤诗的意境与神韵。其次我们还应考虑文化因素对译诗的影响。这首诗涉及三种语言的翻译，英译中和日译中。在异化翻译占据了大部分市场的当今译坛之上，似乎英语和日语的“洋腔洋调”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翻译内容。然而，异化翻译理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在内：即原作者秉持着对源语文化的尊重和偏爱，希望传递源语文化，而目标语读者认同这种偏爱，并渴望解读这种与目标语对立的原语文化。而就本诗而言，其创作内容就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挑战，《诗章》全本充斥着对古代东方文化、东方语言的推崇，所以，翻译中不妨大胆地按照作者之意，按照汉语（日语）的诗词风格来译。确定了第二点之后，第一点似乎也可以窥到一点门径：尝试用中国古诗词体进行翻译，可以满足“破碎的形象”与“如画的意境”的统一。而为保持前六个诗节与后四个诗节文气贯通，自成一体，不妨尝试形式稍微自由的长短句。
四、《诗章四十九》翻译评析
关于这首诗的翻译，许多前辈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通行的一个版本是郑建青老师的译文，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郑译：
诗章第49号
鄭建青译
赞七湖，有佚名诗曰：
雨，空江，孤旅，
冻云中现一团火，黄昏骤雨
船篷下一盏孤灯。
芦苇沉沉，弯弯，
竹林簌簌如泣。
秋月；沿湖山耸
浓弊锭
暮似云帘，
笼涟漪；而穿帘
是月桂尖长的枝刺，
芦苇丛荡一支寒曲。
山后佛寺的钟声
随风飘来。
四月逝帆十月归，
船溶入银波；缓缓；
太阳独耀江上。
一竿酒旗揽斜阳
斜光中几缕炊烟依稀
忽有雪飛江上
大地玉裹
扁舟似灯笼摇荡，
流水凝寒。而在山阴
黎民悠悠自得
大雁猝降沙洲，
云拢聚窗口
水渺渺；雁与秋并行，
渔火上空一片鸦噪，
光移北天际；
有数童掷石捕虾。
1700年康熙巡歇山湖畔，
光移南天际。
国屯富亦衰？
这会遗臭万年；会为鬼怪。
大运河虽为昏帝享乐而掘，
可它仍流至通县。
卿云烂兮
纠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掘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第四度，安宁的空间。
其威制伏野兽。
就此诗整体效果而言，还是比较成功的。文气通畅，抒情言志，有刚柔并济之美。第八、九两个诗节采用回译法，也是合理的。郑译总体践行了奈达的文化翻译理论，尊重了目标语的的表达习惯和行文风格，另一方面，在每一诗节之中，为了较好地传递破碎性等文体风格，尽量做到纽马克所言“贴近原文的字字对译”。然而，也正是因为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译文对不熟悉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的读者而言，造成了欣赏的负担。审视一下翻译的细节，实际上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经过前面的分析，前六节有些地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之美没有得到较好的传达，例如，“而穿帘是月桂尖长的枝刺，芦苇丛荡一支寒曲。”这一句的意境，与“烟波浴桂华，笛吹寒影过芦花”相去甚远。“大雁猝降沙洲”，与“几行秋雁下寒汀”的意境也不甚相符，而后面紧接一句“云聚拢窗口”更是让人觉得突兀而无味。第七节“国屯富亦衰？这会遗臭万年；会为鬼怪。”文意模糊，不够通达。第九节的“第四度，安宁的空间”更是让人有莫名之意，增添了读者理解的负担。
按照庞德的翻译理论，注重细节及能量。看重节奏、措辞和词语的变化。译者翻译的过程中应践行作者的翻译批评观念，在意象、音韵、节奏上细加雕琢，并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
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参与理解的主、客体都是历史的存在。理解就是主体对文本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性“逗留”。这种关于视界融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确切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同时指出文学作品重译的必要性。愿笔者的浅见能为《诗章》的翻译尽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沈括.梦溪笔谈校正[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张子清.美国现代派诗歌杰作——《诗章》[J].外国文学,1998.
[4]蒋洪新.庞德的《七湖诗章》与《潇湘八景》[J].外国文学评论，2006.
关键词：庞德；《诗章四十九》；翻译初探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殿堂中的奇葩，从理论到实践都成就斐然。纽马克的关联翻译理论、奈达的读者反映论对诗歌翻译路径的探索，文化学派推崇的文化回归以及译界对归化、异化的再思考为诗歌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撑。翻译生态环境理论明确了诗歌翻译的应有之义。翻译生态环境理论肯定了原文、作者、原始文化、译语文化、译语读者、译者等多个因素在翻译之中的综合作用。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特殊形式，有着更为复杂的环境系统因素。文学翻译的特殊性首先是由文学的艺术性决定的。另外就文学的语言特征而言，词语的言外之意总会得到彰显，甚至会出现多层次意义的交织与辉映。文学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手段，使原本清晰的意义变得模糊，原本确定的意义变得开放，这也是文学的美学价值所在。再者作者的意识形态、精神气质、表达习惯形成了作品的风格，文学翻译注重对风格的传递。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译者，应该能动地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就文学翻译而言，应首先对文本的语言、文化内涵、作者风格进行综合分析，在理解的基础上界定翻译的生态环境，再对翻译策略、方法、文本意义、译作风格进行选择，之后力所能及地进行基于这种选择的目标语转换。
一、《诗章》作者分析
庞德是诗歌形式主义大师，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作为意象派的领军人物，他的艺术灵感与中国古诗意象密不可分。而作为一名翻译家，他的代表作《华夏集》、《诗章》等践行了他的翻译思想，即译者需要传达原作者的思想状态，完美再现原作的精神，得其意而忘其形。
庞德一个独特的翻译方法是他是根据别人的注释和直译来翻译的。这就导致他在翻译中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创作”。他主张译诗应实现原诗的整体效果，而非意义对意义、韵律对韵律、节奏对节奏的对应。为了实现这种效果，他甚至删去、夸张了原诗的某些特征，而突出或强调诗的另一些特征。
翻译庞德的作品时，应重视他自身的翻译思想，这不仅出于对作者的尊重，也因为作者的翻译思想会隐性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形成部分隐性意义和风格价值。
二、《诗章》作品分析
庞德的《诗章》是一部现代主义巨作，耗时半个世纪，共117章，使用了18种语言，其中用典错综复杂，部分内容晦涩艰深，令人叹为观止。首先看看诗人自己对作品的描述，1944年，他对《诗章》的读者说，“40年来，我一直在教训自己，不要写一部美国或其它任何一国的经济史，而是要写一部史诗，一部从‘黑暗森林’开始，穿越人类错误的炼狱而在光明中结束的史诗。”由此，《诗章》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和政治主题。他所谓“黑暗森林”，揭露了现代西方社会唯利是图的贪婪和破坏性。他所谓“光明世界”，则是将目光投注于东方的孔孟之道，认为儒学伦理是古代东方文明繁荣昌盛的原因，也是现代西方社会失落文明的救赎。
就诗人的表现手法而言，除了意象派常用的省略、隐喻、并置、断续之外，诗章具有鲜明的破碎性（fragmentation）。正如诗人所言，“诗章的第一部分是筹备调色板。根据诗歌的需要，我必须准备好各种各样的颜料和成分。”在创作之中，诗人将这些颜色一块块涂抹到画布上，不同色彩之间轮廓模糊，甚至毫无过渡和关联。
米兰·昆德拉曾经指出，文学翻译中常犯的错误是译者常常将作者的风格和优美性混淆，而在一定程度上，某种有价值的作品恰恰违背了优美的风格，而他的艺术价值和独到之处也正体现在他的违背上。《诗章》中，诗人违背了当时强调韵律和节奏、空洞、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风，诗歌内容平民化，语言清晰、准确、简洁。
三、《诗章四十九》翻译初探
庞德的《诗章四十九》是《诗章》的第四十九篇。据西方叶维廉等学者考证，这首诗由十个诗节构成，前六诗节基于庞德父母赠与他的一本配画诗册，里面是一个名叫佐佐木玄龙的日本人画的潇湘八景，每张画上都题有汉诗和日本诗。其中汉诗部分来自中国北宋年间宋迪绘制的潇湘八景。第七个诗节是庞德自创，第八诗节是日本皇帝的诗，第九个诗节是庞德根据费诺罗萨的手稿翻译的，八九两个诗节的内容分别来源于中国古典名著《尚书》之中的《卿云歌》和《击壤歌》。最后的诗节又是庞德自创。
据查，庞德曾将这八首汉诗交给曾宝荪女士英译，而后在其英译诗和画作的基础上创作了这篇诗的前六节。所以在前六节诗的处理上，我们应该首先考虑译出诗画合一的意境之美，其次应该传达的是作者断续、破碎、交叠的语言特色并由此衍生的清新隽永、意味深长的审美效果。继前六节诗写景之后，后四节开始说理抒情。第七节是个略显突兀的割裂，也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在一片悠然闲适的美景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创造财富的国家负债累累，鬼怪肆虐”的强烈对比，表现了作者对西方资本社会弊病的审视和批判，这是本诗的高潮部分。第八节直接用日语音译的《卿云歌》、第九节用英译《击壤歌》入诗，表现了作者对东方文明的尊重，对尧舜时期清明政治的推崇。第十节是个颇有深意的结尾。大胆揣测一下，作者所言“静寂的、足以制服野兽的力量”，应该就是鼓励将视野投向“第四维”——遥远的东方。整首诗意义流动，柔中带刚，文气贯通。翻译的时候，如何保持形散而神不散，或者确切的说，形碎而神凝，是译笔之艰。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此诗中“形”与“意”、“形”与“神”产生的矛盾，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形式（体裁）来译。既能满足对作者意象派“破碎体”这一形式风格的忠实，又不至于毁伤诗的意境与神韵。其次我们还应考虑文化因素对译诗的影响。这首诗涉及三种语言的翻译，英译中和日译中。在异化翻译占据了大部分市场的当今译坛之上，似乎英语和日语的“洋腔洋调”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翻译内容。然而，异化翻译理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在内：即原作者秉持着对源语文化的尊重和偏爱，希望传递源语文化，而目标语读者认同这种偏爱，并渴望解读这种与目标语对立的原语文化。而就本诗而言，其创作内容就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挑战，《诗章》全本充斥着对古代东方文化、东方语言的推崇，所以，翻译中不妨大胆地按照作者之意，按照汉语（日语）的诗词风格来译。确定了第二点之后，第一点似乎也可以窥到一点门径：尝试用中国古诗词体进行翻译，可以满足“破碎的形象”与“如画的意境”的统一。而为保持前六个诗节与后四个诗节文气贯通，自成一体，不妨尝试形式稍微自由的长短句。
四、《诗章四十九》翻译评析
关于这首诗的翻译，许多前辈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通行的一个版本是郑建青老师的译文，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郑译：
诗章第49号
鄭建青译
赞七湖，有佚名诗曰：
雨，空江，孤旅，
冻云中现一团火，黄昏骤雨
船篷下一盏孤灯。
芦苇沉沉，弯弯，
竹林簌簌如泣。
秋月；沿湖山耸
浓弊锭
暮似云帘，
笼涟漪；而穿帘
是月桂尖长的枝刺，
芦苇丛荡一支寒曲。
山后佛寺的钟声
随风飘来。
四月逝帆十月归，
船溶入银波；缓缓；
太阳独耀江上。
一竿酒旗揽斜阳
斜光中几缕炊烟依稀
忽有雪飛江上
大地玉裹
扁舟似灯笼摇荡，
流水凝寒。而在山阴
黎民悠悠自得
大雁猝降沙洲，
云拢聚窗口
水渺渺；雁与秋并行，
渔火上空一片鸦噪，
光移北天际；
有数童掷石捕虾。
1700年康熙巡歇山湖畔，
光移南天际。
国屯富亦衰？
这会遗臭万年；会为鬼怪。
大运河虽为昏帝享乐而掘，
可它仍流至通县。
卿云烂兮
纠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掘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第四度，安宁的空间。
其威制伏野兽。
就此诗整体效果而言，还是比较成功的。文气通畅，抒情言志，有刚柔并济之美。第八、九两个诗节采用回译法，也是合理的。郑译总体践行了奈达的文化翻译理论，尊重了目标语的的表达习惯和行文风格，另一方面，在每一诗节之中，为了较好地传递破碎性等文体风格，尽量做到纽马克所言“贴近原文的字字对译”。然而，也正是因为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译文对不熟悉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的读者而言，造成了欣赏的负担。审视一下翻译的细节，实际上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经过前面的分析，前六节有些地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之美没有得到较好的传达，例如，“而穿帘是月桂尖长的枝刺，芦苇丛荡一支寒曲。”这一句的意境，与“烟波浴桂华，笛吹寒影过芦花”相去甚远。“大雁猝降沙洲”，与“几行秋雁下寒汀”的意境也不甚相符，而后面紧接一句“云聚拢窗口”更是让人觉得突兀而无味。第七节“国屯富亦衰？这会遗臭万年；会为鬼怪。”文意模糊，不够通达。第九节的“第四度，安宁的空间”更是让人有莫名之意，增添了读者理解的负担。
按照庞德的翻译理论，注重细节及能量。看重节奏、措辞和词语的变化。译者翻译的过程中应践行作者的翻译批评观念，在意象、音韵、节奏上细加雕琢，并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
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参与理解的主、客体都是历史的存在。理解就是主体对文本所作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性“逗留”。这种关于视界融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确切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同时指出文学作品重译的必要性。愿笔者的浅见能为《诗章》的翻译尽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沈括.梦溪笔谈校正[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张子清.美国现代派诗歌杰作——《诗章》[J].外国文学,1998.
[4]蒋洪新.庞德的《七湖诗章》与《潇湘八景》[J].外国文学评论，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