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蓼园词选》是清人黄苏以《草堂诗余》为底本遴选而来，用来“引掖初学”课本，其被世人所熟知离不开况周颐的努力，《蓼园词选》是况周颐词学启蒙之作，并直接影响了他的词作风格和词学理论。本文立足于《蓼园词选》《蕙风词话》和蕙风词的文本研究，从况周颐与《蓼园词选》的渊源、《蓼园词选》与况周颐词作词评比较的角度出发，进而分析《蓼园词选》对况周颐词学理论及其词风在文化立场和美学风格上的影响。
【关键词】：蓼园词选;况周颐;词作;词学理论
一、况周颐与《蓼园词选》的渊源
《蓼园词选》一书是清代学者黄苏以南宋何士信编辑、明代沈际飞评笺的《草堂诗余正集》为底本遴选而来，“每阙缀以小笺”，用来“引掖初学”的课本。《草堂诗余》曾被明人奉为圭皋，而康熙以后词家则视其为“恶札”、“污下选本”，而逐渐无人问津。在这大背景下，以《草堂诗余》为底本的《蓼园词选》自然不为人所重视。《蓼园词选》被世人所熟知离不开况周颐的努力，此书由况周颐晚年嘱托其门人赵尊岳付梓重刊于世。在况周颐亲自所作的《序言》中，简要地介绍了其与《蓼园词选》关系：
“曩岁壬申，余年十二，先未尝知词。偶往省姊氏，得是书案头，假归洛诵，诧为鸿宝，由是遂学为词，盖余词之导师也。”即况氏在十二岁的时候于回家省亲的姐姐手中得到了此书，而此书把况氏引进了词学的大门。可以说《蓼园词话》成就了况周颐，况周颐也成就了《蓼园词选》。
二、《蓼园词选》与况周颐词作、词评比较
黄蓼园的词学观点既受到了儒家传统词学批评模式的影响，同时也适应了时代变迁的需要。在《蓼园词选》中，作者在选词上重“忧时”和“寄托”之作、在词评上注意发觉作品的细微艺术特征，进而提出了“思深而托兴远”、“婉恻”的词评标准，在推崇词体的同时也保留了词体的本色美。况周颐一生致力于词学，博览群籍，尤其推崇黄蓼园的词选，其词风词评深受《蓼园词话》影响，词学思想中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传承黄苏的“中庸”和“独葆吾固有之清气”，同时又带着很浓厚的个人特色。
（一）《蓼园词选》与况周颐词作比较
黄苏（蓼园）选词特色，首先是从“引掖初学 ”目的出发，只选气息清雅朗润、格调高昂积极的唐宋词作， 而对思想内容空疏纤弱、无病呻吟的作品， 则不予选录或者少录，“《蓼园词选》者，取材于《草堂》，而汰其近俳近俚者也”。黄苏在选词上范围突破了常州词派的束缚，在《草堂诗余正集》的影响下，其选词尽管有局限性而未能选录吴文英、姜夔、王沂孙、张炎诸家，但从整体上看，选录还是比较全面的，既突出了重点词家，又照顾到了不同风格，名篇较少遗漏。其三，选词标准比之浙西，门户之见似乎少些，比之常州张惠言的《词选》，更加丰富多样，同时给予了当时浙派词人所歧视的苏、辛以恰当的地位和评价。有现代学者认为，《蓼园词选》影响了后来常州词派的周济。周济在 《宋四家词选》中说：“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混化。”并给与周邦彦以极高的地位，选录周词二十六首，其与《蓼园词选》对周词的重视是一致的。
“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余”。但自苏轼以后，词的地位逐渐上升，到了清代被视为“智者之事”。况周颐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
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稚乐。别黑白而定一草，亘古今而不敞矣。唐宋以还，大稚鸿达，笃好而专精之，谓之词学。独造之诣，非有所附丽，若为拼枝也。曲士以诗余名词，岂通论哉。
由此可见，况周颐是极力推崇词这一体裁的，与此同时，他又把词和诗各自承载的侧重点甲乙区分，他认为词有它自身的文本特点和内在规律，它与诗的体格有不同之处，因此，词与诗在运笔上是不一样的。
（二）《蓼园词选》与《蕙风词话》比较
清代的词论有着自己显著的特征，各自的词派及其词学理论都明显的打着各自词学流派的核心范畴和标准，进而用这些词学理论去统摄整个词学体系。
《蓼园词选》排除时人的成见，以明代顾从敬、沈际飞选评的《草堂诗余正集》作为选本的基础，表现出了黄苏不同于时人、不事依傍的词学观，其目的其实与清代诸家推尊醇雅，同时也体现了黄苏对于《草堂诗余》价值的独到之见。
《蓼园词选》评词强调寄托，推崇雅词，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特点。评词大都从作者的身世、作词的具体环境出发，探其寄托所在。如评范希文《苏幕遮》： “文正一生并非怀土之士，所为乡魂旅思以及愁肠思泪等语，似沾沾作儿女想，何也。观前阕可以想其寄托……而文正乃忧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对于“似有寄托”的词作，黄苏对词意的理解超越了张惠言言及寄托缒幽凿险”、逐字诠释、牵强附会的思维模式，其评语较为婉转圆通，以更加客观的态度进行对待，而不是妄加臆断。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除黄苏对况其的影响外，况周颐还沿袭常州词派温厚和平的诗教理论和临桂派知人论世、比兴寄托的观念，以“中庸”思想为主导，“独葆吾固有之清气”，承继风雅兴寄的美学传统，秉持风人之旨、骚辩之义，弘扬至真至正之情，表现盛衰兴亡之感、忧生念乱之思，推崇温柔敦厚的传统，心怀君国，情系苍生，形成了变乱时代士子词人特具的情感内质。
在《蕙风词话》开篇，况周颐即开宗明义指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显然，其论词的基本审美尺度就在于此。“重、拙、大”作为词的一种审美尺度，它们既是统一的整体，又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况周颐最重视的审美范畴是“重”，认为“重”即是沉着、凝重。他认为“以性灵语咏物，以沉着之笔达出，斯为无上上乘。”以吴文英的词为参照，况周颐对“重”的内涵进行了全面地位，“重”必须得有凝重、高尚、沉挚的真情实感以构成充实的内容，涵盖外在的沉着、凝重。他认为外在的沉着即是致密，这中观点实际上是以“致密”代替了“沉着”。“致密”即密实，况周颐能从吴文英词俊句艳字的表象中，发见沉挚之思、灏之气，独具慧眼。吴文英历来被归入婉约派，况周颐以“重”论其婉约，谓吴与苏、辛殊流而同源，发现了婉约之中的沉着，透过表象而抓住了实质。这种内在的凝重、高尚、沉挚的情感来自寄托，这便与“大”联系了起来，这正是况周颐的高明之处。 此外，况周颐认为意“深”更能彰显其“厚”。自中年以后，况周颐远离朝廷，四海漂泊，但在《词话》和词作中不难发现，他屡次向朝廷表明“尽其在我”的心迹。这表现了况周颐对“重”的独到领悟，所谓“尽其在我”，乃是浩然正气，至大至刚之意，其充实于我，即万物皆备于我之谓也。这俨然超出了艺术评价的范畴，跳出了“敦厚说”的评判标准，倡导真情抒发。况周颐强调作词内容要体现万事万物的自然之美，并且作词手法要自然，这就是他所说的“词忌做，尤忌做得太过”。
况周颐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审美的角度审视和总结传统词学，公允而妥帖地对“重、拙、大”进行修正和改造，并将之纳入美学范畴，强调词人的真实个性与情感的展现，以此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阐发了“妙造自然”的宗旨和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和审美理念，深化了“重、拙、大”的美学内涵和意义，不失为“清词一代之结穴，后世不二之功臣”。
三.《蓼园词选》对况周颐词学理论的影响
黄苏的《蓼园词选》尽管对于历代词家作了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阐发，任不免受到忽视，这似乎反映了在读者中一种积久成习的陷于僵化的思维模式，缺乏通的历史观念和具体的分析。另外，处于形成、发展中的常州词派，还未能摆脱浙派的词学观念和思维方法，因而对文学的历史变迁还未能作出全新的理解。而在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则情况就又有了不同。况周颐及其推崇《蓼园词话》，该词选对他本人的影响很大，其中一脉相承的是他们所保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庸”和“独葆吾固有之清气”。
黄苏和况周颐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之深，且富有时代和个人色彩。其一，黄苏和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理论内涵源于儒家，表现为其“恰到好处”的艺术辩证法。其二，黄苏和况周颐认为词的美感效果在于“以和雅温文为主旨”、“无不谐适之调”，提倡“不尽之妙”与“言外之意”。主要受“中庸”思想的影响。其三，黄苏和况周颐在论述词的抒情本质和功能时，兼具儒家思想和时代特征。中国古代盛行“养气”说，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中庸”思想与“独葆吾固有之清气”词学思想均承袭先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二者看似是各自独立的个体，其实在况周颐的词学理念中达成了圆融、统一。“中庸”意在谋求一种平衡和谐的入世状态，强调的是作家与物、作家与他人、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独葆吾固有之清气”，来自于“襟抱”和“学力”，而性情、襟抱与学力的高下取决于所养，养性情是指词人保持其不偕俗的情怀，有超脱现实尘俗的内在气质。“自善葆吾本有之清气始。”这句话实际说明了人的性情和襟抱，既缘于自然清气之熏陶，又缘于人文精神的熏染。“中庸”则始于词人自身的选择，是保持自我内心平衡的一种体现，重在强调一种自我完善的内部表现。
在中国美学看来，审美境界是指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超越自我情欲与自我理智以及外在物象，于澄澈灵通的审美心境中，直达宇宙万物的生命底蕴，由此而获得的自我外化与自我实现。这种审美境界的形成有这样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于视觉、听觉、知觉的直接感受，触摸大自然然万事万物而得到一种对主体生命的关照情怀，从而获得快感，达到一种至高境界的审的感悟，从而内生命得以外化、生命价值得以体现，这样的状态便便属于了审美境界;二是凭通过“心斋”的方式冥思默想，“神与物游”、“思接千载”，重视潜意识的潜在意象的重要性，从无意识层面激其审美动力，进而突破感官领域来再现心理意念和现实活动，拓展主体的意识空间层面，从而获得自我的升华与神明般的“顿悟”，最终将宇宙生命融入自我生命，以创构出一个完美自由的审美境界。
黄苏的《蓼园词选》评词强调寄托，推崇雅词，强调寄托比兴，是清代词学家为扭转词坛多“淫词”、“鄙词”、“游词”之弊病 ，纠正“词为艳科”的传统看法的词学主张，这对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影响至深。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高频率出现了“性灵”、“性情”这样的词汇，因为“性灵”是作品的灵魂，有“性灵”才有境界，“性灵”外化为“趣”或“韵”，“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从而寄托真心、抒发人的自由和生活欲望，强调真情、追求“真性灵”。这不仅在怀抱、性情、襟度积聚和激发的层面上对寄托的功用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层，更指向了词人的生命本体，或者说是由词映射出的词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宗白华说：“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强调一种心灵内部方面的“空”及“心灵”与“物象”的距离，使呈现出孤立绝缘的“美”的对象的本貌。况周颐“真寄托”说之审美意蕴即在于此。他不仅把握到艺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审美距离，更透过这空白探触到了生命的本体和美的本真。
参考文献：
[1]黄苏.蓼园词选[M].山东：齐鲁书社.
[2]况周颐.蕙风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60.
[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蓼园词选;况周颐;词作;词学理论
一、况周颐与《蓼园词选》的渊源
《蓼园词选》一书是清代学者黄苏以南宋何士信编辑、明代沈际飞评笺的《草堂诗余正集》为底本遴选而来，“每阙缀以小笺”，用来“引掖初学”的课本。《草堂诗余》曾被明人奉为圭皋，而康熙以后词家则视其为“恶札”、“污下选本”，而逐渐无人问津。在这大背景下，以《草堂诗余》为底本的《蓼园词选》自然不为人所重视。《蓼园词选》被世人所熟知离不开况周颐的努力，此书由况周颐晚年嘱托其门人赵尊岳付梓重刊于世。在况周颐亲自所作的《序言》中，简要地介绍了其与《蓼园词选》关系：
“曩岁壬申，余年十二，先未尝知词。偶往省姊氏，得是书案头，假归洛诵，诧为鸿宝，由是遂学为词，盖余词之导师也。”即况氏在十二岁的时候于回家省亲的姐姐手中得到了此书，而此书把况氏引进了词学的大门。可以说《蓼园词话》成就了况周颐，况周颐也成就了《蓼园词选》。
二、《蓼园词选》与况周颐词作、词评比较
黄蓼园的词学观点既受到了儒家传统词学批评模式的影响，同时也适应了时代变迁的需要。在《蓼园词选》中，作者在选词上重“忧时”和“寄托”之作、在词评上注意发觉作品的细微艺术特征，进而提出了“思深而托兴远”、“婉恻”的词评标准，在推崇词体的同时也保留了词体的本色美。况周颐一生致力于词学，博览群籍，尤其推崇黄蓼园的词选，其词风词评深受《蓼园词话》影响，词学思想中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传承黄苏的“中庸”和“独葆吾固有之清气”，同时又带着很浓厚的个人特色。
（一）《蓼园词选》与况周颐词作比较
黄苏（蓼园）选词特色，首先是从“引掖初学 ”目的出发，只选气息清雅朗润、格调高昂积极的唐宋词作， 而对思想内容空疏纤弱、无病呻吟的作品， 则不予选录或者少录，“《蓼园词选》者，取材于《草堂》，而汰其近俳近俚者也”。黄苏在选词上范围突破了常州词派的束缚，在《草堂诗余正集》的影响下，其选词尽管有局限性而未能选录吴文英、姜夔、王沂孙、张炎诸家，但从整体上看，选录还是比较全面的，既突出了重点词家，又照顾到了不同风格，名篇较少遗漏。其三，选词标准比之浙西，门户之见似乎少些，比之常州张惠言的《词选》，更加丰富多样，同时给予了当时浙派词人所歧视的苏、辛以恰当的地位和评价。有现代学者认为，《蓼园词选》影响了后来常州词派的周济。周济在 《宋四家词选》中说：“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混化。”并给与周邦彦以极高的地位，选录周词二十六首，其与《蓼园词选》对周词的重视是一致的。
“宋人以词为小道，名之曰诗余”。但自苏轼以后，词的地位逐渐上升，到了清代被视为“智者之事”。况周颐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
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稚乐。别黑白而定一草，亘古今而不敞矣。唐宋以还，大稚鸿达，笃好而专精之，谓之词学。独造之诣，非有所附丽，若为拼枝也。曲士以诗余名词，岂通论哉。
由此可见，况周颐是极力推崇词这一体裁的，与此同时，他又把词和诗各自承载的侧重点甲乙区分，他认为词有它自身的文本特点和内在规律，它与诗的体格有不同之处，因此，词与诗在运笔上是不一样的。
（二）《蓼园词选》与《蕙风词话》比较
清代的词论有着自己显著的特征，各自的词派及其词学理论都明显的打着各自词学流派的核心范畴和标准，进而用这些词学理论去统摄整个词学体系。
《蓼园词选》排除时人的成见，以明代顾从敬、沈际飞选评的《草堂诗余正集》作为选本的基础，表现出了黄苏不同于时人、不事依傍的词学观，其目的其实与清代诸家推尊醇雅，同时也体现了黄苏对于《草堂诗余》价值的独到之见。
《蓼园词选》评词强调寄托，推崇雅词，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特点。评词大都从作者的身世、作词的具体环境出发，探其寄托所在。如评范希文《苏幕遮》： “文正一生并非怀土之士，所为乡魂旅思以及愁肠思泪等语，似沾沾作儿女想，何也。观前阕可以想其寄托……而文正乃忧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对于“似有寄托”的词作，黄苏对词意的理解超越了张惠言言及寄托缒幽凿险”、逐字诠释、牵强附会的思维模式，其评语较为婉转圆通，以更加客观的态度进行对待，而不是妄加臆断。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除黄苏对况其的影响外，况周颐还沿袭常州词派温厚和平的诗教理论和临桂派知人论世、比兴寄托的观念，以“中庸”思想为主导，“独葆吾固有之清气”，承继风雅兴寄的美学传统，秉持风人之旨、骚辩之义，弘扬至真至正之情，表现盛衰兴亡之感、忧生念乱之思，推崇温柔敦厚的传统，心怀君国，情系苍生，形成了变乱时代士子词人特具的情感内质。
在《蕙风词话》开篇，况周颐即开宗明义指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显然，其论词的基本审美尺度就在于此。“重、拙、大”作为词的一种审美尺度，它们既是统一的整体，又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况周颐最重视的审美范畴是“重”，认为“重”即是沉着、凝重。他认为“以性灵语咏物，以沉着之笔达出，斯为无上上乘。”以吴文英的词为参照，况周颐对“重”的内涵进行了全面地位，“重”必须得有凝重、高尚、沉挚的真情实感以构成充实的内容，涵盖外在的沉着、凝重。他认为外在的沉着即是致密，这中观点实际上是以“致密”代替了“沉着”。“致密”即密实，况周颐能从吴文英词俊句艳字的表象中，发见沉挚之思、灏之气，独具慧眼。吴文英历来被归入婉约派，况周颐以“重”论其婉约，谓吴与苏、辛殊流而同源，发现了婉约之中的沉着，透过表象而抓住了实质。这种内在的凝重、高尚、沉挚的情感来自寄托，这便与“大”联系了起来，这正是况周颐的高明之处。 此外，况周颐认为意“深”更能彰显其“厚”。自中年以后，况周颐远离朝廷，四海漂泊，但在《词话》和词作中不难发现，他屡次向朝廷表明“尽其在我”的心迹。这表现了况周颐对“重”的独到领悟，所谓“尽其在我”，乃是浩然正气，至大至刚之意，其充实于我，即万物皆备于我之谓也。这俨然超出了艺术评价的范畴，跳出了“敦厚说”的评判标准，倡导真情抒发。况周颐强调作词内容要体现万事万物的自然之美，并且作词手法要自然，这就是他所说的“词忌做，尤忌做得太过”。
况周颐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审美的角度审视和总结传统词学，公允而妥帖地对“重、拙、大”进行修正和改造，并将之纳入美学范畴，强调词人的真实个性与情感的展现，以此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阐发了“妙造自然”的宗旨和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和审美理念，深化了“重、拙、大”的美学内涵和意义，不失为“清词一代之结穴，后世不二之功臣”。
三.《蓼园词选》对况周颐词学理论的影响
黄苏的《蓼园词选》尽管对于历代词家作了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阐发，任不免受到忽视，这似乎反映了在读者中一种积久成习的陷于僵化的思维模式，缺乏通的历史观念和具体的分析。另外，处于形成、发展中的常州词派，还未能摆脱浙派的词学观念和思维方法，因而对文学的历史变迁还未能作出全新的理解。而在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则情况就又有了不同。况周颐及其推崇《蓼园词话》，该词选对他本人的影响很大，其中一脉相承的是他们所保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庸”和“独葆吾固有之清气”。
黄苏和况周颐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之深，且富有时代和个人色彩。其一，黄苏和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理论内涵源于儒家，表现为其“恰到好处”的艺术辩证法。其二，黄苏和况周颐认为词的美感效果在于“以和雅温文为主旨”、“无不谐适之调”，提倡“不尽之妙”与“言外之意”。主要受“中庸”思想的影响。其三，黄苏和况周颐在论述词的抒情本质和功能时，兼具儒家思想和时代特征。中国古代盛行“养气”说，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中庸”思想与“独葆吾固有之清气”词学思想均承袭先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二者看似是各自独立的个体，其实在况周颐的词学理念中达成了圆融、统一。“中庸”意在谋求一种平衡和谐的入世状态，强调的是作家与物、作家与他人、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独葆吾固有之清气”，来自于“襟抱”和“学力”，而性情、襟抱与学力的高下取决于所养，养性情是指词人保持其不偕俗的情怀，有超脱现实尘俗的内在气质。“自善葆吾本有之清气始。”这句话实际说明了人的性情和襟抱，既缘于自然清气之熏陶，又缘于人文精神的熏染。“中庸”则始于词人自身的选择，是保持自我内心平衡的一种体现，重在强调一种自我完善的内部表现。
在中国美学看来，审美境界是指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超越自我情欲与自我理智以及外在物象，于澄澈灵通的审美心境中，直达宇宙万物的生命底蕴，由此而获得的自我外化与自我实现。这种审美境界的形成有这样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于视觉、听觉、知觉的直接感受，触摸大自然然万事万物而得到一种对主体生命的关照情怀，从而获得快感，达到一种至高境界的审的感悟，从而内生命得以外化、生命价值得以体现，这样的状态便便属于了审美境界;二是凭通过“心斋”的方式冥思默想，“神与物游”、“思接千载”，重视潜意识的潜在意象的重要性，从无意识层面激其审美动力，进而突破感官领域来再现心理意念和现实活动，拓展主体的意识空间层面，从而获得自我的升华与神明般的“顿悟”，最终将宇宙生命融入自我生命，以创构出一个完美自由的审美境界。
黄苏的《蓼园词选》评词强调寄托，推崇雅词，强调寄托比兴，是清代词学家为扭转词坛多“淫词”、“鄙词”、“游词”之弊病 ，纠正“词为艳科”的传统看法的词学主张，这对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影响至深。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高频率出现了“性灵”、“性情”这样的词汇，因为“性灵”是作品的灵魂，有“性灵”才有境界，“性灵”外化为“趣”或“韵”，“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从而寄托真心、抒发人的自由和生活欲望，强调真情、追求“真性灵”。这不仅在怀抱、性情、襟度积聚和激发的层面上对寄托的功用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层，更指向了词人的生命本体，或者说是由词映射出的词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宗白华说：“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强调一种心灵内部方面的“空”及“心灵”与“物象”的距离，使呈现出孤立绝缘的“美”的对象的本貌。况周颐“真寄托”说之审美意蕴即在于此。他不仅把握到艺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审美距离，更透过这空白探触到了生命的本体和美的本真。
参考文献：
[1]黄苏.蓼园词选[M].山东：齐鲁书社.
[2]况周颐.蕙风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60.
[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