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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独秀一生坚持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无情而又尖锐地批判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在：十世纪头四十年里，他先发动和指挥了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共第一代领袖集体一起，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然后又以斯大林的独裁现象为批判对象，明确地指出了其错误做法对中国民主革命造成的重大危害，从而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陈独秀 专制主义 民主与科学
陈独秀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但是，以陈独秀追求民主与科学的革命实践及其相关的理论成果来看，他是一个挣脱了“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理论家、大思想家。陈独秀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理论，内容丰富，水平高超，影响深远。
一、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民主与科学理论的问世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的只是清政府的外壳，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毒害依然根深蒂固。面对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严肃课题，陈独秀从传统与新潮的结合中，苦苦寻求拯救中国的答案。他痛感君主专制及其对民众的愚弄，乃是中国贫弱落后、不能振兴的症结之所在，遂于1915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祸害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及其卫道士，以期吾人有一个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强调吾人要有适应和追赶世界潮流的紧迫感，要走民主与科学的必由之路，要从旧传统中挣脱出来，学会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生活，彻底改变被专制主义及其卫道士愚弄的状态，以确立国人的主人翁地位及其应有的觉悟。
陈独秀以《新青年》为载体，以新文化运动为工具，推动与指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他不失时机的号召吾民借此提高“两种觉悟”，使民主与科学思想深入人心，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也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必要的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也为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开创了新局面。
随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从此，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决心“以俄为师”而“直接行动”了。
二、“直接行动”的理念转变：“两步走”的理论与实践
在1917年十月革命炮声的震荡下，部分中国先进分子满怀拯救中华民族的豪情，大踏步的走上了“俄国人之路”。然而，陈独秀表现出的较为高明之处，是他能将列宁的思想理论同其他任何一种理论一样，所持有的经过实践检验的、郑重的态度，所特有的“质疑”的机敏、勇气与智慧。在陈独秀的革命意识里，在向俄国人学习过程中，已将中俄两国的革命区别开来。由陈独秀最先提出“直接行动”必须分“两步走”的构想，也就顺理成章了。
陈独秀始终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者，不但要尽力世界革命，并且要努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现状及其趋势。换句话说就是不但要懂得本国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并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更要懂得本国和所处的世界之革命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形势。懂得了这些，然后所定革命的策略及行动，才适合实际，才不至于落后和空想”。又说，“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由此可见，陈独秀提出的“两步走”构想与“二次革命论”的有机统一，就是在民主与科学目标追求的步骤和手段的统一，就是其坚持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半殖民地中国国情的产物，是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摆脱专制、愚昧与贫穷、落后的需要，也是陈独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革命事业特有的贡献。他比较准确地回答了中国20世纪革命的首要问题，划清了革命进程中的敌与友的界线，划清了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种不同领导权的界线，从而也划清了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构想的两种不同阐释的界线：也就澄清了对中国革命中的“左”与右的政治倾向的曲解。
三、批判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社会主义民主新发展
面对1927年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直接指挥下的中共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受挫的局面，面对斯大林在苏联大搞专制与独裁的政治现实，陈独秀开始了中共多数领袖所未能做或不愿做的，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的斯大林独裁现象及时而认真的反思。通过深刻与痛苦的反思，使他决心摆脱苏俄(联)革命与建设在理论上、实践上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以批判斯大林专制独裁现象为资源，创建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新理论。
根据苏联20多年的经验教训，与自己作为中共五届连任的“第一把手”的政治实践，陈独秀坚决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因为在斯大林及其信徒的意识里民主主义代表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他们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将反专制独裁的利器——民主，抛给了资产阶级。陈独秀指出：“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在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后世!”对此，他明确地说：“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又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反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制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由此看来，陈独秀通过对斯大林独裁的批判，恢复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使民主主义创新回归了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可以说，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使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更富科学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具可操作性，是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具有价值的贡献，也是陈独秀倡导和坚持的民主与科学理论的升华。
在陈独秀看来，民主制是没有东方西方之分的，不存在“照搬”或“西化”的羞辱，只是老布尔什维克自己在民主问题上犯了 糊涂。为此，陈独秀明确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基本内涵，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主要在社会主义的民主性，它不仅仅是指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使要专政也必定是以民主为前提条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反对派的存在是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与反映，动辄就以“分裂”的罪名，反对批判“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不正常现象。同时陈独秀认为，民主不仅仅是“选举民主”，同样重要的是选举后的“监督民主”。“选举”与“监督”的统一，才能使民主制度得到保障与完善，民主也才有生气和虎气。这说明，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阐释与思考，是在深受斯大林伤害并与其划清了界线后所求得的真知灼见，是其一生的民主与科学理论上的探索进人了更新更高的境界。他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及其要阐述的已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了，也已充分显现出陈独秀已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如果说，马克思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那么，陈独秀则是强调了对民主制度的坚持与发扬。陈独秀说：“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陈独秀在这里强调的，又何尝不是要求“公平”的政治家审视与改造现代中国人依然盲从或迷恋专制制度的老传统、老习俗呢!无疑，这是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建国理论的适时的补充、发展和丰富。但是，像陈独秀这样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认识，在苏式社会主义国家里，被认为是政治反对派的行为。然而，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所先后发生在中国与苏联的重大政治事件，却都被陈独秀不幸言中了。
四、结 语
历史昭示着，陈独秀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对每一次流血牺牲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梳理，再开启新的理性化的探索与实践过程。对明、清以来的志士仁人的反君主专制的前仆后继的残酷斗争的反思，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理论，厘清了与传统的拯救中国的“中体西用”模式的界线，打开了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通道。对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所受挫折的反思，批判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及其产生的根源，提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界定，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得以完善。
如今，我们再识陈独秀，就是要像他那样执着地追求民主与科学，坚持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补与融汇，并以此达到吾人对当今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参考文献：
[1]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石钟扬，《文人陈独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吴晓明，《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关键词：陈独秀 专制主义 民主与科学
陈独秀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但是，以陈独秀追求民主与科学的革命实践及其相关的理论成果来看，他是一个挣脱了“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理论家、大思想家。陈独秀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理论，内容丰富，水平高超，影响深远。
一、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民主与科学理论的问世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的只是清政府的外壳，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毒害依然根深蒂固。面对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严肃课题，陈独秀从传统与新潮的结合中，苦苦寻求拯救中国的答案。他痛感君主专制及其对民众的愚弄，乃是中国贫弱落后、不能振兴的症结之所在，遂于1915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祸害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及其卫道士，以期吾人有一个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强调吾人要有适应和追赶世界潮流的紧迫感，要走民主与科学的必由之路，要从旧传统中挣脱出来，学会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生活，彻底改变被专制主义及其卫道士愚弄的状态，以确立国人的主人翁地位及其应有的觉悟。
陈独秀以《新青年》为载体，以新文化运动为工具，推动与指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他不失时机的号召吾民借此提高“两种觉悟”，使民主与科学思想深入人心，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也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必要的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也为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开创了新局面。
随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从此，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决心“以俄为师”而“直接行动”了。
二、“直接行动”的理念转变：“两步走”的理论与实践
在1917年十月革命炮声的震荡下，部分中国先进分子满怀拯救中华民族的豪情，大踏步的走上了“俄国人之路”。然而，陈独秀表现出的较为高明之处，是他能将列宁的思想理论同其他任何一种理论一样，所持有的经过实践检验的、郑重的态度，所特有的“质疑”的机敏、勇气与智慧。在陈独秀的革命意识里，在向俄国人学习过程中，已将中俄两国的革命区别开来。由陈独秀最先提出“直接行动”必须分“两步走”的构想，也就顺理成章了。
陈独秀始终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者，不但要尽力世界革命，并且要努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现状及其趋势。换句话说就是不但要懂得本国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并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更要懂得本国和所处的世界之革命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形势。懂得了这些，然后所定革命的策略及行动，才适合实际，才不至于落后和空想”。又说，“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由此可见，陈独秀提出的“两步走”构想与“二次革命论”的有机统一，就是在民主与科学目标追求的步骤和手段的统一，就是其坚持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半殖民地中国国情的产物，是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摆脱专制、愚昧与贫穷、落后的需要，也是陈独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革命事业特有的贡献。他比较准确地回答了中国20世纪革命的首要问题，划清了革命进程中的敌与友的界线，划清了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种不同领导权的界线，从而也划清了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构想的两种不同阐释的界线：也就澄清了对中国革命中的“左”与右的政治倾向的曲解。
三、批判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社会主义民主新发展
面对1927年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直接指挥下的中共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受挫的局面，面对斯大林在苏联大搞专制与独裁的政治现实，陈独秀开始了中共多数领袖所未能做或不愿做的，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的斯大林独裁现象及时而认真的反思。通过深刻与痛苦的反思，使他决心摆脱苏俄(联)革命与建设在理论上、实践上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以批判斯大林专制独裁现象为资源，创建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新理论。
根据苏联20多年的经验教训，与自己作为中共五届连任的“第一把手”的政治实践，陈独秀坚决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因为在斯大林及其信徒的意识里民主主义代表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他们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将反专制独裁的利器——民主，抛给了资产阶级。陈独秀指出：“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在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后世!”对此，他明确地说：“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又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反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制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由此看来，陈独秀通过对斯大林独裁的批判，恢复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使民主主义创新回归了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可以说，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使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更富科学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具可操作性，是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具有价值的贡献，也是陈独秀倡导和坚持的民主与科学理论的升华。
在陈独秀看来，民主制是没有东方西方之分的，不存在“照搬”或“西化”的羞辱，只是老布尔什维克自己在民主问题上犯了 糊涂。为此，陈独秀明确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基本内涵，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主要在社会主义的民主性，它不仅仅是指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使要专政也必定是以民主为前提条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反对派的存在是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与反映，动辄就以“分裂”的罪名，反对批判“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不正常现象。同时陈独秀认为，民主不仅仅是“选举民主”，同样重要的是选举后的“监督民主”。“选举”与“监督”的统一，才能使民主制度得到保障与完善，民主也才有生气和虎气。这说明，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阐释与思考，是在深受斯大林伤害并与其划清了界线后所求得的真知灼见，是其一生的民主与科学理论上的探索进人了更新更高的境界。他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及其要阐述的已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了，也已充分显现出陈独秀已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如果说，马克思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那么，陈独秀则是强调了对民主制度的坚持与发扬。陈独秀说：“如果能叫马克思列宁复生，肯定今日苏联所行的一切就是他俩的主张，那我也要说一声：你们的学说，我不赞成!我宁要民主不要专政。”陈独秀在这里强调的，又何尝不是要求“公平”的政治家审视与改造现代中国人依然盲从或迷恋专制制度的老传统、老习俗呢!无疑，这是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建国理论的适时的补充、发展和丰富。但是，像陈独秀这样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认识，在苏式社会主义国家里，被认为是政治反对派的行为。然而，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所先后发生在中国与苏联的重大政治事件，却都被陈独秀不幸言中了。
四、结 语
历史昭示着，陈独秀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对每一次流血牺牲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梳理，再开启新的理性化的探索与实践过程。对明、清以来的志士仁人的反君主专制的前仆后继的残酷斗争的反思，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理论，厘清了与传统的拯救中国的“中体西用”模式的界线，打开了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通道。对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所受挫折的反思，批判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及其产生的根源，提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界定，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得以完善。
如今，我们再识陈独秀，就是要像他那样执着地追求民主与科学，坚持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补与融汇，并以此达到吾人对当今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参考文献：
[1]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石钟扬，《文人陈独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吴晓明，《陈独秀文选》，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