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世界交往迅速发展,一个民族能不能充分利用其他文化、科学的成果,对于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自身文化的能动性,结合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实现文化的新旧更替,继承和创造出更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新文化。本文从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与同构性的角度来阐释这种融合与互补的关系。
　　关键词:异质性 同构性 西方文化 冲突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对于“文化”一词,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诠释,涉及到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和哲学等诸学科。那么,什么是“文化”的内涵?有必要弄清楚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我国学者沙莲香把文化解释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凝聚起来的生活方式之总体。”日本学者石川荣吉认为“广义而言,文化史指人类生活方式的一般情形;狭义而言,是指其中特意提炼出来的,高尚的和高度智慧的部分。”美国学者窦钟意认为“文化是人们为了实现维持生存,享受生活和寻求生命意义的目的而创造的生活模式,文化的内涵包括全部的人类生活方式。”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先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
　　由上边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这个术语虽不能与生活方式视为等同,但是其关系密不可分。文化与人类社会生活史密切相关,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多层次、多形式的广泛存在,一般人平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语言、风格等无一不是文化的表现。那么,既然文化这个范畴涉及到较为复杂的异质性内涵,在文化交流中,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我们应该采取哪些较为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种冲突与融合呢?
　　一 文化差异:互补的前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通讯、交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世界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导致了文化冲突的发生。具有不同特性的文化相互发生关系时,存在着明显矛盾、对立的因素。如西方哲学所推崇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突现的中庸之道的差异;西方文化所注重的个体、主体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倡扬的整体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的差异和对立。
　　从当下社会发展进程考察,文化冲突还体现在另一条线索上,即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的冲撞。应当说,我们现在依然处于前现代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当西方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后现代文化在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而崛起,并以覆盖全球的渗透力与扩张力在中国具有了一定的市场。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展开碰撞。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文明结晶;现代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价值追求。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某种失调,为后现代文化的进入提供了空间。
　　文化的冲突,一方面折射着社会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影响着人们观察社会的立场和视角。当前无论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还是对社会活动、社会事件的评价,文化的冲突使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形成各种不同的评价标准。要协调和解决文化冲突,必须认识到人类文化差异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只要有人类社会,就必然会有人的个性及其需要差异,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没有中国文化这样历史悠久,也不是一脉相承,而是经过几次断层,其中心也几次转移。对比两种文化: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文化中唯一没有中断其发展的文化形态。这样的历史,一方面聚集了宝贵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变得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积淀了大量的文化糟粕,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从其它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巨大进步的。又在几次断层、中心几次转移,又复兴的过程中,抛弃了许多糟粕和包袱,去掉了一些束缚。因此,中国文化要发展,需要有足够的力度和包容性来容纳西方异质文化的各种特点。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尚不完善,拜金主义、社会腐败等现象日益膨胀。而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一元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是全球化文化互动的核心问题。一元化又可分为“美国化”和“商品化”两种形式。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还表现在消费文化的飚兴以及大众文化的风行,它使人们的生活经验发生严重分化和分裂,而对人类共同的文化认同受到了严重冲击。所谓消费文化或者消费主义,主要是诱惑消费、追逐消费,消费不仅是生活方式,而且也是文化形式,即使在文化实践层面也以消费作为主要目标的趋向,导致了消费社会的诞生。而消费语境之下人们的道德滑坡以及唯利是图,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有些人否定自由经济,甚至抱着拒绝的态度来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这显然不是一种开放性的态度。惧怕外来文化、对文化冲突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诚惶诚恐的民族,其文化一定是虚弱的封闭性的。我们知道,像犹太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在不断的文化冲突中吸取各种营养,正是这种开放性造成了犹太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其内聚力极强,而且创造力也极强,出现了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类思想的巨人。要协调解决文化冲突,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需要的相互依存性。正是由于这种需要的相互依存,人与人之间才会发生复杂的社会关系,才有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因此,任何文化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消灭和取代它赖以生存发展的其它文化。
　　二 文化共性:融合的基础
　　文化的差异,为异质文化的交流和互补提供了可能条件。罗素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这篇文章中说道:“不同文化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的欧洲仿效拜占庭帝国。”不管生活在什么历史时代,也不管生活在什么地理区域,人们都有大致相同的各种感觉,如大致相同的大众情感,大致相同的生存、人际交往、获得尊重等生理和心理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愿望和行动;还有大致相同的进行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能力。这些大致相同,使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成为可能。就某种特定的民族文化而言,它对于其他的民族总会具有或多或少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激发其他民族对此的好奇、思考和研究,甚至是学习和摹仿,促成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补。正如索维尔指出的,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化,或一套信仰和智力规则,已经在无数民族和集团的文化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因而,每个社会的一部分文化都正在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文化的共性使人们很难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但由于千百年的文化积淀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流淌在血液里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劲的连续性。总体而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个性十分明显。就主流倾向而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仍然对照鲜明,互补性很强。
　　可以看到,人类生活的时代,已不再具有明显的确定性。对于支持人们信念的基本道德来说,如正义、尊严、良知、合理性等等,不仅西方与非西方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即使在文化或族群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民族,不仅应该对其它文化持一种相对肯定的立场,而且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也应该保持一种多元的立场。既然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是民族的一个普遍认识,那么在强调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时,必须要认清人类文明的某些普遍性。这里有人类基本的共同特征,包括生理需求的一致性、寻求安全与保障的共同企盼、保护生态和维护环境的基本共识等;还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包括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实践,平等权利和法律秩序的认同,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追求等。显然,这一切都反映了人类共同的要求,即人类文明所具有的普遍规约性。
　　文化实际上具有极强的渗透性以及可融性,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一经进入中国的现实语境,都要与中国的现实发展相对接。我们要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延续文化,就必须回眸传统、审视世界,必然带有理性的批判,这样才能在辩证否定的思索中,既保证当代文化与世界传统文化的衔接,又保证对其中表现出的非必然性文化因素的剔除。贝尔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然而,我只能就着一个重要题旨揭示这一点,即历史感的消失。”所以在这种文化背后,内涵着一种超越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全球人类知识总体上,消解了科学学科界限,是一种向着全球、全人类与全宇宙的超越性文化。从不同主题对象出发看待与开拓宇宙,建立不同世界图景,并在特定世界图景的引导下揭示深广联系。文化融合的背后是以全球人类知识为资料,可以进行广泛的自由组合,其构想会很多很多。
　　文化的融合,总体说来,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不断创新和融会贯通的过程。融合体现了在互补和互惠关系中寻求平衡的倾向,是文化发展演进过程的必然步骤。在文化交流中,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几乎同步发生。文化共性,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基础;文化差异,是文化互补的前提;文化互补,则是各种文化保持活力的源泉。德国著名文化社会学家韦伯关于文化与民族大业的关系有一段见解独到的表述,他说,在每一个民族每次重大事业的后面,总是存在着某种决定这项事业成败,与特定时代和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联的时代精神。看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两个辩证统一的矛盾方面。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是人类文化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源泉和直接动力。
　　三 交融中发展、创造
　　中西文化的历史都说明一个问题:开放才能发展,借鉴交融才能兴旺,才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封闭只能导致衰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上走“和而不同”的路,意味着在文化交流中一方面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要抵制文化上的我族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文化的本性在于创造,其使命与一切墨守成规、刻板一致、千篇一律是不相容的,创造必然导致多样性。在文化领域,只有不拘一格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的活力,而同质性、统一性必然窒息文化生命。中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典型,二者既呈分立态势,又是一种互补关系。概括地说,西方文化基于主客二分立场发展出一种重经验分析的理路,目标在于获取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和支配的能力;而中华文化则立基于物我互为主体性上,强调历史综合的路向,以保持人与外部环境的调适,适应为目标。面对全球化的最大挑战,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具有不同文化和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只要不互相对抗,就会为当代世界增添新的色彩和活力;对于人类这个大系统以及生息劳作在这个大系统中的人类来说,多样性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而且文化本身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都有其地域民族的特质,这些特质是识别不同文化的“社会密码”,积淀着民族独有的情感、习俗、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一个民族独享的资源。不同文化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这种张力,在一次又一次的世界文化变迁中曾演化为不断的文化冲突。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普遍交流和融合,同时也孕育着更深刻的文化冲突。经济与文化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经济一体化主要基于经济的共同技术性质,而文化的全球化则是以多元文化本身的差异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正确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也就能够更好地解决文化的冲突,既不简单的拒斥,又能自觉地实现双向互动,相得益彰。以科学理性见长的西方文化与以人文理性著称的东方文化理念的有机整合,将展示出人类文化的完美图景。
　　
　　 参考文献:
　　 [1] 李振中:《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东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 向振宇:《文化定义与文化差异略论》,《长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 宋丽:《中西方文化差异点滴谈》,《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4] 纪克卿:《论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作者简介:王应喜,男,1972—,湖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东西方文化对比、中英翻译、外语教学,工作单位:山东外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