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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东藩在创作《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时，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并且进行了考证。该书与其说是一部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史学著作。其中，包含着蔡东藩的考证成就、考证方法以及史学批评的思想，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通过对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考证特点的分析，能够进一步确定该书的价值，并对其历史地位进行判定。
关键词：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考证
考证，旧称考据。是一种根据有关资料对历史文献本身或历史文献所记史事进行考核、证实和说明的治史方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并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据着十分基础、重要的地位。身处于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蔡东藩在历史考证方面自有其独到之处。《中国国历代通俗演义》一书中就有包含了很多其在考证方面的成果。这不仅是目前有关蔡东藩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点，也是能够进一步加深对民国历史了解的一点。
1 蔡东藩的考证成就
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体例与此前演义小说的体例大不相同——采用了自书自注的独特形式。夹注的内容包括典章、名物、典故、地理、词语等等。受到清代考证学风的影响，蔡东藩的自注也带有考证的性质。下面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来探讨蔡东藩的考证成就：
1.1 对所用史料的内容进行注解
其一，对所用史料中的人物做详细的解释说明。《前汉演义》第二回中对昌平君和昌文君所做的夹注就是为了对二人的身份加以解释：“旋得密报，说毐原非阉人，确与太后有奸通情事，遂授昌平君昌文君为相国，引兵捕毐。昌平昌文史失姓名，或谓昌平君为楚公子，入秦授职，未知确否，待考。”①
其二，对所用史料中出现的官制、器物、名号等名词做通俗解释。《明史演义》第五回中注明“达鲁花赤”为元代官名：“元平章完者不花，万户万钧，达鲁花赤，亦元官名。”②《后汉演义》第六回中对王莽的服饰及天文郎所持器物做出了解释：“莽……佩着玺绂，手持虞帝匕首，令天文郎持栻在前，栻即近时星盘之类。”③《明史演义》第二十回中对建文帝的名号也作出了解释：“允炆依着遗诏，登了御座，……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允炆后遭国难，没有庙谥，明代沿称为建文帝。清乾隆元年，始追謚为恭闵惠皇帝。小子编述至此，也援明朝故例，称他做建文帝便了。”④
1.2 对正史记事与稗史轶闻记载进行比较、取舍
其一，对正史记事与稗史轶闻记载不同之处进行比较、取舍。《后汉演义》第三十九回中，蔡东藩在后批中说明了“周郁妻”一事，因为存在与正史不同的记载，从严要求之下，蔡东藩舍弃了这一条正史史料：
本回叙述曹大家遗事，并录《女诫》序文，实为《列女传》增一色彩。至若姜乐陈三妇，亦随笔叙入，并非画蛇添足，殆有鉴夫人心不古，女教益衰，不得不胪述前型，为女界留一榜样，作者之寓意甚深，其用心亦良苦也。《后汉书·列女传》中，尚有一周郁妻，不能谏夫，竟致自尽，盖犹有遗憾存焉;略而不记，去取从严，比《范史》且更进一层矣。⑤
这也说明了蔡东藩在遇到正史记事与稗史轶闻记载有不同之处时，是有自己的判断标准的，并不是简单地肯定正史中的记载。
其二，对稗史轶闻记载的真实性进行甄别、取舍。《前汉演义》第十一回中，蔡东藩在说明了关于刘邦早年事迹的记载来源于《高祖本纪》后，又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认为“感龙而运”、“老妪哭蛇”应该是史家为了烘托帝王生而不同的附会之词，而非真实存在之事：
本回叙刘季微贱时事，脱胎《高祖本纪》，旁采史汉各传，语语皆有来历，并非向壁虚造。惟史官语多忌讳，往往于刘季所为，舍瑕从善，经本回一一直叙，才得表明真相，不没本来。……若刘媪之感龙得孕，老妪之哭蛇被斩，不免为史家附会之词;然必谓竟无此事，亦不便下一断笔。有闻必录，抑亦述史者之应有事也。⑥
不过，碍于历代皆有此记载，秉持史家“有闻必录”的原则，蔡东藩还是将这件事录入书中。
蔡东藩在创作《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过程中所取得的考证成就不仅使该书成为了一部“不尚虚诬”⑦的演义小说，还指出了史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书中使用的部分史料进行了注解使之通俗易懂。这也是其在史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2 蔡东藩考证校勘的方法
蔡东藩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创作过程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自己考证校勘所用史料的方法，但是在其创作过程中，还是形成了两种比较固定的方法：
其一，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史学著作进行考证校勘。《后汉演义》第三十八回中，蔡东藩指出向李修献计的应是“虞诩”，而非“张禹”。因为张禹此时已经免官：
光禄勋李修，方因张禹病免，代为太尉。幕下有一个智士，方拜郎中，姓虞名诩，字升卿，系陈国武平县人。……及既为郎中，闻邓鸷决弃凉州，甚以为疑，自觉官小职卑，未便入朝驳议;只有新任太尉李修，本是当道主人，不妨直言相告，托他挽回，因即向修建议道：《通鉴辑览》误作张禹，此时禹已免官，应从《虞诩列传》。
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一不可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二不可也。⑧
其二，是通过比较正史记事与稗史轶闻记载进行考证校勘。《宋史演义》第二十七回中，蔡东藩指出俗小说与戏剧中所传“宸妃被逐、包拯访闻、迎妃还宫、刘后自尽和断太后打黄袍”等事皆不可信。正史明确有载，宸妃产子当日即亡，刘后下令以皇后礼入葬;而刘后也平安终老，并未自尽，更与包拯无关：
（燕王）元俨道：“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仁宗不俟说毕，便道：“叔父何不早言？”元俨道：“先帝在日，刘后已经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当道，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漏此事。……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薨逝，尚且生死不明，人言藉藉呢。”《宋史·李宸妃传》，燕王入白仁宗陛下为宸妃所生。又《宗室诸王列传》，德昭、元俨各封燕王，是时当为元俨无疑。俗小说中，乃说宸妃被逐，由包拯访闻，后来迎妃还宫，刘后自尽，至有断太后打黄袍诸戏剧，种种妄诞，诬古实甚。⑨ 总结蔡东藩考证校勘的方法对于从理论层面研究蔡东藩的史学成就有重要作用。
3 蔡东藩的史学批评
在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批注中还体现了其史学批评的观点：
其一，是对史家史学意识的评论。《后汉演义》第二十七回后批中，蔡东藩指出司马迁和班固在坚持“有闻必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辨别史料，防止以讹传讹：
哀牢为西南夷之一部，龙种之说，实属讹传。彼夷人未知文教，数典忘祖，故诞言以夸示部众耳。《班书》虽援有闻必录之例，但以讹传讹，愈足滋惑。近儒谓中国无信史，说虽过甚，要亦不能无讥。历代史家，首推迁固，彼且如此，遑论自郐以下乎？⑩
可见，蔡东藩在读史之时还是秉持了较为公正客观的态度。其在肯定《史记》、《汉书》等正史著作重要价值的同时，还指出了司马迁和班固在治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其二，是对王安石其人的评论。《宋史演义》第四十回后批中，蔡东藩对王安石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仅就“辽使勘界”一节，王安石的行为就与政治家的称号不符：
至辽使以勘界为名，借端索地，廷议不一，而安石却援欲取姑与之说，荧惑主听，卒至东西丧地七百里，试问终宋之世，能取偿尺寸否耶？后人称安石为政治家，吾正索解无从矣。11
虽然，蔡东藩在史学批评方面并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只是简单地将史学批评融于其自注之中。不足以与刘知几、章学诚等人相提并论。但是，其中还是有不少新颖的观点，可以堪借鉴。
4 結论
蔡东藩于1916-1926年间创作了《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一书，该书不仅包含了从公元前246年到1920年间共计2166年的历史，还包含了蔡东藩的史学考证。从其评注之中，可以发现蔡东藩在史学考证方面的成就，并对其考证方法做简单总结;还能找到一些蔡东藩在史学批评方面的观点。这不仅对研究蔡东藩本人、研究近代史学史，还对研究中国古代史都有所裨益。可以说，《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是民国时期一部极具价值的史学著述。
注释：
①蔡东藩：《前汉演义》上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9页。
②蔡东藩：《明史演义》上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③蔡东藩：《后汉演义》上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49页。
④《明史演义》：上册，第42页。
⑤《后汉演义》：上册，第322页。
⑥《前汉演义》：上册，第91页。
⑦蔡东藩：《唐史演义》上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年，第2页。
⑧《后汉演义》：上册，第312页。
⑨蔡东藩：《宋史演义》下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1年，第199页。
⑩《后汉演义》：上册，第222-223页。
?《宋史演义》：上册，第300页。
参考文献：
[1] 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M].上海文化出版社，1979.
[2] 吴泽，桂遵义，袁英光.中国近代史学史[M].人民出版社，2010.
[3] 龙剑平.蔡东藩《后汉演义》研究[D].南昌大学，2005.
[4] 李舒婷.李慈铭的历史考证和史学批评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5] 王记录.历史考证和史学思想——以钱大昕为例[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1）.
[6] 章永俊.清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者的考证学特点[J].史学史研究，2009（02）.
[7] 周启荣.儒家礼教思潮的兴起与清代考证学[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8] 陈其泰.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J].中国史研究，2012（02）.
[9] 刘玲.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J].史学史研究，2017（02）.
作者简介：刘玖鹿（1995—），女，陕西咸阳人，宁夏大学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
关键词：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考证
考证，旧称考据。是一种根据有关资料对历史文献本身或历史文献所记史事进行考核、证实和说明的治史方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并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据着十分基础、重要的地位。身处于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蔡东藩在历史考证方面自有其独到之处。《中国国历代通俗演义》一书中就有包含了很多其在考证方面的成果。这不仅是目前有关蔡东藩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研究中相对薄弱的一点，也是能够进一步加深对民国历史了解的一点。
1 蔡东藩的考证成就
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体例与此前演义小说的体例大不相同——采用了自书自注的独特形式。夹注的内容包括典章、名物、典故、地理、词语等等。受到清代考证学风的影响，蔡东藩的自注也带有考证的性质。下面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来探讨蔡东藩的考证成就：
1.1 对所用史料的内容进行注解
其一，对所用史料中的人物做详细的解释说明。《前汉演义》第二回中对昌平君和昌文君所做的夹注就是为了对二人的身份加以解释：“旋得密报，说毐原非阉人，确与太后有奸通情事，遂授昌平君昌文君为相国，引兵捕毐。昌平昌文史失姓名，或谓昌平君为楚公子，入秦授职，未知确否，待考。”①
其二，对所用史料中出现的官制、器物、名号等名词做通俗解释。《明史演义》第五回中注明“达鲁花赤”为元代官名：“元平章完者不花，万户万钧，达鲁花赤，亦元官名。”②《后汉演义》第六回中对王莽的服饰及天文郎所持器物做出了解释：“莽……佩着玺绂，手持虞帝匕首，令天文郎持栻在前，栻即近时星盘之类。”③《明史演义》第二十回中对建文帝的名号也作出了解释：“允炆依着遗诏，登了御座，……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允炆后遭国难，没有庙谥，明代沿称为建文帝。清乾隆元年，始追謚为恭闵惠皇帝。小子编述至此，也援明朝故例，称他做建文帝便了。”④
1.2 对正史记事与稗史轶闻记载进行比较、取舍
其一，对正史记事与稗史轶闻记载不同之处进行比较、取舍。《后汉演义》第三十九回中，蔡东藩在后批中说明了“周郁妻”一事，因为存在与正史不同的记载，从严要求之下，蔡东藩舍弃了这一条正史史料：
本回叙述曹大家遗事，并录《女诫》序文，实为《列女传》增一色彩。至若姜乐陈三妇，亦随笔叙入，并非画蛇添足，殆有鉴夫人心不古，女教益衰，不得不胪述前型，为女界留一榜样，作者之寓意甚深，其用心亦良苦也。《后汉书·列女传》中，尚有一周郁妻，不能谏夫，竟致自尽，盖犹有遗憾存焉;略而不记，去取从严，比《范史》且更进一层矣。⑤
这也说明了蔡东藩在遇到正史记事与稗史轶闻记载有不同之处时，是有自己的判断标准的，并不是简单地肯定正史中的记载。
其二，对稗史轶闻记载的真实性进行甄别、取舍。《前汉演义》第十一回中，蔡东藩在说明了关于刘邦早年事迹的记载来源于《高祖本纪》后，又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认为“感龙而运”、“老妪哭蛇”应该是史家为了烘托帝王生而不同的附会之词，而非真实存在之事：
本回叙刘季微贱时事，脱胎《高祖本纪》，旁采史汉各传，语语皆有来历，并非向壁虚造。惟史官语多忌讳，往往于刘季所为，舍瑕从善，经本回一一直叙，才得表明真相，不没本来。……若刘媪之感龙得孕，老妪之哭蛇被斩，不免为史家附会之词;然必谓竟无此事，亦不便下一断笔。有闻必录，抑亦述史者之应有事也。⑥
不过，碍于历代皆有此记载，秉持史家“有闻必录”的原则，蔡东藩还是将这件事录入书中。
蔡东藩在创作《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过程中所取得的考证成就不仅使该书成为了一部“不尚虚诬”⑦的演义小说，还指出了史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书中使用的部分史料进行了注解使之通俗易懂。这也是其在史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2 蔡东藩考证校勘的方法
蔡东藩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创作过程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自己考证校勘所用史料的方法，但是在其创作过程中，还是形成了两种比较固定的方法：
其一，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史学著作进行考证校勘。《后汉演义》第三十八回中，蔡东藩指出向李修献计的应是“虞诩”，而非“张禹”。因为张禹此时已经免官：
光禄勋李修，方因张禹病免，代为太尉。幕下有一个智士，方拜郎中，姓虞名诩，字升卿，系陈国武平县人。……及既为郎中，闻邓鸷决弃凉州，甚以为疑，自觉官小职卑，未便入朝驳议;只有新任太尉李修，本是当道主人，不妨直言相告，托他挽回，因即向修建议道：《通鉴辑览》误作张禹，此时禹已免官，应从《虞诩列传》。
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一不可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二不可也。⑧
其二，是通过比较正史记事与稗史轶闻记载进行考证校勘。《宋史演义》第二十七回中，蔡东藩指出俗小说与戏剧中所传“宸妃被逐、包拯访闻、迎妃还宫、刘后自尽和断太后打黄袍”等事皆不可信。正史明确有载，宸妃产子当日即亡，刘后下令以皇后礼入葬;而刘后也平安终老，并未自尽，更与包拯无关：
（燕王）元俨道：“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仁宗不俟说毕，便道：“叔父何不早言？”元俨道：“先帝在日，刘后已经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当道，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漏此事。……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薨逝，尚且生死不明，人言藉藉呢。”《宋史·李宸妃传》，燕王入白仁宗陛下为宸妃所生。又《宗室诸王列传》，德昭、元俨各封燕王，是时当为元俨无疑。俗小说中，乃说宸妃被逐，由包拯访闻，后来迎妃还宫，刘后自尽，至有断太后打黄袍诸戏剧，种种妄诞，诬古实甚。⑨ 总结蔡东藩考证校勘的方法对于从理论层面研究蔡东藩的史学成就有重要作用。
3 蔡东藩的史学批评
在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批注中还体现了其史学批评的观点：
其一，是对史家史学意识的评论。《后汉演义》第二十七回后批中，蔡东藩指出司马迁和班固在坚持“有闻必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辨别史料，防止以讹传讹：
哀牢为西南夷之一部，龙种之说，实属讹传。彼夷人未知文教，数典忘祖，故诞言以夸示部众耳。《班书》虽援有闻必录之例，但以讹传讹，愈足滋惑。近儒谓中国无信史，说虽过甚，要亦不能无讥。历代史家，首推迁固，彼且如此，遑论自郐以下乎？⑩
可见，蔡东藩在读史之时还是秉持了较为公正客观的态度。其在肯定《史记》、《汉书》等正史著作重要价值的同时，还指出了司马迁和班固在治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其二，是对王安石其人的评论。《宋史演义》第四十回后批中，蔡东藩对王安石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仅就“辽使勘界”一节，王安石的行为就与政治家的称号不符：
至辽使以勘界为名，借端索地，廷议不一，而安石却援欲取姑与之说，荧惑主听，卒至东西丧地七百里，试问终宋之世，能取偿尺寸否耶？后人称安石为政治家，吾正索解无从矣。11
虽然，蔡东藩在史学批评方面并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只是简单地将史学批评融于其自注之中。不足以与刘知几、章学诚等人相提并论。但是，其中还是有不少新颖的观点，可以堪借鉴。
4 結论
蔡东藩于1916-1926年间创作了《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一书，该书不仅包含了从公元前246年到1920年间共计2166年的历史，还包含了蔡东藩的史学考证。从其评注之中，可以发现蔡东藩在史学考证方面的成就，并对其考证方法做简单总结;还能找到一些蔡东藩在史学批评方面的观点。这不仅对研究蔡东藩本人、研究近代史学史，还对研究中国古代史都有所裨益。可以说，《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是民国时期一部极具价值的史学著述。
注释：
①蔡东藩：《前汉演义》上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9页。
②蔡东藩：《明史演义》上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③蔡东藩：《后汉演义》上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49页。
④《明史演义》：上册，第42页。
⑤《后汉演义》：上册，第322页。
⑥《前汉演义》：上册，第91页。
⑦蔡东藩：《唐史演义》上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年，第2页。
⑧《后汉演义》：上册，第312页。
⑨蔡东藩：《宋史演义》下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1年，第199页。
⑩《后汉演义》：上册，第222-223页。
?《宋史演义》：上册，第300页。
参考文献：
[1] 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M].上海文化出版社，1979.
[2] 吴泽，桂遵义，袁英光.中国近代史学史[M].人民出版社，2010.
[3] 龙剑平.蔡东藩《后汉演义》研究[D].南昌大学，2005.
[4] 李舒婷.李慈铭的历史考证和史学批评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5] 王记录.历史考证和史学思想——以钱大昕为例[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1）.
[6] 章永俊.清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者的考证学特点[J].史学史研究，2009（02）.
[7] 周启荣.儒家礼教思潮的兴起与清代考证学[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8] 陈其泰.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J].中国史研究，2012（02）.
[9] 刘玲.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J].史学史研究，2017（02）.
作者简介：刘玖鹿（1995—），女，陕西咸阳人，宁夏大学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