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号以形容外在形貌的为多，个人禀性为人熟知，再形诸绰号的，并不多见，具体到帝王，这样的绰号就更少了。
　　奈何帝
　　南陈偏安江南一隅，国力衰弱，相形之下，北方的隋朝，新兴伊始，士气正旺，对江南虎视眈眈。面对此情此景，后主陈叔宝不是想办法挽回陈朝的颓势，却破罐子破摔，选择了自暴自弃，每日里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以此麻痹自己。相传，陈后主专宠贵妃张丽华，每次到沈皇后房中，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一下就走，从不留宿。这还不算，他还倒打一耙，嬉皮笑脸地问沈皇后：“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夫妻多年，沈皇后自然懂得他的心思，不无凄苦地回应：“谁言不相忆，见罢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遣若为留？”（清·方濬师：《蕉轩随录》卷十一）后来，“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两句，演变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俗语，只是不像“玉树后庭花”那样，人们一般不知道它的著作权属于陈后主而已。摊上这么一位不上进的主子，失望至极的南朝人，借“飞鸟”之口，给陈后主送了一个“奈何帝”的绰号。
　　据《南史·陈纪下》记载：陈后主当国时，在都城建康柏林茂密的蒋山（今南京紫金山）上，每到初冬的早晨，后主就会派人到这里，来收集柏枝上的“甘露”（其实是露珠与霜）供自己饮用。柏林里被从睡梦中惊起的晨鸟，有时会扇着两翅，一边拍打胸脯，一边冲着采露人大叫，听起来颇像：“奈何帝，奈何帝！”这种只有在《搜神记》里才能找到的怪闻，居然被载入史书，确实有些不可思议。汉朝的术士京房，写了一部以灾异现象解读《周易》的著作——《易飞候》。在这本书中，有这样的句子：“鸟鸣门阙，如人音，邑且亡。”听到蒋山之鸟大叫“奈何帝”之后，有人就据此在建康城散布谣言说：“蒋山是建康城的地标，也是整个吴地的制高点，像吴地门户前的高阙一样。有鸟在蒋山上发出像人一样的叫声，是建康城与吴地将要遭兵燹、南陈将要亡国的先兆。”不久之后，隋兵南下，南陈果然亡国，虽然“奈何帝”陈后主与张丽华贵妃、孔贵嫔一起躲在景阳井底，可还是做了隋兵的俘虏。而鸡鸣山上那口曾吞而复吐过一位昏君两位美人的井，除了“辱井”之外，也多了个“胭脂井”的艳名，至今还为好怀古兼怀美人的文人墨客所神往。
　　和事天子
　　唐中宗李显是武则天的儿子，可能是物极必反的缘故，与武则天的强势不同，中宗的性格极为懦弱，凡事不敢自己做主，虽两次登基，可第一次被母亲武后废掉，第二次又被老婆韦后擅权，活得实在有些窝囊。《新唐书·宗楚客传》里留下一个中宗“和稀泥”的故事，很能说明他性格上的弱点。
　　宗楚客是武则天的堂外甥，生得仪表堂堂，在中宗朝任礼部侍郎一职。景龙二年（708），宗楚客卷入了一桩“里通外国”的案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西域突骑施汗国的可汗叫娑葛，准备归顺大唐，唐朝方面已允诺，只要娑葛投诚，就封他作金河郡王。娑葛有一个叫阙啜忠节的部将，与娑葛不和，他怕娑葛降唐受封后，势力更加强大，完全吞并自己的部众。在汉人周以悌的唆使下，阙啜忠节重赂当权的宗楚客与纪处讷二人，要他们做手脚，使唐朝反悔。在宗楚客的暗箱操作下，唐朝果然不再相信娑葛。得知唐朝不准备兑现诺言后，娑葛义愤填膺，决定不再降唐，还发大兵两万，威胁安西都护府。监察御史崔琬得悉事情的原委后，向中宗上疏，弹劾宗楚客、纪处讷二人，说他们公然纳贿，结交境外，为国取怨，是轻辱圣上的行为，要求中宗将二人送到三法司治罪。宗楚客仗着自己是中宗的从表兄，又是韦皇后的死党，竟然梗着脖子，拒不接受崔琬的批评，认为崔琬是在诬陷他。一来二去，官司打到中宗那里，中宗不但不追究，还把崔琬、宗楚客、纪处讷召集在一起，摆酒给他们和解，在酒席宴前，硬是让宗楚客与崔琬二人结为盟兄弟。因为这件事，人们送给中宗一个“和事天子”的绰号。当然，对严格履行监察御史职责的崔琬，唐中宗也不忘给予抚慰：“卿列霜简，忠在触邪，遂能不惧权豪，便有弹射。眷言称职，深领乃诚。然楚客等大臣，须存礼度。朕识卿姓名，知卿鲠直，但守至公，勿有回避。”（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二《刚正》）治理国家以和为贵没错，但像中宗这样毫无原则的和稀泥，就不足取了。
　　高赖子
　　在五代十国时期，荆南又称南平，是十国之一，都城在今天的荆州，疆域仅局限于今天的湖北西部，虽地狭兵弱，却是南北交通要冲。十国中的南汉、马楚等国，皆向中原的后梁称臣，不论是每年的贡奉，还是北上的商旅，均须取道于荆南。因此，荆南国君高从诲便邀留各国使节和商人，劫其财物，以堂堂一国之君，竟干起了山大王的勾当，而且敢作敢为，一旦对方加以指责或发兵攻击，就会恬不知耻地将原物奉还给人家，脸上毫无愧色。
　　除了劫掠各国贡使和商人的财物外，高从诲还先后向据有中原的后唐、后晋、辽、后汉等国俯首称臣。这还不算，与此同时，他更是向同为十国的南汉、闽、杨吴、南唐、后蜀等国称臣。高从诲放低姿态，不惜委曲求全，为的就是从这些国家求得更多的赏赐。因俗语有“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这样的话，所以当时各国都看不起荆南，干脆叫高从诲为“高赖子”（《新五代史·南平世家》）。
　　其实，荆南的经济全靠南北通商，其政治生命全靠同人家搞好关系，高从诲不这样做，就没办法生存。至于高从诲的为人，倒是颇有见地，他能听从臣下的告诫，抛开贪欲享受，空闲时多用来读书，在为政上省刑薄赋，切实减轻百姓负担。他统治的二十多年间，荆南社会安定，百姓富足，“高赖子”，只是敌国诋毁他的说辞罢了。
　　不睡龙
　　说起“警枕”，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宋朝的司马光，其实，吴越国王钱镠“不睡龙”的绰号，就与“警枕”有关，且比司马光早了一百多年。
　　钱镠是十国之一吴越的开国君主，从小就有济世安民的大志，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为处理各种戎务，他没睡过几个囫囵觉。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倚着一个特制的圆木小枕眯一会儿，小枕两边缀有几只铃铛，稍一翻身，就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圆木枕头也会滚落到一边，钱镠就乘势爬起来，接着工作。为了不耽误军情，钱镠还给自己定了一个近乎严酷的规定：万一自己睡不醒，又有紧急军务需处理，就让侍女摇响一个特制的大铃铛，直到把自己叫醒为止。他还学习隋朝的仆射高颎，在卧室里放置了一个粉盘，每想到需要记下的事，就立刻在盘中书写，哪怕是睡梦中醒来也是如此，天明时再加以整理，并将这个好习惯一直保持到老（清·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五）。钱镠自己以身作则，当然对属下也提出了要求。在夜半时分，他命人时不时就弹一个铜弹出去，以提醒那些在城墙上和宫殿外守夜的军士，让他们好好值夜班，不要偷懒睡觉。
　　人们佩服钱镠这种不要命式的埋头苦干，就把他的圆木小枕叫作“警枕”，还送给他一个“不睡龙”的绰号（宋·钱俨：《吴越备史》卷二）。钱镠用自己的刻苦，把握住时局，终于换来了钱家七十多年的天下。元人杨维桢写有一首《警枕词》，赞颂了钱镠这条“不睡龙”，后被明末清初人钱谦益收在《列朝诗集》卷九中。诗曰：“不睡龙，醒复醒，珊瑚圆木摇金铃。五花宝簟芙蓉屏，铜盘雪粉香浅清。楼墙铜弹飞霹雳，夜半更奴起辟易。圆木功，无与敌。吴越封疆平地辟，四世三王安衽席。”用涉嫌奢靡的“珊瑚圆木”和“金铃”来描绘钱镠的警枕，似乎有悖于钱王一贯的节俭风格，不过，“不睡龙”的名头，却越传越远。据北宋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后晋天福元年（936），契丹的一个代表团到京城汴梁公干，后晋方面派近侍李咏接待上国使者。契丹团中有一个判官，乘酒酣耳热之际，私下向李咏打听：“吴越的钱镠怎样了？还是那么勤勉，整宿不睡吗？”见李咏对他没头没脑的问话感到奇怪，契丹判官进一步解释道：“五台山有位王子大师，见多识广，他告诉我说：‘浙中的不睡龙，现在已归道山矣！’不知这话是真是假？我就是想确证一下。”其实，钱镠早在四年前（932）就过世了，只是由于消息闭塞，契丹人不了解实情而已。钱王的“不睡龙”的绰号，却传到北地，可见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节选自《皇帝的名字》，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