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月，人们都爱听个吉庆话。元旦之后，便是春节，按过去说法，叫“阳历年”和“阴历年”。中国人习惯过阴历年，尽管已改名为春节，但其热闹情况却远远超过元旦，人们见面，总不免互致吉语，说一声“恭喜、恭喜……”，或“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当年北京人更是如此，不但民间如此，皇家也如此。道光十七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在日记中记道：
　　“帮贵差曹正全回楚，奉到恩赏御书‘福’字、‘寿’字两幅，鹿肉一总封，恭设香案敬领。”
　　这就是清代皇上过年赏大臣的吉庆话：“福”“禄”“寿”也。“福、寿”是写两个字，而“禄”则是谐音，用鹿肉来表示，又滋补营养，名称又好听，而且是由清朝的“发祥”之地山海关外来的，所以从清初一直到清末，过年时赏大臣鹿肉几成定例。
　　“福、寿”是写在纸上的。什么纸呢？是印有细线泥金花纹的蜡笺。当年写字，按纸的性质分两大类：一是不同种类的生宣纸，如夹贡、玉版、六吉，以及染成梅红色或红、黄花斑的梅红宣、虎皮宣等。另一种是用宣纸加工成的，用蜡捶过的各色蜡笺。蜡笺如现代之有光纸，有亮光，十分好看，但不吸水分，因此写出字墨色发亮，而年久墨会脱落。新科翰林写对联送人打秋风，都是用朱红、大红蜡笺裱好的现成书联纸来写，因其喜气洋洋，华瞻漂亮。但若干年之后，卖给古董商，同样一个人的对子，用蜡笺纸写的却只及用宣纸写的一半的价钱。皇上赏给大臣福、寿字，照例用蜡笺斗方写。所谓“斗方”，就是老式斗口大小的正方形，约合市尺一尺五寸见方，四周都印有很复杂的花纹；写时对角写，尖向上，很大的福字、寿字写在中间。京内大臣尚书以上至亲王，外省巡抚、总督、将军等一般都要赏赐。外省由折差按驿站递送，最远的如云贵总督、新疆伊犁将军都要送到。前引林则徐日记，就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所记。道光十五年他任江苏巡抚时，也受到同样赏赐，不过只有“福”字和鹿肉，少个“寿”字。清代宫中十二月初一有开笔书福之典，后改为十二月廿日。《养吉斋丛录》记云：“面赐福字者……以次入跪案前，仰瞻御书毕，即叩头谢，两内监对持龙笺而出。叩谢者，正当福字下……或加赐寿字，则预书也。”外大臣自难得到“面赐”，只好摆香案恭领了。
　　雍正四年，有“朕手书福字赐内外大臣”的上谕，但够得上这种赏赐的大臣并不多，像《红楼梦》中贾府那样的贵戚家，也还够不上，所以书中没有写到。因为很稀少，所以得到的自然特别珍贵了。林则徐日记：“即恭装匾额悬于二堂，九拜叩谢。”就是把“福、寿”等字幅，精裱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堂屋正中。旧时在北京，给亲友家拜年，还有那些祖上做大官的旧家，在堂屋中挂着“圣赏”福、寿斗方，显示了京朝旧家的华瞻。自然，也有的人家，子孙不肖，家事衰微，这些玩意儿便流落到琉璃厂古玩铺成为商品，甚至被外国人买去了。
　　现在很难见到这种御赐“福、寿”字幅，年轻人自然不知所以然了。前两年有一人突然来找我，拿着一幅给我看，问我这玩意儿值钱不值钱。细询其家世，是江苏淮阴，清代“清江浦”，是清代河道总督驻扎的地方，但他自己说不清，只问“值钱不值钱”，令人感到可叹、可笑而且可厌了，而我又深憾自己没有皇上赏“福、寿”字的祖宗。这难道真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吗？
　　以哲学解释祸福，或以宗教解释祸福，这对于常人来说，都没有必要。新年新月，说个吉庆话，“多福多寿，加官进禄”，讨个口彩，听的人高兴，生活中也增加一些欢乐的气氛。旧时旧历年在院中摆“天地桌”，后面供“天地马儿（即神像）”，或一座画着“福、禄、寿”三星的插屏：中间一位朱袍纱帽的“官”，两手展一小轴，上书“天官赐福”四字，一旁是南极寿星老儿，另一旁则是散财童子。这个“三神小组”总是在一起不分离。现在谁要感兴趣，还可以在瓷器店买到，那里有景德镇烧的细瓷“福、禄、寿”三星；买了和维纳斯石膏像摆在一起，可以来个东西方神像大聚会。
　　新春吉福，“福”字最普遍，我最怀念有些人家影壁墙上贴的大红“福”字，小时候给人家去拜年，一进大门，迎面影壁墙上，鲜艳的双红纸大斗方，乌黑油亮的大“福”字，首先像火一样映入你的眼帘。有的讲究人家，是木制朱红漆金字斗方，“福”写成“圣教序”帖意的行书，整个字向右上方挺起，显现了右军法书的劲俏之处，更使人感到古色古香。
　　用大红丝绒制成小“福”字，小“寿”字，那是簪在鬓边的花胜；由闽粤远道而来堆在果盘里的朱红果实，那是引诱儿童的“福”桔；还有印有“福”字、“寿”字的福寿饽饽……这些都是祝你多福多寿，加官进禄啊！
　　〔选自《神州轶闻录》（民俗篇），华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