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14日至11月3日，陈云在北京香山主持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当时，“大跃进”已经造成工农业生产的混乱，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大滑坡。煤炭工业作为能源生产的主力军，也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产量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
　　为彻底摸清煤炭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陈云在座谈会一开始，就鼓励参加会议的同志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他说：“这是一个调查研究座谈会。”“会上可以得出共同的意见，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即使是共同的意见，也不作为决定。”“大家要无所顾忌地随便地讲，要左思右想地考虑问题，不要怕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不从各个角度考察问题，就不容易全面。过去工作上有很多的缺点，往往是由于考虑问题有片面性而产生的。”陈云之所以说这番话，目的是为了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因为“大跃进”期间特别是195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心存顾虑，不敢讲真话、不敢坚持原则，导致很多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解决。
　　在陈云的鼓励和引导下，大家卸下了思想包袱，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事关煤炭工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建设、生产指标、工资奖励、技术人员政策等许多重要方针政策，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听完大家的汇报后，陈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归纳出哪些规章是必要的、群众运动有哪些好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好处和缺点等十八个专题，请大家进一步讨论。他强调指出，要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问题不妨分细一点，细了讨论得深，解决得快，最怕囫囵吞枣。为此，陈云生动地说：“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事后诸葛亮是总结经验。”
　　根据陈云的安排，座谈会对十八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准确地找出了当时煤炭工业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整个行业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煤炭行业采取了调整煤炭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精简人员、“开仓保煤”等果断的、有针对性的措施，使煤炭工业逐步走上了正轨，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作出了重大贡献。
　　笔者认为，陈云领导煤炭工业走出困境这件事情，尤其是他总结经验教训时所倡导的工作方法，称得上“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这个论断，讲的正是这个朴素而简单的道理，甚至不妨将之理解为“事后诸葛亮”乃“事前诸葛亮”之母。结合陈云主持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的事例，这句话至少有三层涵义：一是当“事后诸葛亮”并不可耻，反而精神可嘉；二是当好“事后诸葛亮”的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三是积累当“事后诸葛亮”过程中的智慧，从而再遇到相同的问题时就可以转变为“事前诸葛亮”，而不是重蹈覆辙。
　　敢于当“事后诸葛亮”，是需要一定勇气的。长期以来，“事后诸葛亮”往往用来比喻那些事后自称有先见之明的人，讽刺这些人自作聪明、放马后炮。更有甚者，一些人还认为工作出现问题后，讲得再多再好，也于事无补，乃至无端指责讲话人是“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站着说话不腰疼”。然而，我们只要仔细地想一想，就会发现：能当“事前诸葛亮”固然好，但人非圣贤，谁能够每次都料事如神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时时处处都做“事前诸葛亮”，连诸葛亮自己也没做到。用人不当，误失街亭，最终只得“挥泪斩马谡”，不正是诸葛亮人生中的一大败笔吗？即便是这样，鲁迅在评《三国演义》时还是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因为“事前诸葛亮”的先见之明，往往是“事后诸葛亮”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说，当不了这次的“事后诸葛亮”，但并不妨碍成为下一次的“事前诸葛亮”。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认真地查找原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并尽可能地把损失降到最低点，比问题发生后还浑浑噩噩，不知所以然要好得多，正所谓“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对于那些与这次错误或失败无关的人来说，如果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既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也使自己丧失了一次汲取教训以避免自己犯同样错误的大好机会。因此，不怕做不了“事前诸葛亮”，就怕不做“事后诸葛亮”。对此，陈云曾说：“有成绩是明摆着的，用不着天天讲。对于缺点错误倒是应该经常注意的。”“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
　　不屑于当“事后诸葛亮”的人，要么是不能清醒地认识错误和失败所造成的危害，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要么是处心积虑地找客观原因，想推卸责任，其结果必然是重蹈覆辙，一错再错。在现实工作中，我们常说有些人办事行为是“事先拍脑袋，事中拍胸脯，事后拍屁股”。其实这些人的典型特征，一是没有“事前诸葛亮”的本领，却硬要假冒“事前诸葛亮”，靠一时冲动、心血来潮办事，这样焉能不出问题？二是没有当“事后诸葛亮”的勇气，出现问题后，只知道逃避责任，这样又怎能不再犯相似的错误呢？
　　当好“事后诸葛亮”，关键是要找出错误或失败的原因，并对症下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从高潮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党的工作重点也从城市转向农村。在这一新形势下，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但是，这个时期党内盛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认为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道路，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从而导致党内接连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即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王明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三次“左”倾错误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而且后一次的“左”倾错误是在批判和“纠正”前一次“左”倾错误后发生的，但它们在本质上相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批判者和“纠正”者没有当好“事后诸葛亮”，没有找到前一次“左”倾错误的根源。归结起来，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根源就是：不了解中国实际，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纠正了这些错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原因正是抓住了这些问题的要害，坚持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而言，毛泽东称得上是由“事后诸葛亮”转变为“事前诸葛亮”的楷模。
　　与此相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是密切相关的。这也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勇于承认错误，善于改正错误，而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犯任何错误。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如果大家都来当“事后诸葛亮”，该是多少个诸葛亮在总结经验教训，并产生多少条锦囊妙计呢？因此，争当“事后诸葛亮”，当好“事后诸葛亮”，是十分值得提倡的。正如陈云所言：“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领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并在前进中随时总结经验，这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当然，有的同志在工作失误之后，没有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的态度，没有认真、深入地分析问题，感情用事，一味指责、挖苦犯错误的人，乃至凭主观臆测作不负责的议论，是称不上“事后诸葛亮”的，顶多是个“事后马大哈”。
　　若这些人也自诩为“事后诸葛亮”，就坏了“事后诸葛亮”的名声，因为“事后诸葛亮”多少要有些诸葛亮的风采，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得了的。
　　（选自《红广角》2012年第6期，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