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天价刀鱼是一种耻辱
　　桃花初绽的清明时节，吃刀鱼是一种季节性消费，后来成了符号性消费，如今可能就是炫耀性消费。今年如约而至的刀鱼季，不仅刀鱼更加难得，偶然得之的刀鱼也频频卖出高价，据说在市场上已经卖每克180元。刀鱼像黄金那样论克卖，说明这一物种的珍稀与濒危，还有吃客对刀鱼的惶恐或尊崇心理。
　　那么谁在吃天价刀鱼呢？是否值得花上万元吃一条薄薄的刀鱼？消费对象不同，答案肯定不同。工薪阶层肯定认为不值得，富人的考虑就不一样了，他有多方面的关切。
　　首先，中国富人大多数喜欢高调，因为他可能有一个贫寒卑贱的出身，经历坎坷，仰人鼻息，甚至吃过残羹冷炙，现在成了企业家，财富累积快而巨，就要对外宣示“咸鱼翻身”的结果。在媒体烘云托月地指认下，刀鱼的“锦衣玉食”的标识性越来越强，那么他就顺其自然地选择这个消费品；二是招待客人。对于资本运作中的关键人物，他时时要通过投桃报李的形式巩固关系。那么一盆刀鱼上桌，就是很灵验的固化剂，其醒目度与珍稀性均超过茅台酒的符号，足以担当传递感情的重任。又或是自己享受，赚钱太快太容易，不用掉有点难受。富人的消费理念与普通人是大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解释他们消费行为时总有隔靴挠痒的原因。
　　从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看，对富人的极奢型消费还不能形成道德或文化层面上的指责，多半是当作八卦新闻来报料的，最后即使点到一两句，力度也不够大。因为法律没有禁止公民对极品美食的正常消费行为，甚至监管部门对餐饮市场售卖、消费保护动物的现象也查禁不过来呢。
　　但是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相当强的欧洲人，看到中国追着春潮吃刀鱼的“盛况”非常不理解。有一个德国朋友对我说：“刀鱼既然已经成了一种濒危物种，它味道再鲜、营养再丰富、价格再高，也不应该成为人们满足口欲的食品，而应该通过法律进行保护，并且这种保护应该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但我看到的情况正相反，以吃刀鱼来炫耀财富的中国人难道一点没有羞耻感吗？”
　　刀鱼背后的中国文化
　　欧洲人不能理解的事，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是经常发生的。刀鱼是一种极端的例子，可能更具新闻价值。而在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上，特别是在被称为夷或蛮的南方大片区域，吃河豚鱼、吃蛇、吃穿山甲、吃果子狸等，都是一种值得夸耀的享受，甚至衍化为一种饮食文化。为了达到不同凡响的味觉或视觉效果，古人还发明了不少特殊的烹饪方法。
　　晋朝的王济，帅哥一个，略有逸才，技艺过人，娶晋武帝的女儿常山公主做老婆，官至侍中，成了天字第一号“官二代”。有一次他招待老丈人，席上有一款看似家常的蒸猪肉，但武帝一尝味道极为鲜美，一问才知道这道菜蒸时不加水，加的是刚从女人身上挤出来的乳汁。武帝虽然也是个正牌吃货，但面对人乳蒸肉，筷箸一掷，拂袖而去。
　　唐代呢，也有个超级吃货传世，他叫张易之，与他的弟弟张昌宗二人被谀为“桃花似六郎”，就是武则天的面首，跟今天的“鸭子”一个理。张易之通晓音技，在烹饪上也有一手，他发明了一道鹅鸭炙，将活鹅活鸭关进大铁笼里，笼内放一只大炭盆，四周安放了酱醋等调味品盆子，当可怜的鹅鸭被烤得受不了时候，就会在笼内奔跑，再去饮这些调味品，等到它们羽毛脱尽，身体发红，肚内灌足了酱醋时，这道奇特的菜就做好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还有人觉得死骆驼的驼峰不够好吃，就想起活取驼峰。取一匹骆驼，活生生地割下它的双峰或炒或蒸，结果这边闹哄哄地推杯换盏，那边鲜血淋淋的骆驼在连声哀号。而吃羊唇也是采取这种残忍的方法。
　　以上种种基于动物极大痛苦之上的烹饪方法，在那时已经被文化人所鄙视，斥之为“恶吃”。
　　但建国后，恶吃之风并没有绝迹，反而以饮食文化包装一下出笼，在隆重的场合惊世骇俗。比如60年代的上海大厦有一道咸菜豆瓣汤，是用来招待国宾的。有一次某国家领导人在此招待外宾，大厨就上了这道汤，外宾一吃鲜美异常，此时陪同的官员告诉他：这豆瓣不是用蚕豆剥肉而成，而是用江南春季上市的塘鳢鱼鳃边的两瓣“蒜子肉”做的，集满一百条才做成这道汤。外宾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再比如，河南有一道用黄河鲤鱼做的菜，厨师杀取鱼身上的肉，鱼骨鱼头鱼尾保留并布局于盘中，鱼肉快速披刀下油锅浇在鱼架上进献，上桌时鱼嘴巴还在翕动，主客见此奇境，往往一片叫好！上世纪70年代，西哈努克亲王流亡中国期间访问洛阳，当地政府就在盛宴上隆重推出这道名菜。鲤鱼嘴巴喘息般地翕动之时，作为虔诚的佛教徒的亲王，吓得双手合十，口宣佛号，真是大大地开了一次国际玩笑。
　　我们知道，世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消费地在亚洲，尤以香港、广东、台湾为盛。在这些城市饭店的菜单上，很容易看到穿山甲、猴脑、熊掌、海龟、灰雁、天鹅、孔雀、鸳鸯、水蛇、巨蟒、大蜥蜴、鳄鱼、大鲵（娃娃鱼）……这些动物，并不是人体生长或治病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咀嚼它们，不外乎追求味觉刺激和虚荣心及猎奇心理。
　　如果这种现象都归于饮食文化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就是落后的、野蛮的，有悖于人类认同的价值观。这种饮食文化散发后的负面作用也极大，并会影响到社会管理与人类自我约束的操作层面。
　　诚如甘地所言：“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态度。”事实上，近年来屡屡曝光的恶性事件中，就有无良商贩为了获取更多的钱，往猪的肛门里插入管子注水、通过鼻孔往待宰的牛腹腔和心脏内注水、给甲鱼注水、往鸡鸭的嗉子里狂灌石膏浆……这些摧残动物以谋取更大利润的做法，造成了动物的极大痛苦，剥夺了它们最后一点尊严和体面，同时也因为缺乏应有的怜悯之心、感恩之心，容易转化为对人类自身的冒犯和伤害。
　　我们要树立怎样的饮食观？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贫困与饥饿压抑了人们的物质享受，留下了惨痛的集体记忆。当某些人摆脱贫困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加倍补偿的欲望，而本能地抵触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应有的生活观念和态度，这就是文化惯性起作用的结果，或者称为文化滞后发展现象。富人在食事上一掷千金的表现，其实也折射出精神上的贫困。
　　西方人在古代也有粮食歉收、牲畜死亡、食物匮乏的时候，但总体来说比中国人要丰盈得多，到了近代和现代，由于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的幅度低于粮食产量的增加的幅度，肉食在饮食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因此无需扩大食物的种类，主要的食物固定在某几种作物和动物之上，食谱中饮食原料的种类远比中国人的要少。
　　再从社交方面看，中国人更乐意通过饮食来表达热情与契约。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生活中饮食所占的位置远远没有在中国那么重要。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西方人把食物从营养学的角度分解为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碳水化合物等，把饮食行为理解为给机器添加油料，因此吃的意义已经淡化了。人们不必通过食事来显示身份，事实上也不能显示身份。那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食事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们的身上，如果有，肯定将成为不道德的新闻，对他们的名誉产生消极影响。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富豪们，常常过着一种节俭、朴素、节制的生活，同时也把降低物耗、拒绝浪费、节制欲望作为一种追求，一种信仰和操守。
　　容我说说法国的三大美食：鹅肝、鱼子酱、松露。鹅肝现在面临越来越严厉的舆论谴责，因为生产鹅肝的家鹅在饲养方法上有虐待动物的嫌疑，动物保护组织一直在找相关企业的麻烦，所以至少有一家法国公司将饲养场转移到中国北京城郊来了，难道中国企业要为全球性的动物福利问题背上黑锅？
　　松露也是欧洲人追捧的美食，最昂贵的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又称皮埃蒙白松露，年产量只有2000公斤，平均每个意大利人只能分到0.05克。但意大利人从来没有想过人工培植，增加产量。农民采掘来后直接与市场见面，富人或大企业钱再多也不能控制市场和价格。每年还要评选一次，将“王者”送拍，此时富豪们才能放手角逐一番，一举成功后，以每克论，价格超过黄金钻石。但欧洲的富豪向来低调，也不会吃独食，而是以一块松露为题目整出个大派对，邀请社会名流都来分享，而且是要付费的，所得款项统统交给慈善机构处理。美食有了，友谊有了，名声有了，慈善也做了，你说活色生香也行，反正一举多得。这种行为的背后有一种文化支撑，除了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博爱、仁慈等思想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深层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价值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中丰富的审美含量有关。
　　中国的刀鱼可以吃，可以卖出天价，但能整出这个活色生香的大场面吗？相信过几年中国富豪也能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