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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大调解”和“诉调对接”运动亮点的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是法院提供的便利当事人纠纷解决的公共产品服务之一，法院和社会力量彼此在配合、协调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竞争促成纠纷的彻底解决，积极引导社会创建和谐的纠纷解决文化。
关键词：多元化纠纷解决；法院调解；能动司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1
当代ADR与诉讼的结合，使得法院的功能进一步扩大，法院逐渐成为协调、促进、监督ADR发展的中心。诉讼调解社会化不仅带来了理念的更新，也带来了诉讼文化的转变，使诉讼的对抗性大大减弱，而更多的转向协商性。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提出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的理念后，时隔三年，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再次重申调解社会化理念。
委托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的集中体现。社会力量参与到诉前和诉讼调解中，可以将公序良俗、情理道德等法外规则引入纠纷解决过程，增强司法亲和力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诉讼调解社会化之正当性理论依据
司法调解权是司法权的一种，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司法权具备社属性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司法调解权具备社会属性的前提。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的理论基础即司法权的社会化。黑格尔和恩格斯对于司法权的社会性都有经典表述。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文认为司法权的两项根本任务，一项是“根据事件的直接单一性来认识事件的性状”，另一项是“使事件归属于法律下，因为法必须回复起来”，简单理解就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两项功能。黑格尔进一步解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事实构成只能单独由专职法官来认定，因为这是每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人都能做的事，而不只是受过法律教育的人才能做的。对事实构成作出判断，是以经验的情况、对行为所作的证言和类似的直观材料为依据的，或者更以另一些事实为依据，从这些事实就可以推断有关行为，并大体上确定其行为之真伪。”黑格尔主张职业法官主要承担适用法律的职能，而并没有排除一般国民适用法律的权力。黑格尔向我们论证了：司法权来源于市民社会，并服务于市民社会，司法权行使主体并非是垄断、单一的，而呈多元化。
恩格斯关于司法权的社会性论述主要集中体现在《<刑法报>停刊》和《集权和自由》两篇文章中。在《<刑法报>停刊》中，恩格斯认为，“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在《集权和自由》中，恩格斯认为司法权是“涉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同时认为“既然集权是集中在一个中心，既然这里的一切都是汇集在一个点上，那么，集权的活动必然应当是有普遍意义的，它的管辖范围和职权就应当包括一切被认为是有普遍意义的事情，而涉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则不在内。”恩格斯坚持司法权既可采取国家集中行使方式也可采取集权之外国民直接行使方式，以此区别于只能采取国家集中行使方式的立法权和行政权。
黑格尔、恩格斯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司法权的社会性，为我们理解诉讼调解社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诉讼调解社会化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建构和实际运作状况还不太理想，社会对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认可度偏低。2007年4月开始实施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继续降低诉讼收费，“司法为民”、“司法便民”政策的大力倡导使得原有的司法模式具有简易、快捷、低廉的特点，不足以形成非正式机制分流替代的激励效应。我国的纠纷司法解决的权力仍然被法院所垄断，权力垄断后的副产品“权力寻租”、“权力腐败”也使得法院深陷信任危机，因此法院与社会力量共同行使纠纷解决权力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在司法社会化的实现模式及路径上，我国既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政策实施型”司法模式，也不同于英美法系的“纠纷解决型”司法模式，而是采取“司法推进模式”，即由司法部门（特别是基层法院）为中心，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纠纷解决，自下而上的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大调解”和诉讼调解社会化的格局。
通过司法社会化，法院成为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的主导力量，在积极承担化解纠纷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其能动性的政策倡导也招致了不少谦抑司法论者对司法超越自身功能和权限的质疑和抨击。然而我国当前的能动司法并不是为了扩张司法权，而是在我国既定的宪政体制内，用一种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姿态承担起社会管理的政治职能。司法政治职能的发挥必然带有一定的主动性，因为“整个现代社会司法的政治功能其实在增强，而不是在削弱。”“一个政治功能缺失或弱化的法院，实际上既无政治地位，更无力担当实现法治的重任，还势必影响其一般司法功能的发挥。司法政治功能的弱化，不仅有可能丧失法院作为司法的主体地位，而且有可能使法院受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摆布与支配，成为某种强势主体的附庸。”
法院应当积极发挥创新社会管理的职能，取得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导权，解决司法改革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才是“司法为民”、“能动司法”理念的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M].北京:北京印书馆,1961.
[2](德)恩格斯.刑法报停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德)恩格斯.集权和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朱苏力.中国司法的规律[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1):156-160.
关键词：多元化纠纷解决；法院调解；能动司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1
当代ADR与诉讼的结合，使得法院的功能进一步扩大，法院逐渐成为协调、促进、监督ADR发展的中心。诉讼调解社会化不仅带来了理念的更新，也带来了诉讼文化的转变，使诉讼的对抗性大大减弱，而更多的转向协商性。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提出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的理念后，时隔三年，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再次重申调解社会化理念。
委托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的集中体现。社会力量参与到诉前和诉讼调解中，可以将公序良俗、情理道德等法外规则引入纠纷解决过程，增强司法亲和力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诉讼调解社会化之正当性理论依据
司法调解权是司法权的一种，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司法权具备社属性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司法调解权具备社会属性的前提。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的理论基础即司法权的社会化。黑格尔和恩格斯对于司法权的社会性都有经典表述。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文认为司法权的两项根本任务，一项是“根据事件的直接单一性来认识事件的性状”，另一项是“使事件归属于法律下，因为法必须回复起来”，简单理解就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两项功能。黑格尔进一步解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事实构成只能单独由专职法官来认定，因为这是每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人都能做的事，而不只是受过法律教育的人才能做的。对事实构成作出判断，是以经验的情况、对行为所作的证言和类似的直观材料为依据的，或者更以另一些事实为依据，从这些事实就可以推断有关行为，并大体上确定其行为之真伪。”黑格尔主张职业法官主要承担适用法律的职能，而并没有排除一般国民适用法律的权力。黑格尔向我们论证了：司法权来源于市民社会，并服务于市民社会，司法权行使主体并非是垄断、单一的，而呈多元化。
恩格斯关于司法权的社会性论述主要集中体现在《<刑法报>停刊》和《集权和自由》两篇文章中。在《<刑法报>停刊》中，恩格斯认为，“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在《集权和自由》中，恩格斯认为司法权是“涉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同时认为“既然集权是集中在一个中心，既然这里的一切都是汇集在一个点上，那么，集权的活动必然应当是有普遍意义的，它的管辖范围和职权就应当包括一切被认为是有普遍意义的事情，而涉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则不在内。”恩格斯坚持司法权既可采取国家集中行使方式也可采取集权之外国民直接行使方式，以此区别于只能采取国家集中行使方式的立法权和行政权。
黑格尔、恩格斯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司法权的社会性，为我们理解诉讼调解社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诉讼调解社会化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建构和实际运作状况还不太理想，社会对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认可度偏低。2007年4月开始实施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继续降低诉讼收费，“司法为民”、“司法便民”政策的大力倡导使得原有的司法模式具有简易、快捷、低廉的特点，不足以形成非正式机制分流替代的激励效应。我国的纠纷司法解决的权力仍然被法院所垄断，权力垄断后的副产品“权力寻租”、“权力腐败”也使得法院深陷信任危机，因此法院与社会力量共同行使纠纷解决权力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在司法社会化的实现模式及路径上，我国既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政策实施型”司法模式，也不同于英美法系的“纠纷解决型”司法模式，而是采取“司法推进模式”，即由司法部门（特别是基层法院）为中心，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纠纷解决，自下而上的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大调解”和诉讼调解社会化的格局。
通过司法社会化，法院成为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的主导力量，在积极承担化解纠纷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其能动性的政策倡导也招致了不少谦抑司法论者对司法超越自身功能和权限的质疑和抨击。然而我国当前的能动司法并不是为了扩张司法权，而是在我国既定的宪政体制内，用一种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姿态承担起社会管理的政治职能。司法政治职能的发挥必然带有一定的主动性，因为“整个现代社会司法的政治功能其实在增强，而不是在削弱。”“一个政治功能缺失或弱化的法院，实际上既无政治地位，更无力担当实现法治的重任，还势必影响其一般司法功能的发挥。司法政治功能的弱化，不仅有可能丧失法院作为司法的主体地位，而且有可能使法院受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摆布与支配，成为某种强势主体的附庸。”
法院应当积极发挥创新社会管理的职能，取得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导权，解决司法改革中面临的具体问题，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才是“司法为民”、“能动司法”理念的应有之意。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M].北京:北京印书馆,1961.
[2](德)恩格斯.刑法报停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德)恩格斯.集权和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朱苏力.中国司法的规律[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1):156-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