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成长小说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女性的生存和命运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百年来一大批作家塑造了一系列充满欲望的鲜活的女性形象，关爱、同情、怜悯和理解成为作家深思和表达同声的切入点，成长母题下对梦的不同表述，展示、张扬出女性形象主体精神的继承和延续。
　　[关键词]女性成长 自省精神 继承 延续
　　
　　一九二七年冬天，丁玲发表了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以日记体形式描写了一个在“五四”退潮期，不甘堕落沉沦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生活故事。莎菲是个骄纵、狷傲和怪僻的青年知识女性。她离家在外，寄宿公寓，身患肺病，严重失眠，生活穷困潦倒。她不满于周围的卑俗生活而十分孤独，也因此形成盲目反叛的个性。她嘲笑因怕生孩子而不敢与爱人同居结婚的毓芳，不理睬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同乡小姐。忠厚善良而笨拙的苇弟，细致入微地关心照顾她，却不真正了解她，为此莎菲对他既同情、感激，又讨厌、回避，认为两人无真正的爱情。对来自新加坡的美男子凌吉士却一见钟情，他的长相和风度使莎菲迷恋、陶醉。不久发现这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丰仪的里面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这使莎菲悔恨并决计报复，她所要追求的是灵肉二者和谐统一的爱情。因此在得到了凌吉士的一吻之后，莎菲在“我胜利了”的精神状态中一脚踢开了他。在结尾作者写到：“我狂笑地怜惜自己，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作品通过莎菲恋爱心理的细腻描写，揭示了她内心的灵肉冲突与性爱意识，突出地表现了偏执的女性优势心理及其特征。由于作者早期思想的局限，丁玲无法为主人公找到科学的思想武器和正确的反抗途径，莎菲最终以心理的倔强和实际的虚弱结束了这段生活。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只从那满足中感到胜利，从这胜利中得到凄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丁玲早期创作集中地表现了知识女性的精神苦闷。
　　《上海宝贝》是卫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以知识女性“倪可”为主的一群西方文化、现代商品经济文化观念下的都市另类女性“上海宝贝”。世纪末，随着都市化的加速，都市人的异化也愈发鲜明、突出。现代商业社会的激烈竞争与生存的本能驱使着人们在激烈的抗争中疲于奔命，从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灵魂，关注自己的理想。肉体日益逃离精神的王国，而沉迷于感官的刺激与享受，人们被环境、欲望驱赶着，褪变成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深度的单面人、平面人与空心人。在这个空间中，女性在灵与肉的矛盾和搏击中却表现出更多的无奈和迷茫。
　　从这两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莎菲和倪可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女性解放和女性自省的双重矛盾时的迷失和自省。
　　长期以来，人们围绕《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人物形象争论不休，概括地说，对主人公莎菲有三种看法：第一，莎菲是“玩弄男性的个人主义者”，她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道德与封建礼教相对立；第二，莎菲是“恋爱至上主义者”和“爱情怀疑论者”；第三，莎菲是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小资产阶级的叛逆女性。《莎菲日记第二部》中交代，证明这篇小说是以1924—1925年冬春之交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为背景的。莎菲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她的性格特征恰与此社会环境毫不相容：她要反抗庸俗，追求光明。莎菲在这种黑暗和庸俗的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是深沉苦痛，她为了追求一点新的生活即使被人称作坏女人也要主动大胆地向凌吉士进攻；她鄙视苇弟的懦弱无能，也唾弃凌吉士的无耻卑劣；她讨厌同乡小姐的矫揉造作，也看不起毓芳、云霖的拘谨。这种对本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彻底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和清醒的自我意识的孤独奋斗精神，正是莎菲的现代战斗意识的体现。她的“怪癖”、“狂狷”正是崭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性格体现。她的内心的烦躁不安正是对现代新生活的渴望。
　　莎菲是时代的产儿，她代表了“五四”退潮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某些共同特征。“五四”知识阶层的“最终分化”，加剧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因为一时找不到出路所产生的苦闷、彷徨情绪的蔓延。特别是一些从封建旧家庭冲出来的新女性，她们不仅没有找到自己渴望的真正愛情以及新生的道路，反而在冷峻的现实面前，逐渐减退了“五四”运动焕发出来的热情，进而转化为一种悲哀与幻灭。莎菲除了在婚姻问题、爱情问题上坚持与现实不妥协的态度外，也表现出忧郁、孤愤、彷徨、感伤的一面，但悲观颓废绝不是莎菲性格的主要特征，不甘于平庸，更不向黑暗低头，这才是她的根本素质。
　　《莎菲女士的日记》决不是仅仅描写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意识王国，莎菲也绝非“专意玩弄男性的女人”，她是小资产阶级的叛逆女性。她的性格形成有着深厚的时代渊源。在没有找到正确道路之前，她对社会采取了变态的反抗。茅盾曾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女作家丁玲》）。这段话，高度概括了莎菲形象的典型特征。
　　而这种“叛逆”“不甘于平庸”也许正是百年来中国女性追求现代性生活的“集体无意识”。《上海宝贝》中的倪可，是被现代商品经济文化所异化的都市女性，她站在边缘地带的生存空间，过着一种“另类生活”。她年纪轻轻，却往往远离父母独居，拥有相当自由的空间。她是自由职业者，远离上班族的“朝九晚五”。倪可大学毕业后，抛弃令人羡慕的记者之类的体面职业，兴冲冲地跑去当咖啡店女招待，后来辞职，居家写作。她交际圈中的朋友是DJ、前卫画家、双性恋的男模特，是平常百姓目光所不及的阶层。她试图挣脱命运的链条，改变父母一成不变的人生轨迹，逃离社会、时代已安排好的小市民的生活。她左奔右突，离经叛道，将自己放逐到“另类人”的境遇中。家庭、恋爱、婚姻、职业等所有的正常的人生要素成为她反叛的焦点，过着前卫的另类生活，向世人宣布自己异乎寻常的存在。甚至作品中唯一的贤良形象——倪可的表姐朱砂，也离了婚，成了阿Dick的新女友。
　　倪可代表的新人类们抛弃了父母“上有老、下有小”的沉重人生经验，他们没有将来，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尽情享受着上层的生活与娱乐。她们是城市中的空心人和漫游者，除了追逐瞬间的、即时的娱乐，不知道将委身何处，奔跑、游走是唯一定居的方式。灵让位于肉，心灵的灼痛和人格上探索，精神障碍都沉迷于都市的繁华与刺激之中，在那恶性循环的疯狂中感受着内心深处的焦灼与厌倦。灵魂被放逐了，理性被消解了，灵与肉被截然分开，并充盈着对肉的过分迷恋。倪可的生活中有两个男人：纯真、无助而性无能的大男孩天天、热情奔放的已婚德国男人马克（倪可与天天、马克之间的灵与肉的故事）。天天代表了“灵”这一极，倪可的心中也早已把他当作爱情的最好停泊地；马克是“肉”的象征，是倪可在天天的身上不能满足的生命欲望的宣泄之地。“我”不断地在灵与肉、天天与马克之间周旋，充分享受着灵与肉分离带来的人生丰富性。
　　在莎菲和倪可的成长中，这种“灵与肉”的集体无意识也许正是百年女性觉醒的一个原型，一种心理历程。中国现代女性在追求女性解放和女性自主中，面对不同社会环境的诱惑，在各自矛盾和自省中蹒跚走来，而这种成长正是在男性话语霸权下，女性自省精神的承接和延续。女性试图在压抑的环境中，叛逆的创造出自己的、被平等认同的“独特”的生活空间。然而，在这种空间的追求和创造中，新女性、新新女性的各种被否定的、不被社会男性观念所认同的生存追求，却得到了延续和承接，自省精神逐步成熟起来。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宝贝》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相似性或者成为互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