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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法之“法”
法是标准，规范，榜样，可仿效的，如法式、法度、法帖等。“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須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其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城。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这是一篇沈括论述书法之道的短文。首先，沈括强调了书法应当具有标准。正如美女西施、毛嫱一样，尽管容貌各别，但手足不能乖戾，那种以为“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的说法是走入了误区的。
二、“法”的兴起
众所周知，唐代是书法盛行的时期，较之东晋不能说是“逊色”，而可以说是“伯仲之间”。其所以盛行，固然有经济繁荣和整体文化发达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六朝的书法传统、名家墨迹能得以直接继承，是六朝书法发展的继续。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国家制度上，对书法比任何朝代都更为重视。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唐代则全面采用了这些措施，而且设立了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书学”。“书学”是唐代最高学府中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中的一种，书学中设置书学博士，以教授书法。学书每天用纸一幅。设立书学是唐代的创举，在铨选人才时，也把书法作为条件之一，使唐人得到实惠。
同时，唐代的科举制度把书法列入取士之科。《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制》：“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其中所谓 “明字”即指以书法取者。此外选官制度也对书法有所要求，《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制》“……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唐代官僚制度还在官职中设立“侍书”一职，如“皇帝侍书”、“太子侍书”。弘文馆不定期地举办书法培训班，专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唐代书吏有机会转为官员，在文官的选择任用中书法起一定的作用。一时间书法家辈出，使得魏晋以来处于无序的自由发展状态的书法，纳入有序的轨道。书学的目标、标准、起点相对建立，涌现出大量书学技法书论。如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八法》、《传授诀》、《用笔论》，虞世南的《笔髓论》，李世民的《笔法诀》等等，特别是李世民的《笔法诀》，其中提出的：“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安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极为重要。“中正冲和”是他为“楷法遒美”提出的标准。
唐代初期，太宗李世民笃好书法，尤为欣赏王羲之。他不惜重金购求王羲之的墨迹，每得王帖便叫诸王子临摹，每帖都要临写五百遍。又命赵模、冯承素等书家摹写《兰亭序》，赐赠给权贵朝臣。一时间，士大夫皆宗法王右军。虞世南是王羲之的嫡系书派，自不必说，就是欧阳询、褚遂良等虽出自北派，也不能不旁习右军以迎合太宗的意趣。弘福寺僧怀仁，搜遍王羲之字迹，集成《圣教序》。武则天执掌政权后也曾向王方庆索求右军遗迹。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初唐宗王书风之盛。初唐的书法虽然成就很大，便基本上没有能脱出晋宋的藩篱。在创新上，虽有欧、虞、褚、薛等大家，但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直到开元之后，颜真卿出现才打开了局面。颜鲁公书“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卓然形成了盛唐书风。有人评颜书：“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之衰者。”从初唐墨守成规的情况来论，这并不算过誉。
唐代中期和初唐时期有所不同：在字的形态风格上，初唐是劲健，中唐是肥厚。从书法的发展来说，初唐是囿于守旧，中唐则是富于创新。颜真卿所开创的新书体，深得唐人之意。他的影响，几乎代替了王羲之，到了后世书家无不师颜的程度。此时，书法呈现出以肥厚为 “时尚”，最终转为“时弊”。所以中唐时期的沈传师、柳公权“专主瘦挺，欲矫中唐肥厚之失。”
唐朝晚期，国势日衰，战乱频仍。尤其是到了五代，干戈不断，但由于初唐、中唐书法之盛，遗风余烈，影响深远，流风所渐，结习未忘，还是出现了一些书家。正书始于汉魏，成于两晋，而鼎盛于唐。唐楷对于正书的结体、特征、取势、笔法、结构等方面的法则、法度都对前代人做了深入的研究、规范和总结。同时，社会的时代特征、书家的个性特征鲜明，所以说，唐楷是最能体现唐“尚法”的书体。唐楷作为正书，之所以不同于其它各代，就是“法度严谨”这一特征在其中的体现。对后世学书者，起到了典范的作用。“欧虞颜柳”几乎成了入书的唯一门径。欧虞颜柳”作为唐楷四家，在书史上是有特殊意义的。他们展示给社会的不仅有严整的法度、鲜明的个性，更多的则是他们对于文化、艺术的严肃、执着。在他们的作品中“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处处显示着“心正笔正”的人格魅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书为心画、字为心声”。
三、“法”的衰落
从魏晋书法走上自觉，书法抒情的特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到唐，孙过庭、韩愈等才鲜明地提出书法书写情感的本质功能。而书写中的意识活动，如预想字形的构思，运笔中的笔法运用，实际上都不是直觉的挥洒。所以古典书论中的“意”基本上属于人意识层面的心理内容。如：“夫欲书者，先于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苏东坡云，“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些论断都说明按自己的意愿书写，偏向于在笔意上不践古人，经过了自己的改造，有个人的面目。黄山谷的“书字如人意”，也强调书写时笔能按人的意志运行，“随己意”、“随人意”，都是指运笔过程中有意识的心理活动，都不包含书写情意在内的情感内容。
参考文献
[1]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M].刘宗迪，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1）.
[2]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2004.7重印）
[3]朱友舟；徐利明.姜夔·续书谱[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1
作者简介
王迪（1990.04.29-），女，聊城大学美术学院17级研究生，专业：美术，研究方向：书法。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美术学院）
法是标准，规范，榜样，可仿效的，如法式、法度、法帖等。“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須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其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城。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这是一篇沈括论述书法之道的短文。首先，沈括强调了书法应当具有标准。正如美女西施、毛嫱一样，尽管容貌各别，但手足不能乖戾，那种以为“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的说法是走入了误区的。
二、“法”的兴起
众所周知，唐代是书法盛行的时期，较之东晋不能说是“逊色”，而可以说是“伯仲之间”。其所以盛行，固然有经济繁荣和整体文化发达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六朝的书法传统、名家墨迹能得以直接继承，是六朝书法发展的继续。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国家制度上，对书法比任何朝代都更为重视。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唐代则全面采用了这些措施，而且设立了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书学”。“书学”是唐代最高学府中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中的一种，书学中设置书学博士，以教授书法。学书每天用纸一幅。设立书学是唐代的创举，在铨选人才时，也把书法作为条件之一，使唐人得到实惠。
同时，唐代的科举制度把书法列入取士之科。《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制》：“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其中所谓 “明字”即指以书法取者。此外选官制度也对书法有所要求，《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制》“……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唐代官僚制度还在官职中设立“侍书”一职，如“皇帝侍书”、“太子侍书”。弘文馆不定期地举办书法培训班，专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唐代书吏有机会转为官员，在文官的选择任用中书法起一定的作用。一时间书法家辈出，使得魏晋以来处于无序的自由发展状态的书法，纳入有序的轨道。书学的目标、标准、起点相对建立，涌现出大量书学技法书论。如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八法》、《传授诀》、《用笔论》，虞世南的《笔髓论》，李世民的《笔法诀》等等，特别是李世民的《笔法诀》，其中提出的：“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安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极为重要。“中正冲和”是他为“楷法遒美”提出的标准。
唐代初期，太宗李世民笃好书法，尤为欣赏王羲之。他不惜重金购求王羲之的墨迹，每得王帖便叫诸王子临摹，每帖都要临写五百遍。又命赵模、冯承素等书家摹写《兰亭序》，赐赠给权贵朝臣。一时间，士大夫皆宗法王右军。虞世南是王羲之的嫡系书派，自不必说，就是欧阳询、褚遂良等虽出自北派，也不能不旁习右军以迎合太宗的意趣。弘福寺僧怀仁，搜遍王羲之字迹，集成《圣教序》。武则天执掌政权后也曾向王方庆索求右军遗迹。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初唐宗王书风之盛。初唐的书法虽然成就很大，便基本上没有能脱出晋宋的藩篱。在创新上，虽有欧、虞、褚、薛等大家，但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直到开元之后，颜真卿出现才打开了局面。颜鲁公书“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卓然形成了盛唐书风。有人评颜书：“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之衰者。”从初唐墨守成规的情况来论，这并不算过誉。
唐代中期和初唐时期有所不同：在字的形态风格上，初唐是劲健，中唐是肥厚。从书法的发展来说，初唐是囿于守旧，中唐则是富于创新。颜真卿所开创的新书体，深得唐人之意。他的影响，几乎代替了王羲之，到了后世书家无不师颜的程度。此时，书法呈现出以肥厚为 “时尚”，最终转为“时弊”。所以中唐时期的沈传师、柳公权“专主瘦挺，欲矫中唐肥厚之失。”
唐朝晚期，国势日衰，战乱频仍。尤其是到了五代，干戈不断，但由于初唐、中唐书法之盛，遗风余烈，影响深远，流风所渐，结习未忘，还是出现了一些书家。正书始于汉魏，成于两晋，而鼎盛于唐。唐楷对于正书的结体、特征、取势、笔法、结构等方面的法则、法度都对前代人做了深入的研究、规范和总结。同时，社会的时代特征、书家的个性特征鲜明，所以说，唐楷是最能体现唐“尚法”的书体。唐楷作为正书，之所以不同于其它各代，就是“法度严谨”这一特征在其中的体现。对后世学书者，起到了典范的作用。“欧虞颜柳”几乎成了入书的唯一门径。欧虞颜柳”作为唐楷四家，在书史上是有特殊意义的。他们展示给社会的不仅有严整的法度、鲜明的个性，更多的则是他们对于文化、艺术的严肃、执着。在他们的作品中“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处处显示着“心正笔正”的人格魅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书为心画、字为心声”。
三、“法”的衰落
从魏晋书法走上自觉，书法抒情的特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到唐，孙过庭、韩愈等才鲜明地提出书法书写情感的本质功能。而书写中的意识活动，如预想字形的构思，运笔中的笔法运用，实际上都不是直觉的挥洒。所以古典书论中的“意”基本上属于人意识层面的心理内容。如：“夫欲书者，先于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苏东坡云，“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些论断都说明按自己的意愿书写，偏向于在笔意上不践古人，经过了自己的改造，有个人的面目。黄山谷的“书字如人意”，也强调书写时笔能按人的意志运行，“随己意”、“随人意”，都是指运笔过程中有意识的心理活动，都不包含书写情意在内的情感内容。
参考文献
[1]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M].刘宗迪，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1）.
[2]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2004.7重印）
[3]朱友舟；徐利明.姜夔·续书谱[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1
作者简介
王迪（1990.04.29-），女，聊城大学美术学院17级研究生，专业：美术，研究方向：书法。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