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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考作文中存在比较严重的编造名人名言现象，这种现象的危害巨大，与“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任务相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教师在作文教学中的严重问题以及命题阅卷存在的漏洞，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教师要进行理论更新，命题阅卷都应该有所作为。
关键词：作文教学；编名言现象；危害；归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7）20/23-0040-04
引子：
笔者受河北省考试院委派，曾参加2016年高考语文阅卷质检工作。期间，沧州某中学教师发现一篇作文，短短八百字就引用了4处名言，其中出现了3错误。
3处错误分别是：
狄德罗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德罗”应为“狄更斯”。
罗曼·罗兰说：“我们都生活在泥沼里，却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罗曼·罗兰”应为“王尔德”。
王淑敏说：“当幸福的马车驶过，我们看见掉在地上的金鬃毛，才知道幸福来过”。“王淑敏”应为“毕淑敏”。
问题不止于此，以上错误引用名言，张冠李戴也好、记错名字也好，都属于学生记忆不准，在之后的质检工作中笔者发现，竟然还存在恶意编造名言的现象。
一、编名言现象概述
随着质检时间的推移发现编造名言的还不在少数，试举几例如下：
王国维说过：
“激励是发展最好的催化剂”（《让生活多一些鼓励》）；
《世说新语》有这样一句话，“就某种程度而言，世界上没有一无是处的男人，更没有一无是处的女人（《绝等的“优秀”》）；
萨特曾言：“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成长，而不是他们的考试分数”（《莫以分数论英雄》）；
莫泊桑曾说：“不经历失败的人是无法收获成功的”，歌德有言：“胜利是人不断前进的动力”（《胜败皆需鼓励》）……
显然，第一句不是王国维说话的口气，“催化剂”是一个化学名词，不可能出自国学大师王国维之口。第二句，《世说新语》这样一部记录魏晋风流故事的南北朝作品更不可能穿越时代使用现代汉语，其谈论的对象乃魏晋名士，关于男人女人的内容显然不靠谱。第三句，“关注分数”是中国当代应试教育的特定产物，法国大哲学家不可能穿越国度谈这些具体的内容。这些编造的名言比较低级，阅卷者能够一看便知，名言编造者弄巧成拙。
第四位考生则考验了我们的检索能力。不要说阅卷期间，高考结束很长时间，笔者还是没有检索到莫泊桑、歌德说过类似的话，可叹吾等孤陋寡闻，网络检索无果。考卷中这样一些真伪难辨的假名言数量之多、危害之大都远非上述三例弄巧成拙者所能比的。这一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质检工作完成之后，笔者私下了解到部分学校，甚至是“名校”，为学生印发了大量名人名言，让学生背诵。笔者还了解到某名校某位小有名气的“名师”为了让自己的学生高考作文博取高分，除了让学生背诵大量名人名言之外，还告诉学生如果拿到作文题目时发现对应名言没有背过或背过的名言无法使用时，学生就可以编“名言”，根据这位“名师”的高考阅卷经验，阅卷过程中阅卷老师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核实“名言”的真伪，即便产生怀疑，也只能“疑罪从无”。第四位考生的“成果”应该是此类“名师”的得意之作。这是明目张胆地教学生投机取巧，这是一种丑陋的作文辅导策略。此种逐渐蔓延的现象已经触及了教师的底线，将贻害无穷。
二、编名言之危害
引证本身是论证的一种重要方式，指导学生引用名言本身没有问题。可是高考作文中的“名言”泛滥现象却反映出我们作文教学的单调。考生作文中出现问题的背后是作文教学方面的问题，高考作文中编造名人名言现象，结合笔者后来的调研发现作文教学在指导做人作文方面存在着双重缺失。其危害也是相当大的。
靠编造名言的方式博取高分的目的达到了，但这却是教育的悲哀。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十八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无论何时，“道德”都是教育的灵魂，“立德树人”是我们教育的指导思想。正如陶行知所言：“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一味强调“成功”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教育只能培养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诚信是道德之核心要素，毁誉、得失是可以争论的，惟独真伪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不然就会天下大乱了。所以，古往今来都把诚信认做道德的第一标准、做人的起码原则。“个别名师”居然教学生造假，突破了教育的底线，行为不值得倡导。教育行政部门有必要对此进行专项师德教育，对没有底线的教师进行必要地处理。
三、编名言现象溯因
为什么高考作文中出现名言泛滥的现象呢？甚至个别老师牺牲自己的人品，辅导学生编名言呢？究其原因，大概有二：
第一、语文教师作文教学方面的问题。这里存在语文教师写作理论更新的问题。传统议论文写作理论认为：议论文包含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其中论证就是用论据证实论点的过程。这样复杂的议论实际上只剩下论点与论据的关系，“论证”取消了“论”，只剩下“证”，舍本而逐末，复杂的论证过程变成了简单的“证明”过程。于是，在这样的写作理论指导下，议论文写作形成了简单的固定模式：首先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举一些名人事例或是名家名言来作为旁证，最后总结收尾。有人甚至这样指导：一个中心论点，辐射三个分论点，每个分论点后附以例子。于是前些年“名人开会体”作文大为流行，呜呼！错误的理论或方法的负面作用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究其原因，它简单、机械、容易被模仿。
近几年的高考作文，越来越突出思维性和现实性，往往考查学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论点 例子”式的模式化“证明”方式失去了市场。懒于理论更新的教师只剩下“引名人名言”这一法宝，部分教师指导学生编名言，这种“无德”背后是写作指导的“无能”。在这样的指导下，即便是有些灵气的学生也显得很不自信，非得挟名人以自重，“名人开会”行不通了，只能在作文中贴上名人名言这个标签，于是“高考体作文”家族中又添新成員——“名言标签体”。文必引真假名言，言必称东贤西哲。在这样的指导下，高考作文滥用名言甚至编造名言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命题和阅卷问题。对考生来说，高考是“指挥棒”。应该说，高考命题在内容的选择上还是非常重视“立德树人”的导向性的。2001年、2012年全国高考作文两次考到“诚信”，这些题目还是起到了对考生进行道德指引的作用。但是从技术上却没有控制住“不诚信”现象，甚至让“不诚信”的编造名言者占到了便宜。
在阅卷过程中，质检组向阅卷组提出作文中存在的名言造假而阅卷老师不能识别的问题。阅卷组组织者也多次向作文阅卷老师强调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作文阅卷时间不够充裕，学生引用内容广泛，教师水平不一，判别名言真伪过程复杂，最终效果一般。
四、解决教学生编名言问题的策略
真正解决名言编造问题，还要根据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对症下药。
第一，教师加强学习，正确指导学生议论文写作。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写议论文，论点确定之后该如何论证呢？
南开大学徐江先生提出了全新的议论文写作理论，他是这样为“论证”下定义的：“所谓论证，就是论者阐明观点、主张是什么以及自己持论和别人所以接受之理由。”说其新，主要体现在，此理论将论点的可接受性定位为论证的方向，解决了传统理论只“证”（“证明”论点的正确（或错误）），不“论”（论点“为什么”正确（或错误））的问题，而“为什么”恰恰是“论证”之关键。新理论主张从三个方向论证论点的“可接受性”：第一，该观点与社会公认的理论系统是不是融贯一致（包含引用名人名言），是谓“相融说”；第二，该观点是不是体现了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代表了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包含“例证法”），是谓“符合说”；第三，该观点是不是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积极的作用（包含“例证法”），是谓“实用说”。中学语文教师掌握了“三说”理论，就不会一味指导学生罗列事例，堆砌名言了。当然运用“三说”不一定非得机械地面面俱到，可根据情况灵活运用，记不住名言，可以不用。需要指出的是“三说”理论不反对引用名言，但是先贤的名言应该是议论的起点，而不应该成为思维的终点。“单单是诉诸权威并不必然表示对于权威的尊重，而是表示对我们自己的不尊重。真理总是能够凭借自身站住脚的。”在这方面学生要树立自信，其实上文所举四例编造的假名言还是比较有水平的，如果他们有自信，按照“三说”的论证方向来说理，自己也能“立言”。考生要敢于破除迷信，不要把引用“成辞”作为衡量论述可信度的标识。
第二，作为“指挥棒”高考命题和阅卷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改革。
先谈高考命题，高考的选拔功能，不仅仅是要甄别学生智力水平，也要分辨其道德的水平。香港廉政公署的一次考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1998年香港廉政公署公开选拔一名首席调查主任，蔡双雄经过一路过关到了最后的笔试，笔试一直很顺，可是，最后一道题把蔡双雄难住了。这道题分值高达20分，成败在此一举。题目是这样的：请简述唐太宗李世民为了保护环境采取了哪些措施，并详细论述其合理陛。但是历史知识很丰富的蔡双雄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李世民曾在环保方面有过什么施政措施。无奈之之下只好在试卷上写下了这么一行字：我实在想不起来李世民在环保方面曾有过什么举措，对不起，这道题我不会答。结果这道题他得了满分。其实，这道题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试题库里抽出来的，目的就是测试应试者的诚信度。高考命题也要增加测谎内容，诚实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高考应该保护具有诚实美德的人的利益，起码不应让不诚实的人占得便宜。
再说阅卷，其实引用是有原则的，应该标明出处，起码应标明出自哪本书。但是高考滥用名人名言现象实际上“绑架”了阅卷标准，为了教育大业，阅卷组织者应该下决心、立规矩，对不规范的名言引用现象给予必要的扣分，对名言造假者加重处罚力度，否则，編名言这种不诚信现象难以遏止。
【责任编辑 李晓旭】
关键词：作文教学；编名言现象；危害；归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7）20/23-0040-04
引子：
笔者受河北省考试院委派，曾参加2016年高考语文阅卷质检工作。期间，沧州某中学教师发现一篇作文，短短八百字就引用了4处名言，其中出现了3错误。
3处错误分别是：
狄德罗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德罗”应为“狄更斯”。
罗曼·罗兰说：“我们都生活在泥沼里，却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罗曼·罗兰”应为“王尔德”。
王淑敏说：“当幸福的马车驶过，我们看见掉在地上的金鬃毛，才知道幸福来过”。“王淑敏”应为“毕淑敏”。
问题不止于此，以上错误引用名言，张冠李戴也好、记错名字也好，都属于学生记忆不准，在之后的质检工作中笔者发现，竟然还存在恶意编造名言的现象。
一、编名言现象概述
随着质检时间的推移发现编造名言的还不在少数，试举几例如下：
王国维说过：
“激励是发展最好的催化剂”（《让生活多一些鼓励》）；
《世说新语》有这样一句话，“就某种程度而言，世界上没有一无是处的男人，更没有一无是处的女人（《绝等的“优秀”》）；
萨特曾言：“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成长，而不是他们的考试分数”（《莫以分数论英雄》）；
莫泊桑曾说：“不经历失败的人是无法收获成功的”，歌德有言：“胜利是人不断前进的动力”（《胜败皆需鼓励》）……
显然，第一句不是王国维说话的口气，“催化剂”是一个化学名词，不可能出自国学大师王国维之口。第二句，《世说新语》这样一部记录魏晋风流故事的南北朝作品更不可能穿越时代使用现代汉语，其谈论的对象乃魏晋名士，关于男人女人的内容显然不靠谱。第三句，“关注分数”是中国当代应试教育的特定产物，法国大哲学家不可能穿越国度谈这些具体的内容。这些编造的名言比较低级，阅卷者能够一看便知，名言编造者弄巧成拙。
第四位考生则考验了我们的检索能力。不要说阅卷期间，高考结束很长时间，笔者还是没有检索到莫泊桑、歌德说过类似的话，可叹吾等孤陋寡闻，网络检索无果。考卷中这样一些真伪难辨的假名言数量之多、危害之大都远非上述三例弄巧成拙者所能比的。这一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质检工作完成之后，笔者私下了解到部分学校，甚至是“名校”，为学生印发了大量名人名言，让学生背诵。笔者还了解到某名校某位小有名气的“名师”为了让自己的学生高考作文博取高分，除了让学生背诵大量名人名言之外，还告诉学生如果拿到作文题目时发现对应名言没有背过或背过的名言无法使用时，学生就可以编“名言”，根据这位“名师”的高考阅卷经验，阅卷过程中阅卷老师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核实“名言”的真伪，即便产生怀疑，也只能“疑罪从无”。第四位考生的“成果”应该是此类“名师”的得意之作。这是明目张胆地教学生投机取巧，这是一种丑陋的作文辅导策略。此种逐渐蔓延的现象已经触及了教师的底线，将贻害无穷。
二、编名言之危害
引证本身是论证的一种重要方式，指导学生引用名言本身没有问题。可是高考作文中的“名言”泛滥现象却反映出我们作文教学的单调。考生作文中出现问题的背后是作文教学方面的问题，高考作文中编造名人名言现象，结合笔者后来的调研发现作文教学在指导做人作文方面存在着双重缺失。其危害也是相当大的。
靠编造名言的方式博取高分的目的达到了，但这却是教育的悲哀。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十八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无论何时，“道德”都是教育的灵魂，“立德树人”是我们教育的指导思想。正如陶行知所言：“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一味强调“成功”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教育只能培养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诚信是道德之核心要素，毁誉、得失是可以争论的，惟独真伪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不然就会天下大乱了。所以，古往今来都把诚信认做道德的第一标准、做人的起码原则。“个别名师”居然教学生造假，突破了教育的底线，行为不值得倡导。教育行政部门有必要对此进行专项师德教育，对没有底线的教师进行必要地处理。
三、编名言现象溯因
为什么高考作文中出现名言泛滥的现象呢？甚至个别老师牺牲自己的人品，辅导学生编名言呢？究其原因，大概有二：
第一、语文教师作文教学方面的问题。这里存在语文教师写作理论更新的问题。传统议论文写作理论认为：议论文包含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其中论证就是用论据证实论点的过程。这样复杂的议论实际上只剩下论点与论据的关系，“论证”取消了“论”，只剩下“证”，舍本而逐末，复杂的论证过程变成了简单的“证明”过程。于是，在这样的写作理论指导下，议论文写作形成了简单的固定模式：首先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举一些名人事例或是名家名言来作为旁证，最后总结收尾。有人甚至这样指导：一个中心论点，辐射三个分论点，每个分论点后附以例子。于是前些年“名人开会体”作文大为流行，呜呼！错误的理论或方法的负面作用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究其原因，它简单、机械、容易被模仿。
近几年的高考作文，越来越突出思维性和现实性，往往考查学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论点 例子”式的模式化“证明”方式失去了市场。懒于理论更新的教师只剩下“引名人名言”这一法宝，部分教师指导学生编名言，这种“无德”背后是写作指导的“无能”。在这样的指导下，即便是有些灵气的学生也显得很不自信，非得挟名人以自重，“名人开会”行不通了，只能在作文中贴上名人名言这个标签，于是“高考体作文”家族中又添新成員——“名言标签体”。文必引真假名言，言必称东贤西哲。在这样的指导下，高考作文滥用名言甚至编造名言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命题和阅卷问题。对考生来说，高考是“指挥棒”。应该说，高考命题在内容的选择上还是非常重视“立德树人”的导向性的。2001年、2012年全国高考作文两次考到“诚信”，这些题目还是起到了对考生进行道德指引的作用。但是从技术上却没有控制住“不诚信”现象，甚至让“不诚信”的编造名言者占到了便宜。
在阅卷过程中，质检组向阅卷组提出作文中存在的名言造假而阅卷老师不能识别的问题。阅卷组组织者也多次向作文阅卷老师强调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作文阅卷时间不够充裕，学生引用内容广泛，教师水平不一，判别名言真伪过程复杂，最终效果一般。
四、解决教学生编名言问题的策略
真正解决名言编造问题，还要根据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对症下药。
第一，教师加强学习，正确指导学生议论文写作。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写议论文，论点确定之后该如何论证呢？
南开大学徐江先生提出了全新的议论文写作理论，他是这样为“论证”下定义的：“所谓论证，就是论者阐明观点、主张是什么以及自己持论和别人所以接受之理由。”说其新，主要体现在，此理论将论点的可接受性定位为论证的方向，解决了传统理论只“证”（“证明”论点的正确（或错误）），不“论”（论点“为什么”正确（或错误））的问题，而“为什么”恰恰是“论证”之关键。新理论主张从三个方向论证论点的“可接受性”：第一，该观点与社会公认的理论系统是不是融贯一致（包含引用名人名言），是谓“相融说”；第二，该观点是不是体现了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代表了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包含“例证法”），是谓“符合说”；第三，该观点是不是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积极的作用（包含“例证法”），是谓“实用说”。中学语文教师掌握了“三说”理论，就不会一味指导学生罗列事例，堆砌名言了。当然运用“三说”不一定非得机械地面面俱到，可根据情况灵活运用，记不住名言，可以不用。需要指出的是“三说”理论不反对引用名言，但是先贤的名言应该是议论的起点，而不应该成为思维的终点。“单单是诉诸权威并不必然表示对于权威的尊重，而是表示对我们自己的不尊重。真理总是能够凭借自身站住脚的。”在这方面学生要树立自信，其实上文所举四例编造的假名言还是比较有水平的，如果他们有自信，按照“三说”的论证方向来说理，自己也能“立言”。考生要敢于破除迷信，不要把引用“成辞”作为衡量论述可信度的标识。
第二，作为“指挥棒”高考命题和阅卷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改革。
先谈高考命题，高考的选拔功能，不仅仅是要甄别学生智力水平，也要分辨其道德的水平。香港廉政公署的一次考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1998年香港廉政公署公开选拔一名首席调查主任，蔡双雄经过一路过关到了最后的笔试，笔试一直很顺，可是，最后一道题把蔡双雄难住了。这道题分值高达20分，成败在此一举。题目是这样的：请简述唐太宗李世民为了保护环境采取了哪些措施，并详细论述其合理陛。但是历史知识很丰富的蔡双雄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李世民曾在环保方面有过什么施政措施。无奈之之下只好在试卷上写下了这么一行字：我实在想不起来李世民在环保方面曾有过什么举措，对不起，这道题我不会答。结果这道题他得了满分。其实，这道题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试题库里抽出来的，目的就是测试应试者的诚信度。高考命题也要增加测谎内容，诚实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高考应该保护具有诚实美德的人的利益，起码不应让不诚实的人占得便宜。
再说阅卷，其实引用是有原则的，应该标明出处，起码应标明出自哪本书。但是高考滥用名人名言现象实际上“绑架”了阅卷标准，为了教育大业，阅卷组织者应该下决心、立规矩，对不规范的名言引用现象给予必要的扣分，对名言造假者加重处罚力度，否则，編名言这种不诚信现象难以遏止。
【责任编辑 李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