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生里，他是一名军官，他是一位教授，他是一个男人。
　　他行走的步态稳健有力，站定的时候规则地前倾身躯：最不可遗忘他的眼神，那种威严的不可被怀疑、那种端正的不可被驳击、那种谨慎的不可被忽视，都能自他浅绿颜色的眼珠里进发而出。他的形貌及作为，均与他的身份相符相衬，在影片的初开始，我们或许都会因为他眼神里、话语里的冷酷无情、威严谨慎而发出好多感慨打过好几个寒战，但我们也能看见他的生活，也是和他的工作一样单调空虚和冰冷。
　　维思勒的前半生，是一名国家安全局的高级窃听长官。
　　影片的德国原名翻译成中文，确实应该叫做“他人的生活”，但是在中国发行时还是被另外冠上了“窃听风暴”这样一个名字。一开始，惟独“他人的生活”这个名字吸引了我，仿佛类似这种“远观、不存活在里”的状态，都能轻易俘获我的感情，比如“局外人”，比如“他人的生活”。“他人”指的是话剧作家德雷曼与其妻话剧演员克里丝，而维思勒作为一名窃听专家，受任窃听被监控的右派剧作家德雷曼的生活。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观看着他们的生活，在任务以外、以内均不被允许进入被窃听人士的生活，这是他作为一名军官一位教授一个男人的责任。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在这样的一次窃听行动当中，德雷曼和克里丝的生活映进了维思勒的生活当中，于是毋宁说，影片全部的主旨实际上是在描述作为局外人身份的维思勒的生活。
　　那是怎样的生活呢?
　　我对于开场时那次惨无人道的审问和严肃的授课有着极深的印象，维思勒在这个开头里军官与教授的角色穿插转换，用于转换的工具是一台录音仪器——窃听工作的必要设施。当录音机开启，他是那个严刑逼供的军官，坐在昏暗的审问室里紧盯那名被控背叛国家的罪犯，当录音机关闭，他是那个严肃无情的教授，站在讲台上不允许他的学生对他的言辞有任何异议。当他决定对德雷曼进行窃听监控，我们与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德雷曼的生活时，他的生活开始像我们的眼角余光所不经意扫视到的微渺风景一样暴露出来。我们逐渐看到那样的生活是空洞空虚单调乏味的，坐在椅子前，戴着耳机聆听他人的动静长达十二小时。或许他的生活一直就是如此，不是整日地审问犯人就是整日地给学生授课，当有窃听任务时又是整日地聆听别人的生活。他无法不空虚，当他离开德雷曼与克里丝的生活转而找了一个妓女试图满足他的虚空以后，还是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叹惋。只是他无意于结束这样的空虚，这是他的本职所在，这是他唯一的生存方式。他的冷静与隐忍让我们很难辨清他的情绪，他不是克里丝那样的演员，他想他的人生不必要将所有的情绪都暴露在其自身以外。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转变他的情感他的思想呢?或许他一直就是被矛盾缠绕着的，在矛盾的重重压力下他小心翼翼进行转变以图微小的喘息。所以我们看见他学着克里丝的口气对他的同事说他在换班以后将去看望一位老同学，而实际上却是在酒馆里等待必定到来的克里丝以劝勉和提示她——从这点来看，维思勒竟是比德雷曼更为了解克里丝；所以我们看见在电梯里，面对那个实际上什么都不懂却在咒骂国家安全局的小男孩时，他由最初想知道小男孩父亲的名字变成了“你的球叫什么名字”这样一句古怪却饱含无奈的问语；所以我们才看到原本维思勒已经准备将证据交给上级却最终变换成请求上司撤掉与他共事的同事。
　　后半生里，他是一名拆信工，他是一位邮递员，他是一个老人。
　　他的动作变得缓慢与沉重，看不到朝气，就算当他在工作的时候听到柏林墙倒塌的消息，他也只是缓慢地站起来，向工作室外走去，那时候柏林墙倒塌对于他而言又能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一次伤痛回忆被活生生地唤醒，一次工作的丢失或转换。所有人的欢乐于他来说都是乏味的，快乐都是别人的，已与他无关。他已经不再步伐矫健稳当了，他拖着小小的邮车像一个老人一样麻木与蹒跚于城市的街道，别人不会过多理睬，也不会过多的感谢。
　　维思勒的后半生，是一个承受着误解与责难的无辜者。
　　克里丝临死之前对他的一句责怪与怨恨让他在之后的生活里举步维艰，对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他恍惚了，他当时欲求的只是德雷曼与克里丝最终都能够毫无罪罚地重新在一起，带着与维思勒完全无关的情意绵绵。然而他没有得到等同的回报，却换回克里丝的责怨，那样的责怨像是在警告维思勒，她至死都不会遗忘以及原谅维思勒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事实上克里丝却是看不清也不知道维思勒所做的是正确的。
　　维思勒的生活在跌宕过后又趋向了单调乏味，又同样再次被淹没在了德雷曼与克里丝的生活之下。当德雷曼终于体会到国家安全局的主旨——“我们所能做的是你怎么也想象不到的”——的真正意义时，他通过厚重的卷宗又重新回味了他过去的生活，那是维思勒记录下的他们的生活，他仔细地阅读仔细地回想，却在隐隐中看到了维思勒的生活，维思勒的心意。为什么当德雷曼在街道上找到当时仅仅已经演变成“HGW XX／7”这样一个代号的维思勒时，没有当面给他道谢而是在两年之后才写出了《好人奏鸣曲》这样一本书来献给维思勒呢?我想他是想以这最后的轰动覆盖住维恩勒一生的隐忍淡漠，他想以这样壮大的、稳重的方式向维思勒道谢向维思勒道歉。但此时维思勒已然习惯于这样的凄清，他在工作的间隙看见《好人奏鸣曲》，走进书店，翻到书的扉页，看见“谨赠HGW XX／7”这样的献词，他只是安静地买下了这本书，当售货员问他是否包装送人时，他回答说：“不，这是送给我的。”
　　这是维思勒的一生，既静寂又轰烈，既冷酷又温暖。
　　我没有将该片视作爱情片。首先影片里没有大肆渲染、描述德雷曼和克里丝之间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实际上一直是有空洞存在的，像是一块巨大却又包含着多个细微洞眼的海绵，尽管两人相互信任情意绵绵，然而到了危急的时刻，他们看不清虚伪与背叛，甚至当真相浮现的时候，德雷曼才发现，他在克里丝死后对她的想念与愧疚实际上都是错误与无用的；其次文化部长对克里丝的爱更是被压减到了极其细微的地方，表达的不当，让这份真情的浅微与肉欲的泛滥交错难辨，就算最后观众发现了文化部长的真意，却已经像溪水一样流失掉了；最后则是维思勒对克里丝的感情，因为维思勒的隐忍和冷峻，这样的感情只在克里丝死去的那一刻才涌出维思勒的身体，之前的一切，包括在剧院里初见克里丝、在酒馆里提示克里丝、在安全局审问克里丝，统统都应该被看作维思勒作为一名观众在表达对他喜爱的演员的一种崇敬仰慕，崇敬还是爱，这两种感情最是不可明辨，而最后当维思勒跪在即将死去的克里丝身前，更像是对仰慕者的跪拜与惋惜。
　　我也没有将这部电影看成剖析德国历史的片子。可能拘泥于我对历史的忽视，局限于我所知的甚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妨碍我将这部影片所蕴涵的感情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一切事件印上历史的印记都将是沉重和难以被谅解的，然而《他人的生活》是一个最终以爱与感谢的方式冰释误解的故事，它是温暖的，并且应该流出安慰与感动的泪水。有人在网络上发出“向HGWXX／7致敬”这样的口号，回应虽然甚微，但是我却觉得像维思勒这样的人确实是有足够的权利得到我们世人的致敬而不仅仅只是影片里德雷曼的一本致谢书的。
　　我始终记得从德雷曼和克里丝的公寓到维思勒的居所之间是一条环行道路，此条环行道路是维思勒在进行窃听任务时每日必定往返的道路，它前后在影片中出现了三次，我不知是否是导演刻意，但是我是真的铭记住了这条环行道路。它像是维思勒的每一天，无论是前半生还是后半生，每一天的工作与生活是往复循环的，不必要走他路，没必要将它划直。然而我们总是遗忘掉或者说不能看到这些环形道路延伸开来的其他路径，他们必定是笔直的，朝着某个方向并且越来越远离这条环形道路。我们宁愿相信那条笔直大道通向的是喝彩通向的是伟大，尽管他是由环形道路延伸而来。
　　每日像环形道路一样生活，尽管乏味与单调，但是却是稳定安全的。于是我常常想谁又会像维思勒那样拥有足够的勇气敢于打破这样的乏味循环重新走进另外一个循环里呢?并且那另外一个循环是较之前的那一个更为让人绝望的循环——从轰鸣转向凄清，从威严转向低劣。是的，尽管在之前我用了那么多的形容词去形容前半生后半生的维思勒，却始终觉得没有比用“勇敢”这一个词去形容他颂扬他更为恰当贴切的了。他为别人做的，本身就需要勇气，他打破自己的生活又需要多大的勇气，而在他踽踽独行的晚年，如果不是德雷曼最终发现事实向他言谢，他又该拿出多大的勇气去背负一生都无法冰释、解除的误会以及去领受一生都不能被谅解的怨恨呢?幸好，环形道路总有环形道路以外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