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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曾言,人的身体是一个表达空间,承载着历史的积淀。社会的文明在人类的身体上实现时空凝缩,有什么样的文明进程就会有什么样的身体表达方式。我们的身体成了社会的肉身,社会将其记忆刻画在我们的身体上,并通过我们的身体加以传递。因此,幼儿的身体既是一个生理的身体,又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的身体,社会的一切规范都体现在幼儿的身体形态之中。幼儿的社会化首先是身体的社会化,是使幼儿的身体习于幼儿园的日常生活,形成适应幼儿园生活的身体习性的过程。
在社会场域中生存,属我的身体其实是缺席的,社会会利用其各种机制和资源来打造社会化的身体,使其打上社会烙印。幼儿园是幼儿人生加入的第一个正式组织,其制度化的力量相对于家庭、同伴具有无法比拟的型塑力量。在这样一种制度化的氛围中,幼儿身体的自然属性逐渐地消失,社会习性越来越多,“我的身体”变成了一个纯粹社会建构的“学校化的身体”。然而,在幼儿园的日常实践中,学校化的身体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属我的身体又是如何消失的?这期间教育运用了些什么样的策略,倡导了什么样的身体实践?
一、身体仪式
幼儿园所采用的第一个促进幼儿身体学校化的策略便是各种各样的身体仪式。保罗·康纳顿认为,文化即是一套身体的管理学。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对身体进行打造。有的关注宏观,有的关注细节。而学校较多地关注微观的身体细节塑造,进行的是一场有关身体的微型体操表演,身体仪式作为“体化实践”的核心成了幼儿园进行身体社会化的一个必然策略。
什么是身体仪式呢,康纳顿认为,身体仪式是一系列举止礼仪、名分与礼仪、权力与礼仪以及等级之间的礼仪,是一种身体记忆术,它形成的是幼儿的身体教养和身体素质。
在幼儿园中最为常见的身体仪式莫过于举手、站立等。这些仪式演绎的既是一种权力与等级,也是一种礼仪与名分。在幼儿园的长期熏陶下,幼儿的身体仪式内化为身体教养,成为其一种惯常化的身体实践。
1. 举手仪式。
“举手”是学校情境中的“日常事实”,也是集体化教学中的一条基本规则。当我们困惑不解时,我们举手;当我们成竹在胸时,我们也举手。举手成了我们学校生活中的一个早已不成“问题”的良好“习惯”,成了一种仪式化的行为。与“举手”相比,“插嘴”则成了一个极具负面意义的词汇。对于幼儿来说,举手仪式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它和幼儿天真率直的自由本性相悖。
在幼儿园的教学场景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师这样的表达:“会的小朋友请举手”,“你的手没有举好,我不请你”,“有些小朋友又忘记了,手应该怎么举啊?”我们也会听到幼儿这样的表达:“老师,XX没举手就说了”,“老师,XX举两只手”。
勿庸讳言,“举手”是成人为幼儿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更好地进入班级生态所制定的一条规则。举手这一仪式虽很细小,但学校正是通过对幼儿身体细节的操纵,不断地将自由伸展、多姿多态的幼儿身体纳入学校化的有序范畴内的。
2. 站立仪式。
站立是一种身体的空间呈现状态,体现的是下对上的权力和威望的服从与认可,它可能是身体的主动选择,也可能是身体的被动服从。幼儿园教学活动中所宣称的“站立仪式”首先是一种身体的被动服从,幼儿常常是被要求甚至是被强制采取站立仪式的,如“XX,请起立”、“站好了再说”等。
幼儿园对幼儿的身体改造和型塑力量是巨大的,型塑的结果常常是幼儿自然身体的消失和学校化身体的凸显。自此,一个受过学校教育的孩子和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孩子的身体便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和呈现方式。维特根斯坦曾说,人的身体是人的心灵的最好图画。幼儿的身体由内而外地呈现了幼儿园的教育场景,承载了幼儿园的文化密码,并在其不断的流动中传递着幼儿园的文化信息,表达着“彼”与“此”的界限。幼儿的身体作为一个“可读”的文本和“可视”的图画,在不断地向其周围递送着作为幼儿园身体习性的独特性。
二、身体规范
对幼儿来说,特定的生活环境、特定的受教育经历,使其形成了特定的身体习语。身体,成为每个个体过去生活的标记,它携带着人的生命历史并将其永远镌刻其中。除了身体仪式外,促进幼儿身体学校化的第二个策略便是各种各样的身体规范。比之于幼儿园的身体仪式,身体规范的操练更具“毛细化”色彩,这里仅以餐桌上的身体规范和课堂中的身体规范为例。
1. 餐桌规范。
在幼儿园的就餐活动中,有大大小小、不胜枚举的身体规范描述。如餐前如何小便洗手、如何擦手、如何抹桌子、如何拿筷子、如何抓杯子,如何吃饼干或吃饭菜等。这一系列的餐桌上的规范和流程,实行的是一种全程的文化控制,通过让幼儿习得社会所认可的一套就餐规范,来进行区分、比较、奖励和惩罚。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幼儿园传授的乃是一套规范的就餐礼仪或就餐规范,它代表的是精英阶层的规范,而不是所有阶层的规范。在这样的主流规范的传递中,学校的再生产功能得以实现,学校在不知不觉中承担起了促进社会稳定和整合的功能。
也许正是由于幼儿园所传递的是主流社会认可的一套身体规范,接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才在某种程度上与未接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区分开来。进一步而言,即使在幼儿园同一个班级,由于其社会出身的差异,每个孩子所获得的社会资本仍有较大的差异,由此会导致其身体资本的丰富与短缺,导致其接受社会认可的身体规范的适应与抗拒。家庭教育较弱的幼儿由于其家庭的身体实践方式和幼儿园的身体实践方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因此其在幼儿园的身体习性的获得中往往会经历一个艰难的适应,甚至是抗拒过程。相反,那些家庭教育环境良好的孩子,其家庭的身体实践方式和幼儿园的身体实践方式之间在较大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其习得身体规范的过程则需要较少的努力,会显得容易而顺畅。
2. 课堂规范。
比之于家庭,幼儿园是一个制度化的场所,而制度化的核心就是课堂。也许幼儿园的课堂我们可以添加两个字,即“课堂生活”。台湾学者欧用生认为,幼儿园的课堂是一个师幼自传文本的书写过程,是一个生活表演的过程。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幼儿园课堂中的身体规范比之于中小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下面的例子:
小眼睛看老师,小耳朵听声音,小手放在小腿上,小脚并并拢,小屁股坐前半张椅子,小嘴巴不讲话。具体的细节有:眼睛——注视与否、眼神投入程度、眼睛向上看还是向下看,目光的坚定与游离;手是否交叉握住放于腿上;手是否去捞口袋里的东西,去玩身上的东西,如手帕、带子、花边,是否去摸旁边幼儿的衣服。福柯曾说,现代社会对人的规训是通过零敲碎打的形式将人的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实行严格的控制。幼儿园中对幼儿的身体也存在着这样一种严格的控制,从幼儿的头——眼睛——嘴巴——耳朵——手——腿——脚——身体等每一个器官、每一个毛孔人手,教育渗透了这种权力的机制。
在教师的精密操纵中,幼儿逐渐习得了一整套关于幼儿园生活的身体实践技术和自我管理技巧。但是,在幼儿的身体被幼儿园型塑化的过程中,在幼儿学校化身体的建构过程中,不同的幼儿大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规范习得方式:一类是机械地遵守身体规范,局促不安地进行身体控制,力争用自己对社会认可价值的强烈认同来表现自己的臣服,这种身体社会化的过程充满了小心翼翼和胆战心惊,这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在身体实践上的反映;还有一类身体控制方式是优雅自在的身体控制,这一类幼儿不需要审慎地遵守规范,其自身积淀的规范与幼儿园中的身体规范有很大程度上的融通性和一致性,他们能获得一种放松的生存方式,很少体现出身体实践上的焦虑和紧张。
三、身体技术
身体仪式、身体规范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强加给幼儿身体的外在策略,而要实现幼儿身体真正的学校化,必须由幼儿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学校化过程,于是,建构幼儿学校化身体的策略,便有一个由外而内的转化过程。在这里,突出地表现为隐蔽化、习惯化和关系化三种身体技术的使用。
哈贝马斯认为,我们拥有三种形式的技术:生产的技术、交流的技术和控制的技术。在此基础上,福柯认为还存在一种技术,即自我技术。这是使得个体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实施一定量的动作得以可能的技术。
1. 隐蔽化。
幼儿园对幼儿的身体操纵和规训,通常不是采取暴烈的方式,而是以简单温和的方式进行,透过比较精明的算计,极其隐蔽地进行着,在不知不觉中取得持久的效果:既把幼儿作为权力实施的对象,又引导幼儿实施自我规训。如在幼儿园的生活实践中,老师通常以“因为爱”和“为你好”为起点,对幼儿提出一系列身体控制的要求,在这样一种“向爱借力”的叙说中,教师找到了实施控制和规训的合法化理由。在这样的隐蔽策略下,幼儿便会对老师的身体要求进行另一番合法化。如一个幼儿是这样来回答“什么是表现好”的,他说“坐得好算上一个表现好”。其理由是“只有这样坐好了,身体才会紧张,脑子才会转”。在这个儿童的解释中,儿童以成人的思维来进行了合法化论证。
2. 习惯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习惯也是一种身体技术,而且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技术。幼儿身体学校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幼儿的身体习惯于学校的规范与约束的过程。何谓习惯?习惯即是一种内在的倾向,是一种冲动,它促使我们以某种方式行动,强大到足以让我们习惯性地做我们告诉自己最好不做的事情,去做违反我们的理性和正式决定的事情。说到底,习惯化就是一个墨守成规、放弃思考的过程。
幼儿园在使幼儿身体习惯化的过程中,首先着力去做的是培养幼儿身体的“理解力”,即用身体去理解规范、用身体去习得规则,并最终使规范镌刻于幼儿的身体之上,成为幼儿身体的下意识反应。于是,作为习惯记忆的姿势和动作,被积养成为幼儿身体的外形,生活史和受教育史也通过身体呈现的方式得以投射,岁月在幼儿的身体上刻写下历史的痕迹,社会记忆通过个体化实践的方式得以传递。
3. 关系化。
人是在关系中认识自身、在比较中发现差别的。把幼儿置于一个关系场域中,幼儿便能和其他幼儿、教师之间因着“边缘我”的开放而建构起身体间性。这种“身体间性”使得幼儿通过身体去认识他人,在身体知觉中见证他人的存在。在幼儿形成自我身体意识的过程中,幼儿会不断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表演与社会认可的社会表演之间的距离和裂隙,感受到这种距离和裂隙带来的焦虑和紧张。于是,幼儿总是会不断地从他者的眼睛来关注、修正自己的身体表演和身体呈现。
在幼儿园各种技术和策略的“围攻”下,幼儿逐渐习得了一整套关于幼儿园生活的身体实践技术和自我管理技巧。但是,在幼儿的身体被幼儿园型塑化的过程中,在幼儿学校化身体的建构过程中,不同的幼儿大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规范习得方式:一类是机械地遵守身体规范,局促不安的进行身体控制,力争用自己对社会认可价值的强烈认同来表现自己的臣服,这种身体社会化的过程充满了小心翼翼和胆战心惊,这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在身体实践上的反映;还有一类身体控制方式是优雅自在的身体控制,体现的是以精制编码方式生存的身体实践方式。这一类幼儿不需要审慎地遵守规范,其自身积淀的规范与幼儿园中的身体规范有很大程度上的融通性和一致性,他们能获得一种放松的生存方式,很少体现出身体实践上的焦虑和紧张。
在社会场域中生存,属我的身体其实是缺席的,社会会利用其各种机制和资源来打造社会化的身体,使其打上社会烙印。幼儿园是幼儿人生加入的第一个正式组织,其制度化的力量相对于家庭、同伴具有无法比拟的型塑力量。在这样一种制度化的氛围中,幼儿身体的自然属性逐渐地消失,社会习性越来越多,“我的身体”变成了一个纯粹社会建构的“学校化的身体”。然而,在幼儿园的日常实践中,学校化的身体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属我的身体又是如何消失的?这期间教育运用了些什么样的策略,倡导了什么样的身体实践?
一、身体仪式
幼儿园所采用的第一个促进幼儿身体学校化的策略便是各种各样的身体仪式。保罗·康纳顿认为,文化即是一套身体的管理学。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对身体进行打造。有的关注宏观,有的关注细节。而学校较多地关注微观的身体细节塑造,进行的是一场有关身体的微型体操表演,身体仪式作为“体化实践”的核心成了幼儿园进行身体社会化的一个必然策略。
什么是身体仪式呢,康纳顿认为,身体仪式是一系列举止礼仪、名分与礼仪、权力与礼仪以及等级之间的礼仪,是一种身体记忆术,它形成的是幼儿的身体教养和身体素质。
在幼儿园中最为常见的身体仪式莫过于举手、站立等。这些仪式演绎的既是一种权力与等级,也是一种礼仪与名分。在幼儿园的长期熏陶下,幼儿的身体仪式内化为身体教养,成为其一种惯常化的身体实践。
1. 举手仪式。
“举手”是学校情境中的“日常事实”,也是集体化教学中的一条基本规则。当我们困惑不解时,我们举手;当我们成竹在胸时,我们也举手。举手成了我们学校生活中的一个早已不成“问题”的良好“习惯”,成了一种仪式化的行为。与“举手”相比,“插嘴”则成了一个极具负面意义的词汇。对于幼儿来说,举手仪式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它和幼儿天真率直的自由本性相悖。
在幼儿园的教学场景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师这样的表达:“会的小朋友请举手”,“你的手没有举好,我不请你”,“有些小朋友又忘记了,手应该怎么举啊?”我们也会听到幼儿这样的表达:“老师,XX没举手就说了”,“老师,XX举两只手”。
勿庸讳言,“举手”是成人为幼儿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更好地进入班级生态所制定的一条规则。举手这一仪式虽很细小,但学校正是通过对幼儿身体细节的操纵,不断地将自由伸展、多姿多态的幼儿身体纳入学校化的有序范畴内的。
2. 站立仪式。
站立是一种身体的空间呈现状态,体现的是下对上的权力和威望的服从与认可,它可能是身体的主动选择,也可能是身体的被动服从。幼儿园教学活动中所宣称的“站立仪式”首先是一种身体的被动服从,幼儿常常是被要求甚至是被强制采取站立仪式的,如“XX,请起立”、“站好了再说”等。
幼儿园对幼儿的身体改造和型塑力量是巨大的,型塑的结果常常是幼儿自然身体的消失和学校化身体的凸显。自此,一个受过学校教育的孩子和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孩子的身体便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和呈现方式。维特根斯坦曾说,人的身体是人的心灵的最好图画。幼儿的身体由内而外地呈现了幼儿园的教育场景,承载了幼儿园的文化密码,并在其不断的流动中传递着幼儿园的文化信息,表达着“彼”与“此”的界限。幼儿的身体作为一个“可读”的文本和“可视”的图画,在不断地向其周围递送着作为幼儿园身体习性的独特性。
二、身体规范
对幼儿来说,特定的生活环境、特定的受教育经历,使其形成了特定的身体习语。身体,成为每个个体过去生活的标记,它携带着人的生命历史并将其永远镌刻其中。除了身体仪式外,促进幼儿身体学校化的第二个策略便是各种各样的身体规范。比之于幼儿园的身体仪式,身体规范的操练更具“毛细化”色彩,这里仅以餐桌上的身体规范和课堂中的身体规范为例。
1. 餐桌规范。
在幼儿园的就餐活动中,有大大小小、不胜枚举的身体规范描述。如餐前如何小便洗手、如何擦手、如何抹桌子、如何拿筷子、如何抓杯子,如何吃饼干或吃饭菜等。这一系列的餐桌上的规范和流程,实行的是一种全程的文化控制,通过让幼儿习得社会所认可的一套就餐规范,来进行区分、比较、奖励和惩罚。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幼儿园传授的乃是一套规范的就餐礼仪或就餐规范,它代表的是精英阶层的规范,而不是所有阶层的规范。在这样的主流规范的传递中,学校的再生产功能得以实现,学校在不知不觉中承担起了促进社会稳定和整合的功能。
也许正是由于幼儿园所传递的是主流社会认可的一套身体规范,接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才在某种程度上与未接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区分开来。进一步而言,即使在幼儿园同一个班级,由于其社会出身的差异,每个孩子所获得的社会资本仍有较大的差异,由此会导致其身体资本的丰富与短缺,导致其接受社会认可的身体规范的适应与抗拒。家庭教育较弱的幼儿由于其家庭的身体实践方式和幼儿园的身体实践方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因此其在幼儿园的身体习性的获得中往往会经历一个艰难的适应,甚至是抗拒过程。相反,那些家庭教育环境良好的孩子,其家庭的身体实践方式和幼儿园的身体实践方式之间在较大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其习得身体规范的过程则需要较少的努力,会显得容易而顺畅。
2. 课堂规范。
比之于家庭,幼儿园是一个制度化的场所,而制度化的核心就是课堂。也许幼儿园的课堂我们可以添加两个字,即“课堂生活”。台湾学者欧用生认为,幼儿园的课堂是一个师幼自传文本的书写过程,是一个生活表演的过程。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幼儿园课堂中的身体规范比之于中小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下面的例子:
小眼睛看老师,小耳朵听声音,小手放在小腿上,小脚并并拢,小屁股坐前半张椅子,小嘴巴不讲话。具体的细节有:眼睛——注视与否、眼神投入程度、眼睛向上看还是向下看,目光的坚定与游离;手是否交叉握住放于腿上;手是否去捞口袋里的东西,去玩身上的东西,如手帕、带子、花边,是否去摸旁边幼儿的衣服。福柯曾说,现代社会对人的规训是通过零敲碎打的形式将人的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实行严格的控制。幼儿园中对幼儿的身体也存在着这样一种严格的控制,从幼儿的头——眼睛——嘴巴——耳朵——手——腿——脚——身体等每一个器官、每一个毛孔人手,教育渗透了这种权力的机制。
在教师的精密操纵中,幼儿逐渐习得了一整套关于幼儿园生活的身体实践技术和自我管理技巧。但是,在幼儿的身体被幼儿园型塑化的过程中,在幼儿学校化身体的建构过程中,不同的幼儿大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规范习得方式:一类是机械地遵守身体规范,局促不安地进行身体控制,力争用自己对社会认可价值的强烈认同来表现自己的臣服,这种身体社会化的过程充满了小心翼翼和胆战心惊,这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在身体实践上的反映;还有一类身体控制方式是优雅自在的身体控制,这一类幼儿不需要审慎地遵守规范,其自身积淀的规范与幼儿园中的身体规范有很大程度上的融通性和一致性,他们能获得一种放松的生存方式,很少体现出身体实践上的焦虑和紧张。
三、身体技术
身体仪式、身体规范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强加给幼儿身体的外在策略,而要实现幼儿身体真正的学校化,必须由幼儿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学校化过程,于是,建构幼儿学校化身体的策略,便有一个由外而内的转化过程。在这里,突出地表现为隐蔽化、习惯化和关系化三种身体技术的使用。
哈贝马斯认为,我们拥有三种形式的技术:生产的技术、交流的技术和控制的技术。在此基础上,福柯认为还存在一种技术,即自我技术。这是使得个体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实施一定量的动作得以可能的技术。
1. 隐蔽化。
幼儿园对幼儿的身体操纵和规训,通常不是采取暴烈的方式,而是以简单温和的方式进行,透过比较精明的算计,极其隐蔽地进行着,在不知不觉中取得持久的效果:既把幼儿作为权力实施的对象,又引导幼儿实施自我规训。如在幼儿园的生活实践中,老师通常以“因为爱”和“为你好”为起点,对幼儿提出一系列身体控制的要求,在这样一种“向爱借力”的叙说中,教师找到了实施控制和规训的合法化理由。在这样的隐蔽策略下,幼儿便会对老师的身体要求进行另一番合法化。如一个幼儿是这样来回答“什么是表现好”的,他说“坐得好算上一个表现好”。其理由是“只有这样坐好了,身体才会紧张,脑子才会转”。在这个儿童的解释中,儿童以成人的思维来进行了合法化论证。
2. 习惯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习惯也是一种身体技术,而且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技术。幼儿身体学校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幼儿的身体习惯于学校的规范与约束的过程。何谓习惯?习惯即是一种内在的倾向,是一种冲动,它促使我们以某种方式行动,强大到足以让我们习惯性地做我们告诉自己最好不做的事情,去做违反我们的理性和正式决定的事情。说到底,习惯化就是一个墨守成规、放弃思考的过程。
幼儿园在使幼儿身体习惯化的过程中,首先着力去做的是培养幼儿身体的“理解力”,即用身体去理解规范、用身体去习得规则,并最终使规范镌刻于幼儿的身体之上,成为幼儿身体的下意识反应。于是,作为习惯记忆的姿势和动作,被积养成为幼儿身体的外形,生活史和受教育史也通过身体呈现的方式得以投射,岁月在幼儿的身体上刻写下历史的痕迹,社会记忆通过个体化实践的方式得以传递。
3. 关系化。
人是在关系中认识自身、在比较中发现差别的。把幼儿置于一个关系场域中,幼儿便能和其他幼儿、教师之间因着“边缘我”的开放而建构起身体间性。这种“身体间性”使得幼儿通过身体去认识他人,在身体知觉中见证他人的存在。在幼儿形成自我身体意识的过程中,幼儿会不断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表演与社会认可的社会表演之间的距离和裂隙,感受到这种距离和裂隙带来的焦虑和紧张。于是,幼儿总是会不断地从他者的眼睛来关注、修正自己的身体表演和身体呈现。
在幼儿园各种技术和策略的“围攻”下,幼儿逐渐习得了一整套关于幼儿园生活的身体实践技术和自我管理技巧。但是,在幼儿的身体被幼儿园型塑化的过程中,在幼儿学校化身体的建构过程中,不同的幼儿大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规范习得方式:一类是机械地遵守身体规范,局促不安的进行身体控制,力争用自己对社会认可价值的强烈认同来表现自己的臣服,这种身体社会化的过程充满了小心翼翼和胆战心惊,这是一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在身体实践上的反映;还有一类身体控制方式是优雅自在的身体控制,体现的是以精制编码方式生存的身体实践方式。这一类幼儿不需要审慎地遵守规范,其自身积淀的规范与幼儿园中的身体规范有很大程度上的融通性和一致性,他们能获得一种放松的生存方式,很少体现出身体实践上的焦虑和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