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人尼采曾云：“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在中国文学界，这样的人物必然是引领时代的文坛巨擘。上下五千年，一群群文人墨客经历世事的沧桑，用妙语椽笔书写三山五岳的雄魄，用清音曼曲吟唱小桥流水的风韵……他们用一颗纯净的文化之心，守望这夕阳抹红的青山，守望这横亘古今的长流。
　　先秦的屈子率先担任文坛守望的使命，他戴着花冠，佩着长剑，面色高贵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愁远。政治生涯穷途之时，亲眼见着靳尚、子兰的翻云覆雨，郢都崇雉破亡之时，长太息着国运的维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拥有了苦难情怀，他做江边渔父，浑然问天，招魂楚些，山鬼啼雨。守望汨罗江，《离骚》煊然出世。
　　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中讲，“一个吟者因冠冕而喑哑了歌声，才是真正令人叹惋的。”中国文人用失意的政治换取了苦难的情怀，这种情怀激发了创作的灵感，使他们以游走的笔墨来表达自我的心声。
　　如若中国文人未经苦难的洗礼，又何以长久地驰骋于文坛？南朝江淹早年也有“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的文采，但一个莫名的梦中，郭璞将他的“神笔”夺走，由此江郎才尽。然事实上，《别赋》《恨赋》中悄怆的笔法全源于早年仕途苦难的经历，而所谓的“才尽”不过是在晚年飞黄腾达的政治上迷失了文采。江郎失去了对文坛守望的热忱，因而也就黯然销逝于文化山河。由此联想王安石笔下的仲永，其父“日扳仲永环谒乡人，不使学”。缺乏后天历练，固然“泯然众人矣。”
　　中国历代文学评论家常常给文学加以徒有之冠冕，过分强调其社会作用。魏文帝曹丕著《典论》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韩文公赞：“文以载道”。白香山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们都将文学推向了功利化。可白居易忘了“天涯沦落”，韩愈也忘了“好收吾骨瘴江边！”文学，究其本源，正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的“文穷而后工。”、“俞穷则俞工。”也正是杜甫《天末怀李白》中的“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文章自然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文人自己用苦难谱写的文坛壮丽山河。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真正理解那些文人的惊天泣神之作了。鲍照痛着“对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太息！”；李煜恨着“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孟浩然南山蔽庐中的“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温庭筠商山早行时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的，我们可以明白苦吟詩人的用力了，我们体会饮中酒仙的恣肆了。我们可以知晓为何诗赋科举的佳作寥若晨星，而科举屡试不第出现了《鹤冲天》（柳永）、《致酒行》（李贺）、《不第后赋菊》（黄巢）等绝世之作。让我们再翻阅一下司马迁的《史记》吧。他用非人的岁月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用失性的身躯呼唤大地刚健的雄风……这些都是苦难造就的文人和文学！
　　中国文人尝尽了人间的磨难，挚诚地守望眼见的残山剩水，由超人的清醒走向佯狂，直至真正的艺术痴颠。苦难的笞绳鞭挞着他们的意志，生命的残酷冲撞着他们文学的灵魂。最后，热与血迸溅了传世文学的火花，他们一个个绝境归来！
　　至此，中国文人不再以苦难为苦难了，因为他们已经练就了超世的旷达。是啊，嵇康临刑不惧，奏出放旷古今的《广陵散》；是啊，陶渊明来者可追，寻到了那一丸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永州的柳宗元再也不抱怨了，作江边渔翁唱出了“欸乃一声山水绿。”苏东坡贬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发出了这振聋发聩的呐喊“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中国的文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民族中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古文明？这必然与一次次灭顶之灾的守望相助有关！中国文坛的滔滔江河，巍巍群山，正源于中国文人在绝境中虔诚的守望！
　　评语：古诗文的深厚功底使本文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思考广度和深度，实为一片上上佳作。——新乡市一中于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