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即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有不少人对此进行论述。一些人从具体战役战斗的斗争过程出发，认为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是一派“大溃退”的局面。本文从战略角度，；力图客观的认识正面战场在初期抗战的历史地位。
　　一、关于“持久消耗战”
　　抗战爆发前，中国的经济仍是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当时日本岛国军备及一切物质均较我有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东北已造成侵吞中国的强大后方基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讨论对日方针问题，认为对日本要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4月，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桂系首领李宗仁也指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193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今后的对日军事战略方针：“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适用广大国土，众多人口，坚持持久抗战，以创造有利之机势，而谋取最后胜利”。应钦在军事报告中也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决战，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按照持久消耗战略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战争。相反，日本岛国，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允许其打持久消耗战，因此，日本从侵华战争一开始，就确定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最适合于日本。
　　综上可见，关于持久消耗总战略总方针符合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现状，是有利于中国长期抗战的；一方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另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战争初期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等原则，就战争全局而言，也是符合中国的特点的。但是从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和实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来分析，国民党当局争取持久战，又存有拖延时日，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的幻想。在这个阶段中，日本占领了中国重要工业城市和富庶地区，封锁了主要海港，从战役上看，它是胜利了。但从战略的全局看。日本没有催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武汉战役结束，全部正面战场的高潮已经过去，敌后战场的重要地位却在整个战争中突出起来了。使日本几乎是倾其全力摧毁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彻底破产，迫使中国屈服的企图化为泡影。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抗战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尽可能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有意识地向内地、向后方撤退，暂时的、部分地放弃若于国土，换取时间，积聚力量，陷敢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争取抗战的胜利，其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抗日战争的上策。因此，日军战史研究者也承认在总的战略方面，中国是成功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认为，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作为达到战略持久消耗战的主要手段，战争初期一定的坚守防御阵地战是应该而且必要的，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对某些
　　战略要点的阵地攻占也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从战争总体看，在技术装备、战斗素质等方面均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以持久的阵地战作为抗日战争中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而正面战场绝大多数战役的作战形式是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与日军对拼消耗，因而造成军队损耗过大，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二、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宣告彻底破产
　　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凭籍其军事优势，向我华北和华东地区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企图迅速打垮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国民党政权屈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陆军由“七七”事变前的十七个师团，扩充到1938年底的三十四个师团、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并把其中的三十四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近百万兵力用于中国战场，占日军全部兵力的94％以上。可见，侵华气焰嚣张。
　　日本决，心武力征服中国的方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动员其几乎全部军队对日抗战。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数次重大战役，日方伤亡447700余人，损失飞机785架，舰船100余艘，消耗军费92亿3千多万日元，且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军需补给也发生了严重困难。就连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1939年10月在对其军官的训话中也不得不承认日军“损失重大，实出意外”，“主要将领多员殒命，遭受前所未有之创伤”，“全国将士陷于不能持久之困境”。巨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消耗，使日本经济濒于枯竭。为了弥补对华战争带来的兵力、军事和资源的损耗，除了疯狂地掠夺东北、华北和台湾等占领区外，在国内则大量增兵、征税、发行公债。1938年10月，日本政府还发表声明，要求全国“极力设法节约消费”，“努力确立官兵一体之简素的非常时国民生活样式”。广大日本人民被抛进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号称东亚强国的日本，国内经济已达捉襟见肘的程度。惨重的人力、物力的损失，日本不但无法实现其预定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反而使自己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无法自拔。正如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所讲：“日本对华用兵愈持久，则国民负担愈重，愈深入，则愈不能自拔。”’
　　三、为沿海、沿江工业、高校的内迁赢得了时间，增强了后方的抗战能力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工业的70％集中于沿海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其中上海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总数的51％。但战争爆发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炮火袭击，为避免沿海工业不遭灭顶之灾和在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加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国家总动员
　　计划委员会和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具体负责迁厂的各项事宜。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之时，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地进行着。至1937年12月10日，由上海地区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又指向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又决定将武汉地区的工厂继续迁移至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至1938年10月武汉失陷止，经工矿调整处协助而由武汉迁出的厂矿共304家(包括路过武汉及由武汉起运的厂矿)，物质51182吨，技工万余人。在众多民营工厂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军需厂及国营厂矿也先后向内地迁移，到1940年底，整个工厂内迁基本结束，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工厂共448家，机器材料70991吨，技工121642人。另外，自动迁移的工厂还有100余家，总计内迁工厂达600余家。迁工厂虽然只占沿海工厂的极少数，但大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雄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高，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国防军事建设，不仅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实力，而且为国家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奠定了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基础。 　　在工厂内迁的同时，战区部分高校也进行了内迁。抗战爆发前，国统区共有国立、私立等高校108所，其绝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战爆发后，大部分遭战火破坏。在高等教育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沿海各高校内迁，并于1938年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从1937年至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少数迁入租界外，大部分都迁往西南、西北等地，而最后集中于四川的计有48所。高校内迁，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重要的一幕，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的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方面的人才。
　　四、赢得中国抗战在战略上的主动，振奋了民族精神，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从政治战略上看，中国抗战以丧失国土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抗战初期日军虽然占领了华北、华中及华南广大地区，但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近100亿日元军费支出的巨大代价，再也无力对正面战场进行战略进攻。全国各族人民在日军的进逼下，期盼南京国民政府能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南京国民政府，“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首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接着，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一方面指挥军队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一方面接受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承认其合法地位，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这对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是极大的促进和推动，全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局面。
　　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简直是以“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死亡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于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使日军遭到自“日俄战争以后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尤其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抗日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战役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员，也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也引起了国际的同情和援助，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