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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动儿童对于学校教育并不重视。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解释这种态度可分两方面考虑。客观上，学校教育直接受特权文化的影响，对于不同阶层的学生并不平等。教育的作用在文化再生产，并使其合理化、固定化。从主观上看，流动儿童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后，主动放弃学校教育，并寻求反学校文化的庇护。他们最终接受现实，留在城市继承父辈的阶级，这也埋下了动荡因素。打破文化再生产的僵局，开放异地升学途径势在必行。
关键词：文化再生产 流动儿童 学校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c）-0001-03
教室里不时有学生追来跑去，座位上的学生争抢打闹，说笑不停，讲台上的老师却对此无可奈何—— 这正是在打工子弟学校的课堂上十分常见的场景。笔者通过对北京市几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观察发现，流动儿童群体在学校中不仅不遵守秩序，而且对学校安排的课程学习也不重视，且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高这种倾向也有着愈发明显的趋势。
重视学校教育并在学校中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本应是中小学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对于流动儿童却似乎并非如此，在他们眼里成绩如何乃至整个学校教育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流动儿童对于学校教育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关注，之所以有如此表现的原因也一直困扰着我。而阅读布迪厄的《继承人》一书则给了我许多灵感，使我走出了对于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的理解困境。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是个人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一条重要途径。现代化理论认为，受教育者通过学校教育的层层筛选功能，由于天资和后天努力的差异，最终获得不同的知识能力和学历学位，进而将获取不同的社会地位。竞争性考试是学校教育实行选择的最為普遍的手段。通过教育系统选出优秀人才助其进行社会阶层上升，推动社会进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然而不同于主张教育有助于缩小社会不平等的现代化理论，布迪厄认为：教育并非一种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将文化不断传递给本阶层的下一代，以“遗传”的方式不停地对于社会不平等进行再生产，并使其合理化、固定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控制社会流动，促使社会阶层固化。
笔者曾经在对打工子弟学校ZX学校初一年级学生做过一份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好，34.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成绩在中下等到中等水平，只有5.8%的人认为自己的成绩在中上等，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学习优秀的。调查还表明，流动儿童普遍缺乏学业兴趣与自信，而男生常常惹是生非，言语行为不当。与同龄城市儿童的聪明好学，文明礼貌，才艺彰显形成了较大的差异。
然而把流动儿童的成绩不好与粗鲁表现仅仅归咎于他们天性愚钝、不肯努力或是缺少良好的教养却显得有失公平。事实上，教育制度是根据占据支配性的文化群体的惯习方式制定出来的，必然对于本群体有利而排斥其他群体。学生在学校的优劣不取决于不同群体之间内在的文化差异，而取决于学校人为制定出来的偏向何种群体的标准。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只有十分刻苦才能掌握学校教育中的课程内容与礼节，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可以轻松地掌握并且“他们的现状和前途有保证，可以悠闲地追求风雅，敢于买弄技巧”，因此，“对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1]无论是从掌握文化的动机还是从学业成绩的期望上讲，流动儿童都处于不利地位。这并非是由于流动儿童资质钝拙，而是使用上层群体的标准来评判来自底层的学生，其本质是优势群体的特权造成的不平等事实。
同样是通过竞争性考试方式进行选拔的学校教育貌似平等，实则再生产着社会与文化的不平等。伯恩斯坦从语言技能的角度对来自不同背景的教育现象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在语言使用方面，工人阶级子女使用的语言是“限定符码”，而中产阶级子女使用的则是“精密性符码”。二者在适应正规学校教育方面的差异也支持了上面的观点。[2]
布迪厄认为：文化在行动者本人并无察觉的情况下形成于特权阶层内部，并与学校教育的某种态度和能力相适宜。“这些态度和能力由学校保存，并通过学校教育体系不断地进行着文化的再生产。学校文化所推崇的技能和礼仪是一种特权阶级文化、一种精英文化。”[3]也可说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精英教育，它制造着精英阶级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而这些习惯与流动儿童所长期接触的生活环境迥然相异，他们容易对于学校教育灌输的内容感到陌生与不理解。“出身于不利地位的阶级的儿童，经常发现上学就是学习那些人造的东西和教师的辞藻”[1]。对于流动儿童来说，灌输式的学习内容超越他们直接接触的生活经验，而同类群体生活状态又使得他们看不到良好变化的可能性，即所谓正面榜样的缺乏，导致他们难以从周围环境中找到吸引他们努力求学的因素。在这种状态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长，越不利于他们的积极主动的做出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努力，这也为流动儿童年级越高对于学习越不重视的现象做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文化再生产理论不仅重视来自不同阶级与阶层受教育者在客观现实的落差，也强调他们在行为决策上的主观能动性。同样地，看待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不仅要从客观因素出发进行讨论，也必须重视主观因素的影响。
布迪厄指出，文化的继承力量在于，人们并不需要排除他人就能够独自占有，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排斥出去的，往往并非是社会资源的缺乏直接导致，而更多是由于自我排斥。在选择过程中，起抑制作用的往往不是外界的排除性力量，而是行动者本人的主观态度。[3]布迪厄说：“对社会地位最低的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小。”[1]对高等教育的陌生感往往令流动儿童感到绝望、窘迫，担心自己不被精英群体所接纳。在知晓付出更多努力之后获取更高地位的可能仍然很小，他们的内心会被抱怨、自卑与不安所笼罩。在意识到自己的劣势地位时，有些本来成绩优秀的学生，却认定了自己和大学、和主流社会无缘，决定主动放弃学习与深造的机会。与其说学校教育放弃了流动儿童，毋宁说流动儿童对学校教育的主动放弃而导致了二者之间相互放弃。 威斯利通过研究说明“工人阶级子女是如何获得工人阶级工作的”，证明了学校教育中的主观选择的文化再生产现象。“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而感到羞愧……孩子们对待工作也有一种轻视的优越感……蓝领文化和男孩们创造出来的反学校文化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威斯利认为，工人阶级子弟从事发展前景有限的工人工作，并非是由于学业失败使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造成的，相反，他们并未因成为工人而感到自卑，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失败，甚至感到自得其乐。他人，工人子弟之所以能够克服自卑心理，主要得益于在校学习期间创造的一种与蓝领文化十分相似的反学校文化。[2]
威斯利的描述中的反学校文化在流动儿童群体中随处可见。流动儿童放弃学校教育对于自我的塑造之后，作为补偿则寻求到了反学校文化作为精神庇护。
流动儿童的反学校文化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重视课堂知识的学习。学生们在学习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自弃行为，具体表现为逃课、不交作业等。成绩优秀并不属于多数流动儿童追求的优秀品质。在学校里，成绩好似乎并非一件荣耀的事情，而是怪异、不入流的表现。努力学习的学生往往要承受种种污名，而ZX学校初一年级的成绩最为优秀的男生也正是其他同学欺负的对象。二是违抗学校正常秩序。ZH学校一个不带教课书上学的男生表示，他对学习一点兴趣也没有，来学校就是混日子。而“混日子”的方法有很多，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常常是迟到、打闹、制造种种麻烦；而对于高年级学生尤其是初中的学生来说，直接抗拒老师、抽烟、染发、早恋、打架等并不罕见。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些学生张扬所谓的个性与自我，崇尚暴力与义气，试图通过违反学校正常规章制度，否定学校的价值、蔑视教师权威，并以此获得同辈群体的羡慕与受尊重的地位。打工子弟学校一经形成这种充斥着“江湖气”的氛围，便会进一步影响更多学生纷纷效仿并采取轻视学习、放任自流的学习模式。
而这样的反学校文化也同样影响着流动儿童未来的选择。简单分析流动儿童的未来具体出路，不难发现，初中毕业后有三种常见选择：第一是读职业技术学校，第二是到社会上去打工。读职业技术学校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具有一定谋生技能有助于流动人口找到稳定的工作，若坚持踏实工作，逐步成为城市的劳动者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事实上选择工作的人占据了多数，送孩子进入学校对于城市务工家庭来说成本较高，远不如打工挣钱实在。而对于厌学情绪产生已久的大部分学生，往往也不情愿读职业技术学校。每年都会有一些未完成初中学业的学生辍学打工，他们多从事薪金水平与社会地位较低且可替代性较高的工作。一些人在不停地更换工作的过程中甚至沦为无业游民。第三种选择是回家乡读高中。这种方案的选择者仅限少数成绩突出者，他们回到乡村读高中并将参加高考。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迈入大学的门槛。而进入大学仅仅是他们迈向上升的第一步，之后的现实落差将会成为更为困难的挑战。当唐家岭、肖家河的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面对着无城市户口、无固定住所、低工资、高消费的困境，在城市边缘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我们又会想，究竟有多少来自底层的学子能够通过学校教育真正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呢？
对于父辈所从事的职业，流动儿童在主观意愿上持否定的态度，然而通过正规教育进行社会上升性流动也十分困难。他们一方面并不情愿重复成为农民或者城市打工者的老路；另一方面读书并不能给他们上升的动力，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他们推向与父辈相似的生活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清晰的了解到这一点，但并不甘心接受自己的劣势，于是他们通过反学校文化获得凌驾于主流文化之上的内心体验，并接受成为城市底层打工者的未来预设。龙生龙，凤生凤，打工者子女又成为新一代打工者，最终落入文化再生产的怪圈。
然而出身背景所造成的社会地位的遗传也并非千篇一律。虽然出身低下的人被社会命运压垮的机会更多，然而作为他们之中的例外，能够在极端环境中找到克服不利的动力，看到通过教育途径上升的希望，摆脱和周围大多数人同样的命运。在ZX和ZH两所学校的调查显示，那些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学生具有更强烈的对于学习的渴望与城市融入的意愿，并愿意付出主观的努力，其成绩也更为出色。或许正是因为对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认识得不够清晰，是这些人摆脱了本属类面临的诸多不利因素之一，与那些主动放弃学校教育的受教育者不同，他们坚信自己能够通过努力改变现有地位，从而把“不可能”的学业进行下去。而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能够最终脱离原有出身而成为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以及政府官员，跻身中产阶层以上，真正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可以解释当代中国城市流动儿童对于学校教育的态度，这也正面说明了这个对于现实有着强大解释力的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经久不褪色的魅力。然而文化再生产理论毕竟产生于20世纪中期的法国，受到时代与社会背景的制约，而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变化，难以达到完全符合现实的精准分析。布迪厄提出建立“一种真正具有合理性的教学方法”作为克服文化与阶层再生产的方式，他认为以文化不平等社会学为基础的方法，则可有助于减少再教育和文化面前的不平等。[1]而教学方法的改革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而就我国的现状来看，若没有政策基础及其落实的强力保障，所谓的教育教学改革只能浮于表象。
目前，虽然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打破，但二元的社会结构仍横亘城乡之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成为社会通道相对封闭的主要因素。[5]流动儿童作为农民工的子女，由于户籍权益的差异而长期被排除在流入地管理范围之外，而城市社会所提供的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并未将他们包含在内。流动儿童无法通过参加流入地的升学考试而进入当地学校学习，而流动儿童所在的学校也难以获得与城市公立学校同样的关于升学率方面的激励。在这种背景下，在培养优秀学生方面的投入基本不会给学校管理者带来利益，不符合学校的决策意愿，也就不会得到施行。由于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和打工子弟校方都看不到通過学校教育达到上升目标的希望，势必造成流动儿童的自弃行为以及学校对学生破坏正常秩序行为的不作为的结果。流动儿童父母虽然对于子女有着很高的期望，但由于工作忙碌和教育能力方面的局限也难以对子女及时有效地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学校与家庭的管理的双向缺失，反过来又将打击流动儿童的学习积极性，进一步加剧流动儿童的放任自流与自暴自弃，也更容易将流动儿童推向社会。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解体既成事实，如过去那般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将农业户籍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已经不再可能，人口流动不可避免。对于流动儿童而言，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虽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但也无法回到农村生活，是真正进不来也回不去的一代。很多流动儿童提早进入社会成為新一代的流动人口，带着对主流文化的排斥也忍受着主流文化对自身的排斥在城市流动。
而就在人口流动性的增大成为必然的同时，社会流动处于阻滞状态的现实又将大大降低这些处于城市底层的群体生产创造的积极性，这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来说不仅是不公平与不合理的，还是十分危险的。由于与城市社会的相对隔阂，流动人口会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边缘群体，拥有类似于威斯利所讲“蓝领文化”与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边缘文化。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认为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许多次生集团由此兴起，“源源不断涌往城市的流民就成为黑社会的组织基础”[4]，“用犯罪浪潮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目前的犯罪逐年上升一点亦不为过。根据各地被捕罪犯的身份来分析，发现犯罪率高发群体就是上述边缘群体”。[4]这些身处城市而不能融入城市的边缘群体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多，这将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的隐患。
逐步开放流动人口的社会上升通道，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当今社会十分紧要的任务。笔者认为，通过学校教育的选拔这一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方式，是增强社会流动的不二之选。固然学校教育属于精英教育对于底层群体是不平等的，但通过改革将学校教育偏向于底层群体从而实现完全的平等也绝不现实。如今的问题不在于底层群体的上升渠道是否够宽，而是在于上升渠道能否逐步打开。从现有条件来看，若想首先打破通过学校教育不断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僵局，使得校方和学生都看到希望，开放异地升学途径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近日来，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的异地高考政策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教育部门声称将在2012年内推出异地高考的政策。如果此政策能够顺利敲定并落实，必将谱写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页。虽然现阶段由于异地高考政策必然会有较高的符合标准，异地高考的实行暂时与多数流动儿童的升学还不能够直接挂钩，但是政策的颁布已经在教育平等化的道路上跨出了很大的一步。笔者相信，异地高考的开放纵然存在着种种争议，而这对于促进整个教育体系的公平化与合理化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只有通过有计划地逐步放开异地升学，流动儿童才可能逐渐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而打工子弟学校也才会加强对学生培养的重视，流动儿童通过学校教育进行上升的途径才有可能被真正打通。也唯有如此，学校教育的筛选功能才可能逐步接近公平的本质。
参考文献
[1] （法）布尔迪约，帕斯隆，著.继承人：大学生和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 郝大海.流动的不平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 朱伟珏.一个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2006（5）：106-117.
[4]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5] 王毅杰，高燕，等.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关键词：文化再生产 流动儿童 学校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c）-0001-03
教室里不时有学生追来跑去，座位上的学生争抢打闹，说笑不停，讲台上的老师却对此无可奈何—— 这正是在打工子弟学校的课堂上十分常见的场景。笔者通过对北京市几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观察发现，流动儿童群体在学校中不仅不遵守秩序，而且对学校安排的课程学习也不重视，且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高这种倾向也有着愈发明显的趋势。
重视学校教育并在学校中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本应是中小学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对于流动儿童却似乎并非如此，在他们眼里成绩如何乃至整个学校教育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流动儿童对于学校教育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关注，之所以有如此表现的原因也一直困扰着我。而阅读布迪厄的《继承人》一书则给了我许多灵感，使我走出了对于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的理解困境。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是个人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一条重要途径。现代化理论认为，受教育者通过学校教育的层层筛选功能，由于天资和后天努力的差异，最终获得不同的知识能力和学历学位，进而将获取不同的社会地位。竞争性考试是学校教育实行选择的最為普遍的手段。通过教育系统选出优秀人才助其进行社会阶层上升，推动社会进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然而不同于主张教育有助于缩小社会不平等的现代化理论，布迪厄认为：教育并非一种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学校教育的作用在于将文化不断传递给本阶层的下一代，以“遗传”的方式不停地对于社会不平等进行再生产，并使其合理化、固定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控制社会流动，促使社会阶层固化。
笔者曾经在对打工子弟学校ZX学校初一年级学生做过一份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好，34.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成绩在中下等到中等水平，只有5.8%的人认为自己的成绩在中上等，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学习优秀的。调查还表明，流动儿童普遍缺乏学业兴趣与自信，而男生常常惹是生非，言语行为不当。与同龄城市儿童的聪明好学，文明礼貌，才艺彰显形成了较大的差异。
然而把流动儿童的成绩不好与粗鲁表现仅仅归咎于他们天性愚钝、不肯努力或是缺少良好的教养却显得有失公平。事实上，教育制度是根据占据支配性的文化群体的惯习方式制定出来的，必然对于本群体有利而排斥其他群体。学生在学校的优劣不取决于不同群体之间内在的文化差异，而取决于学校人为制定出来的偏向何种群体的标准。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只有十分刻苦才能掌握学校教育中的课程内容与礼节，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可以轻松地掌握并且“他们的现状和前途有保证，可以悠闲地追求风雅，敢于买弄技巧”，因此，“对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1]无论是从掌握文化的动机还是从学业成绩的期望上讲，流动儿童都处于不利地位。这并非是由于流动儿童资质钝拙，而是使用上层群体的标准来评判来自底层的学生，其本质是优势群体的特权造成的不平等事实。
同样是通过竞争性考试方式进行选拔的学校教育貌似平等，实则再生产着社会与文化的不平等。伯恩斯坦从语言技能的角度对来自不同背景的教育现象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在语言使用方面，工人阶级子女使用的语言是“限定符码”，而中产阶级子女使用的则是“精密性符码”。二者在适应正规学校教育方面的差异也支持了上面的观点。[2]
布迪厄认为：文化在行动者本人并无察觉的情况下形成于特权阶层内部，并与学校教育的某种态度和能力相适宜。“这些态度和能力由学校保存，并通过学校教育体系不断地进行着文化的再生产。学校文化所推崇的技能和礼仪是一种特权阶级文化、一种精英文化。”[3]也可说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精英教育，它制造着精英阶级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而这些习惯与流动儿童所长期接触的生活环境迥然相异，他们容易对于学校教育灌输的内容感到陌生与不理解。“出身于不利地位的阶级的儿童，经常发现上学就是学习那些人造的东西和教师的辞藻”[1]。对于流动儿童来说，灌输式的学习内容超越他们直接接触的生活经验，而同类群体生活状态又使得他们看不到良好变化的可能性，即所谓正面榜样的缺乏，导致他们难以从周围环境中找到吸引他们努力求学的因素。在这种状态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长，越不利于他们的积极主动的做出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努力，这也为流动儿童年级越高对于学习越不重视的现象做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文化再生产理论不仅重视来自不同阶级与阶层受教育者在客观现实的落差，也强调他们在行为决策上的主观能动性。同样地，看待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不仅要从客观因素出发进行讨论，也必须重视主观因素的影响。
布迪厄指出，文化的继承力量在于，人们并不需要排除他人就能够独自占有，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排斥出去的，往往并非是社会资源的缺乏直接导致，而更多是由于自我排斥。在选择过程中，起抑制作用的往往不是外界的排除性力量，而是行动者本人的主观态度。[3]布迪厄说：“对社会地位最低的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小。”[1]对高等教育的陌生感往往令流动儿童感到绝望、窘迫，担心自己不被精英群体所接纳。在知晓付出更多努力之后获取更高地位的可能仍然很小，他们的内心会被抱怨、自卑与不安所笼罩。在意识到自己的劣势地位时，有些本来成绩优秀的学生，却认定了自己和大学、和主流社会无缘，决定主动放弃学习与深造的机会。与其说学校教育放弃了流动儿童，毋宁说流动儿童对学校教育的主动放弃而导致了二者之间相互放弃。 威斯利通过研究说明“工人阶级子女是如何获得工人阶级工作的”，证明了学校教育中的主观选择的文化再生产现象。“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而感到羞愧……孩子们对待工作也有一种轻视的优越感……蓝领文化和男孩们创造出来的反学校文化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威斯利认为，工人阶级子弟从事发展前景有限的工人工作，并非是由于学业失败使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造成的，相反，他们并未因成为工人而感到自卑，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失败，甚至感到自得其乐。他人，工人子弟之所以能够克服自卑心理，主要得益于在校学习期间创造的一种与蓝领文化十分相似的反学校文化。[2]
威斯利的描述中的反学校文化在流动儿童群体中随处可见。流动儿童放弃学校教育对于自我的塑造之后，作为补偿则寻求到了反学校文化作为精神庇护。
流动儿童的反学校文化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重视课堂知识的学习。学生们在学习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自弃行为，具体表现为逃课、不交作业等。成绩优秀并不属于多数流动儿童追求的优秀品质。在学校里，成绩好似乎并非一件荣耀的事情，而是怪异、不入流的表现。努力学习的学生往往要承受种种污名，而ZX学校初一年级的成绩最为优秀的男生也正是其他同学欺负的对象。二是违抗学校正常秩序。ZH学校一个不带教课书上学的男生表示，他对学习一点兴趣也没有，来学校就是混日子。而“混日子”的方法有很多，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常常是迟到、打闹、制造种种麻烦；而对于高年级学生尤其是初中的学生来说，直接抗拒老师、抽烟、染发、早恋、打架等并不罕见。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些学生张扬所谓的个性与自我，崇尚暴力与义气，试图通过违反学校正常规章制度，否定学校的价值、蔑视教师权威，并以此获得同辈群体的羡慕与受尊重的地位。打工子弟学校一经形成这种充斥着“江湖气”的氛围，便会进一步影响更多学生纷纷效仿并采取轻视学习、放任自流的学习模式。
而这样的反学校文化也同样影响着流动儿童未来的选择。简单分析流动儿童的未来具体出路，不难发现，初中毕业后有三种常见选择：第一是读职业技术学校，第二是到社会上去打工。读职业技术学校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具有一定谋生技能有助于流动人口找到稳定的工作，若坚持踏实工作，逐步成为城市的劳动者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事实上选择工作的人占据了多数，送孩子进入学校对于城市务工家庭来说成本较高，远不如打工挣钱实在。而对于厌学情绪产生已久的大部分学生，往往也不情愿读职业技术学校。每年都会有一些未完成初中学业的学生辍学打工，他们多从事薪金水平与社会地位较低且可替代性较高的工作。一些人在不停地更换工作的过程中甚至沦为无业游民。第三种选择是回家乡读高中。这种方案的选择者仅限少数成绩突出者，他们回到乡村读高中并将参加高考。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迈入大学的门槛。而进入大学仅仅是他们迈向上升的第一步，之后的现实落差将会成为更为困难的挑战。当唐家岭、肖家河的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面对着无城市户口、无固定住所、低工资、高消费的困境，在城市边缘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我们又会想，究竟有多少来自底层的学子能够通过学校教育真正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呢？
对于父辈所从事的职业，流动儿童在主观意愿上持否定的态度，然而通过正规教育进行社会上升性流动也十分困难。他们一方面并不情愿重复成为农民或者城市打工者的老路；另一方面读书并不能给他们上升的动力，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他们推向与父辈相似的生活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清晰的了解到这一点，但并不甘心接受自己的劣势，于是他们通过反学校文化获得凌驾于主流文化之上的内心体验，并接受成为城市底层打工者的未来预设。龙生龙，凤生凤，打工者子女又成为新一代打工者，最终落入文化再生产的怪圈。
然而出身背景所造成的社会地位的遗传也并非千篇一律。虽然出身低下的人被社会命运压垮的机会更多，然而作为他们之中的例外，能够在极端环境中找到克服不利的动力，看到通过教育途径上升的希望，摆脱和周围大多数人同样的命运。在ZX和ZH两所学校的调查显示，那些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学生具有更强烈的对于学习的渴望与城市融入的意愿，并愿意付出主观的努力，其成绩也更为出色。或许正是因为对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认识得不够清晰，是这些人摆脱了本属类面临的诸多不利因素之一，与那些主动放弃学校教育的受教育者不同，他们坚信自己能够通过努力改变现有地位，从而把“不可能”的学业进行下去。而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能够最终脱离原有出身而成为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以及政府官员，跻身中产阶层以上，真正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可以解释当代中国城市流动儿童对于学校教育的态度，这也正面说明了这个对于现实有着强大解释力的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经久不褪色的魅力。然而文化再生产理论毕竟产生于20世纪中期的法国，受到时代与社会背景的制约，而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变化，难以达到完全符合现实的精准分析。布迪厄提出建立“一种真正具有合理性的教学方法”作为克服文化与阶层再生产的方式，他认为以文化不平等社会学为基础的方法，则可有助于减少再教育和文化面前的不平等。[1]而教学方法的改革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而就我国的现状来看，若没有政策基础及其落实的强力保障，所谓的教育教学改革只能浮于表象。
目前，虽然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打破，但二元的社会结构仍横亘城乡之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成为社会通道相对封闭的主要因素。[5]流动儿童作为农民工的子女，由于户籍权益的差异而长期被排除在流入地管理范围之外，而城市社会所提供的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并未将他们包含在内。流动儿童无法通过参加流入地的升学考试而进入当地学校学习，而流动儿童所在的学校也难以获得与城市公立学校同样的关于升学率方面的激励。在这种背景下，在培养优秀学生方面的投入基本不会给学校管理者带来利益，不符合学校的决策意愿，也就不会得到施行。由于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和打工子弟校方都看不到通過学校教育达到上升目标的希望，势必造成流动儿童的自弃行为以及学校对学生破坏正常秩序行为的不作为的结果。流动儿童父母虽然对于子女有着很高的期望，但由于工作忙碌和教育能力方面的局限也难以对子女及时有效地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学校与家庭的管理的双向缺失，反过来又将打击流动儿童的学习积极性，进一步加剧流动儿童的放任自流与自暴自弃，也更容易将流动儿童推向社会。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解体既成事实，如过去那般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将农业户籍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已经不再可能，人口流动不可避免。对于流动儿童而言，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虽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但也无法回到农村生活，是真正进不来也回不去的一代。很多流动儿童提早进入社会成為新一代的流动人口，带着对主流文化的排斥也忍受着主流文化对自身的排斥在城市流动。
而就在人口流动性的增大成为必然的同时，社会流动处于阻滞状态的现实又将大大降低这些处于城市底层的群体生产创造的积极性，这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来说不仅是不公平与不合理的，还是十分危险的。由于与城市社会的相对隔阂，流动人口会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边缘群体，拥有类似于威斯利所讲“蓝领文化”与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边缘文化。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认为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许多次生集团由此兴起，“源源不断涌往城市的流民就成为黑社会的组织基础”[4]，“用犯罪浪潮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目前的犯罪逐年上升一点亦不为过。根据各地被捕罪犯的身份来分析，发现犯罪率高发群体就是上述边缘群体”。[4]这些身处城市而不能融入城市的边缘群体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多，这将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的隐患。
逐步开放流动人口的社会上升通道，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当今社会十分紧要的任务。笔者认为，通过学校教育的选拔这一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方式，是增强社会流动的不二之选。固然学校教育属于精英教育对于底层群体是不平等的，但通过改革将学校教育偏向于底层群体从而实现完全的平等也绝不现实。如今的问题不在于底层群体的上升渠道是否够宽，而是在于上升渠道能否逐步打开。从现有条件来看，若想首先打破通过学校教育不断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僵局，使得校方和学生都看到希望，开放异地升学途径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近日来，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的异地高考政策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教育部门声称将在2012年内推出异地高考的政策。如果此政策能够顺利敲定并落实，必将谱写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页。虽然现阶段由于异地高考政策必然会有较高的符合标准，异地高考的实行暂时与多数流动儿童的升学还不能够直接挂钩，但是政策的颁布已经在教育平等化的道路上跨出了很大的一步。笔者相信，异地高考的开放纵然存在着种种争议，而这对于促进整个教育体系的公平化与合理化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只有通过有计划地逐步放开异地升学，流动儿童才可能逐渐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而打工子弟学校也才会加强对学生培养的重视，流动儿童通过学校教育进行上升的途径才有可能被真正打通。也唯有如此，学校教育的筛选功能才可能逐步接近公平的本质。
参考文献
[1] （法）布尔迪约，帕斯隆，著.继承人：大学生和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 郝大海.流动的不平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 朱伟珏.一个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2006（5）：106-117.
[4]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5] 王毅杰，高燕，等.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