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其微观个体生命历程与宏观社会深刻变革紧密交织在一起。“独生子女政策”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及家庭并不会因此消失,甚至会逐渐增加。“后独生子女时代”背景下,探究政策性独生子女特殊的童年生活在其个体生命历程中留下的印记,可为学界在新形势下深入探索独生子女问题提供重要参考和有益启示。本文通过对S市独生子女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重点了解其童年生活体验和当下育儿实践。本研究以两代人童年游戏活动为线索,突出两个时代儿童生活的不同特征,映射和串连起不同的社会背景、社会观念（尤其是育儿理念）,从而探求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变迁在独生子女育儿实践中产生的影响,以及个体童年经历在独生子女“制造”新童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分析发现,八九十年代,正值童年的独生子女因其唯一性开始与成人世界“嵌套”,他们在家庭情境中被孤立,但尚有机会和空间将自己置身于伙伴社群中,创造性开展形式丰富的游戏活动。与之相对应的,当下的儿童面临着愈发凸显的区隔,游戏活动被“监管”在组织化正式空间和活动中,童年生活被规训和固定下来。两代童年生活在独生子女的育儿实践中实现了交互:他们内化了现代科学和中产阶层育儿规范,并以此为指引安排子女的游戏活动,在商品化电子化消费主义中审慎地保护童年不被侵蚀。每一代儿童都需与特定时间的限制性因素进行斗争和适应。独生子女童年时要面对高期待、取得学业成就向上流动的压力,以及尚不发达的经济社会条件;他们“制造”的新童年则不得不应对愈加激烈的教育竞争、愈发制度化的生命历程、电子化商业化带来的“异化”危机。特殊的童年成长体验会促使独生子女产生一定的生育偏好,形塑不同的父母角色定位,并以不同的方式调动家庭资源:或与宏观教育竞争环境“共谋”;或“反叛”非公平性竞争和异化的社会评价标准。在代际育儿合作中,独生子女重塑着与父母的亲子关系。育儿实践也引发他们回顾童年生活和受教育经历,这种反思是基于时代滤镜的审视:他们能动地摒弃改进在当下养育观念看来简单粗放的教养方式,传承发扬其认为符合中产阶层教养模式的育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