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要是体制中人，无不对从上到下弥漫于整个社会中的会场文化感同身受，但却鲜有人能像范小青这样不仅轻轻松松地跳出了“会场”的八卦阵，而且自信地将“会场”拿来为我所用，将现实中“会场”对人的规训巧妙地翻转为人对“会场”的嘲弄，并在叙事的裂缝中有意凸显出“会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是永远无法被规训的人心，是人心深处对于亲情、友情的珍重与渴望。
　　 会场，它不是体制，却和体制一样僵硬固化；它不是机构，却和机构一样等级森严，作为体制和机构行使权力的一种途径，它也为权力所渗透，并且成了社会规训个体最常见或许也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小说有意忽略会议的目的和内容，重在会场的规格、会议的程式，一大群已经被规训得面目模糊只剩下社会称谓的“首长”、“老板”、“女同志”等表明一种顺从的态度业已形成。貌似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会场”压力通过聚焦于黄会有这个办公室主任是最合适不过的，办公室主任既是会议的实际操办者，又是联結方方面面的一个枢纽人物。从最初的韬光养晦到适时的出谋划策，从心急火燎、四处奔波到大功告成、暂时放松，尽管每一步黄会有都费尽心思、拿捏分寸，但仍然免不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結果，远山大酒店竟然背靠远山公墓，二者实为一体。年关选择这样的会场难免有犯忌之嫌，首长怪罪下来那还了得。“那一瞬间，黄会有感觉有什么东西‘嗖’了一下，知道是灵魂出窍了。”这也是小说中最能见出会场权力对人构成威压的一瞬间！黄会有因为未能成为他所希望的那种“顺从的富有生产力的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几近崩溃（路易斯·麦克尼《福柯》）。出人意料的是首长却因为父母就在远山公墓而很喜欢“今天的会场”，这不符合会场逻辑的結果让深谙会场文化的黄会有也“有些迷惑，似乎都不知道此时自己身在何处了”。这个偶然的巧合虽然使黄会有侥幸逃脱会场规则的惩罚，折射出的却是“会场”如何规训个体的严酷真相。在聪明老练的叙述者的引领之下，读者不仅一窥“会场”之威力，而且也得以洞悉会场文化曲曲折折而又秘而不宣的种种细节：老板与办公室主任之间微妙的上下级关系、作为其附属物的酒桌文化、以及“动物园会场”中隐藏的当今社会的荒诞现实等等。
　　 “在小说中，写好的概念必须包括成功地安排你的读者对一个虚构世界的看法。”（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对于小说作者而言，他不需要正面回答生活伦理问题，而是讲述故事，用姿态、动作、关系等具体方式来回答。当年张天翼曾以一种漫画式的夸张笔法塑造出会场上的不朽典型“华威先生”，其先入为主的讽刺态度引发当时文坛上“讽刺与暴露”的轩然大波；范小青却在一种内敛的写实之中执著追求叙述本身的张力与弹性，让自己的伦理态度牢牢地伏帖于小说的叙述形式之中。犹如那座山有两面一样——正面是山水怡人、设施齐备的星级酒店，背面却是阴森静穆的偌大墓地，小说叙述結构上的玄机也正在于这种突兀的对比之中。小说的重头戏似乎是在写“会场”的无比重要与热闹，叙述者甚至对首长、老板、黄会有无不带有一种体恤的同情，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叙述的目的，叙述的目的在于“会场”文化与人性真情的不期而遇，尽管二者在篇幅上不成比例，但就是那一点点真，却犹如一束强烈的亮光骤然映照出“会场”这个庞然大物的虚假、空洞与程式化的可憎面目。上至老成持重的领导、下至初出茅庐的青年，在公墓面前，都能从被规训的生活中暂时抽身，以亲情、友情的温暖眷顾一番日趋僵硬的人心。饶有趣味的是，作者对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规训的揭示一直追索到公墓管理处，没有那特殊的“周见橙”，只有一个普通的“周建成”。一个死者的名字竟然也能显现出规训的本质：它要涤除任何个体创造的“特殊”，只留下服从于同一种标准的普通。在读者幡然醒悟生活真相的同时也不得不由衷钦佩作者高超的洞察力与叙事艺术。
　　 从会场到墓地，尽管生活中的规训无孔不入，但这个伴随着现代社会而产生的貌似威力无边的幽灵也有其魔法不能尽情施展之地，这就是我们的人心。在每一个整齐划一的“会场”之外，在每一副中规中矩的面孔之下，都依然潜藏着不能被规训的另一面，依然涌动着那份对于真情真心的渴望。一山两面，两面总是同样高度；同理，规训的力量有多大，这份抗拒的力量也就有多大。惟其如此，人类也才有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襄樊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