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运动会第一天的上午,两名高一女生跑上了主席台,甩出一张100元钞票,说是在一(9)班教室后门口捡的,要求广播台为她们播一则招领启事。我叫她们先放在主席台,待播完比赛成绩之后再插播一下招领消息。这时,其中一位直言不讳,问拾钱交公能为班级加多少考核分。因拾金不昧要求加分出于学生之口,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所以一时语塞。见我没有马上明确答复,她便麻利地取回了钞票说:“既然不能加分,那倒不如我们自己去一(9)班找失主。”说着就蹦蹦跳跳地下了主席台。
　　她俩的背影,很快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但她们的话语,却不时在我的耳畔响起。在量化考核的今天,是谁创造性地把美德折算成了考核分数?又是谁将这一创举落实得如此“深入人心”?拾金不昧本是不带个人功利色彩的,但在把美德折算成考核分数的德育模式中,不成想学生也自然地把它视为换取什么的手段。当然,她们是在为自己的班级加分,但是显然,学校德育所期待的学生内在的美德观念还没有在她们的行为中显现,而以此换彼,美德折算的标准却在她们的心目中已根深蒂固。如果行美德之事是为了折算与交换,那还能叫做美德吗?把这样的美德再折算成相应的奖励分数,又还有多大的德育意义?再者,既然美德能被量化折算,那么,拾一元上交者与拾10元、50元、100元上交者的奖励分数自然就会有所不同。依此演绎,也难怪湖北荆州的船老大为打捞救人英雄“牵尸要价”,还振振有词呢。
　　庆幸的是,这两位高一女生的心中,那飘渺的班级考核分数总算还是比那到手的100元稍显沉重。而令我忧虑的是,一旦她们觉得与其加那一两分的班级考核分数还不如“昧”了那实实在在的100元来得实惠,到了那时,德育又该从何做起?而事实上,这一天的到来已并不遥远。试问,一场运动会下来,还有几个高二高三的同学前来拾物招领?难道失物就只会被高一学生捡到?
　　
　　二
　　
　　运动会最后一天的下午,全场已被4×100米接力赛的激情点燃。在震耳的呐喊声中,一位憨态可掬的小胖墩跑上了主席台,说是捡到了一枚钥匙要求广播招领。由于忙于成绩的汇总,也考虑到学生们普遍的加分情结,我就干脆叫他直接把钥匙交给刚好在台上观赛的分管德育的一位教师。小胖墩满足地交上了钥匙。但不知是正沉浸在赛事的兴奋之中,还是嫌小胖墩的不掂轻重,那位教师也顾不上问问小胖墩“你是哪个班的”“钥匙是哪里捡的”之类的话,就将钥匙往桌上一扔,继续观赛加油。
　　我清晰地记得,小胖墩上台时的神色是极为满足的。给人的直觉,他倒不是为加分而来(一枚钥匙也折不了多少分),他的确是为做着一件好事而乐。我断定,下台去后,他一定会侧着耳朵,关注着“有同学拾到钥匙一只,失主请到主席台上认领”的消息是否会播出。但是,直到运动会闭幕,也不闻有这样的广播。大概是那位教师觉得区区一枚钥匙不足道吧。
　　生逢盛世,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但“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歌词,不要说那些“80后”和“90后”们已经费解,就连“60后”和“70后”们都快淡忘了。零钱、钥匙的价值固然比金银珠宝轻得多,然而,看待拾物不昧者的态度是否一定要与所拾之物的含金量对应起来呢?如果这样,那对拾金不昧者的表扬是否也沾染了明显的功利色彩?小钥匙的价值虽然不大,但教师对此的冷漠,是否会给学生的道德观添加了功利化的“修正”?小胖墩会不会很感失落?会不会成为那些“早熟”同学的笑柄?
　　拾金不昧的故事,已被当代学生演绎出了许多崭新的版本,譬如有学生借同学的随身听先交到主席台,然后再叫同学去认领,以此赚取考核分数。啼笑之余,总让人心情沉重。
　　 (作者单位:浙江省上虞市春晖中学)
　　(责任编辑:李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