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往事如在暗夜中提着灯笼行走，移动着一个又一个光圈，沿途看见你能看见的，感受你看不见的。
　　俄国出生的美籍小说家纳博科夫说得比我好：人生如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他说的两片黑暗，一片指出生以前，一片是死亡以后，境界非常阔大。
　　奥地利的作家茨威格说得更好，一生中记得住的日子比平常的日子亮度更强。写回忆录的人使这一连串互相隔离的闪光互相接近，形成大块光域，与芸芸众生共享，像兴奋的沐浴者共享闪亮的海水。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这个与众生共享的场景，也只有世界级的大文豪才当之无愧。
　　我仔细回味这些话。芸芸众生，有些人似乎从来没有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发现亮点，他的背景一片漆黑，他似乎浑浑噩噩地活过来、活下去，他似乎也有他自己的幸福，但是你跟这样的人从来不能分享什么、共享什么，你不能进入他的世界，他也不能进入你的世界。这样的人不写回忆录，多半也不读别人的回忆录。
　　另外有一些人，他能够回顾那个时间的黑渊，看见许多闪烁不定的萤火，很远，很渺茫。他不知道把这些光点放大，因之，他自己和我们都无法进入。你很难听到他讲自己的故事，或者他所有的故事都庸俗乏味，使你怀疑他怎么值得那样活过来，我们当然也不愿意跟着他的回忆走进去。这样的人即使写回忆录，也没有暗夜独行在荒野中望见篝火的那种张力。
　　如此这般，能够写回忆录的人就少了，能够写出可读性很强的回忆录，就更少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勇敢地投入，填补空隙。这时候你会发现写回忆录也许不难，只要注意跟那些人不同就好了。
　　我的四卷回忆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正赶上中国大陆的读书人重视历史和思想的著述，很受注意，前后有多家媒体访问我，逼问出一些新的思考、新的表述。然后，大陆上的文友推荐几种外国作家的回忆录给我看，我发现许多地方心同理同，论修辞还是人家好。
　　奥地利大作家茨威格说，他写回忆录具备最优越的条件：“那剧烈的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生活，使我和过去脱离了任何关系，戏剧性的激烈动荡把我抛入一片空虚。……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我成了时代的编年史上最大胜利的见证人。”
　　最近《世界日报》副刊以“幸运”为题征文，我思索我的幸运是什么。我想，我的“幸运”第一是离开家乡，没有让饥荒、传染病、偏激思想毁了我。第二是离开中国大陆，没有让“镇反”、“文革”毁了我。第三是离开台湾，没有让忧郁症、精神分裂毁了我。我很悲哀地发现，我的幸运居然是失去一切。那么我的生存意义安在？那就是，我得到茨威格所说的自由，充任时代的见证人。
　　我在我的回忆录第三卷《关山夺路》的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再表白一次，我不能说跟别人一样的话。当年作家说话，常跟毛先生不一样，常跟蒋先生不一样，我们的同行因此付出多少代价！大家衣带渐宽终不悔。到了今天，朝代也改了，人也老了，儿女也变成外国人了，为什么还要做学舌的鹦鹉？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不争气？”
　　苏俄的大作家爱伦堡说：只有在完全太平的年代才宜于缅怀过去。完全太平？黄河清？文王兴？我等不及了，我只能投入透支的太平，幻觉的太平，高利贷租来的太平。茨威格说：“我正在绝望中写我的回忆录。”我不知道他的绝望是什么，我只知道，只有“一切放下”才是你写回忆录的时候。你放弃了以前那些效忠的对象，最后对芸芸众生效忠，为他们做时代的见证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我想这就是“绝望”的定义。
　　茨威格和爱伦堡的感受，居然也是我的感受，令人惊异。他们表达的方式又令我羡慕。
　　“这是晚霞，还是朝霞？自然界这种光线的混合持续不久，半小时或一小时。但历史并不这样匆促。我在双重光线的结合中长大，并在其中度过一生。”这是他的人生，也是我的人生，到了我的口中笔下：“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做个见证。”
　　那几位世界知名的作家也都以见证人自许：“在历史的长途上布满了峡谷和深渊，因而人们需要那能把一个时代同另一个时代衔接起来的桥梁，即使是一些脆弱的小桥也好。”我在响应访问的时候多说了几句：“大陆上的读者见过大场面，读过大文章，他们的见闻阅历大大地超过我。可是那些年，我觉得他们怎么好像装在一艘很大的潜水艇里，深入海底，自给自足，与外界隔绝。一旦这艘潜艇浮出水面，外面的一只海鸥，一叶浮萍，都值得他看，都应该有人指给他看。我和他们活在同一时间，另一空间，一旦能够交通，但愿互诉衷肠。我并没有什么奇迹，什么秘密，但是，我司空见惯的，他们也许惊叹诧异，我理所当然的，他们也许不可思议，我百思不解的，他们也许早已成竹在胸了。这是两个世界叠合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我的书可以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契诃夫死后才十年，那些认识他的人就在争论他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是褐色的、灰色的还是天蓝色的。爱伦堡捕捉了无数小掌故，使他的回忆录趣味盎然，我也采用相似的写法。说到回忆录的真实性，我承认“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但是我也说有主观上的真实，有客观上的真实，也许客观的真实就是无数主观真实之总和。
　　当然，我们不能说，契诃夫的眼睛的颜色是褐色、灰色、天蓝色的总和。但是可以有另外一种情形：一个中国人，他的眼睛是白的，但是有人看见他的眼睛是黄的，那时他得了黄疸病，有人看见他的眼睛是红的，那时他刚刚哭过。所以说，这个中国人的眼睛曾经是红的，曾经是黄的，经常是白的。这就是客观的真实。我写回忆录，只要我所受如此，所想如此，所行所识如此，我就不辞讥笑，不顾怀疑，不避质问，不怕人微言轻，勇敢地提出来，希望有补那客观的真实于万一。
　　我又说：我写人生三书，回忆录四卷，暗中面对与我年龄梯次不同的人，与我生活环境不同的人，与我历史经验不同的人，我心中一直跟这些人对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牢笼，都想敲响高墙让隔墙的耳朵听见，我已知道你们的经验，让我说出我的经验，我已说出我的看法，请问你的看法？我一直觉得你是为了我活着，我也在为你活着，有一天互通有无，补对方之不足，相同固然互相安慰，相异也可以互相补充。
　　五十年代，我还是一个文艺小青年的时候，指导我写作的张道藩先生一再叮咛，“文章是别人的好”，他的意思是劝我们接受别人的意见修改自己的文章。张道藩、罗家伦、余纪忠，这几位先进大贤，都曾经在我的文稿上留下他们的手泽。后来我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加以延伸，它不但是我写作的态度，也是我阅读的态度。现在，回忆录在三联书店出版，得到许多文字因缘，我又深深地回味了这句话，看来像是俏皮话，其实也有严肃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