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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老三篇”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可以称之为生死伦理。所谓生死伦理是指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这样一种交往规范与价值关系：共产党人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为人民利益甘愿牺牲生命，并视这种牺牲为人生的最大意义与应然价值追求。这种对于人民的深沉价值承诺表明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生死伦理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使命伦理。就共产党自身而言，生死伦理的普遍建构有利于破解革命“集体行动的困境”;就党与民众的关系而言，生死伦理是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的重要支撑;就党与整个民族的关系而言，生死伦理是民族救亡性启蒙的必然要求。和平建设语境下，对于使命型政党的“生死伦理”需要有新的时代性思考。
关键词 生死伦理 集体行动的困境 合法性 救亡性启蒙
〔中图分类号〕B0-0;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5-0001-07
“老三篇”是指毛泽东写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三篇文章，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篇幅短小，并非宏篇大论，但影响却极为广泛深远。这三篇短文之所以被选编在一起，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对于“老三篇”所体现的这种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笔者将其概括为“生死伦理”。伦理与道德两个范畴具有相通性，都关乎人们的善恶品质、德性修养以及人们交往的原则规范，但两者的涵义也有所差别。道德更强调个体本身应如何，而伦理更强调社会成员在相互交往之中应遵从或符合何种规范与秩序，具有更为强烈的主体间或者说对象化的色彩。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是道德的，却不能说一个人是伦理的，但我们可以说人们的交往是有伦理规范的。“‘道德’更多地或更有可能用于人，更含主观、主体、个人、个体意味;而‘伦理’更具客观、客体、社会、团体的意味。”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既然伦理是一种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规则，那么生死伦理涉及的是谁与谁之间的交往呢？在本文的语境中，生死伦理涉及的是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往规则与价值关系。进而言之，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之间这种生死伦理是指什么呢？在“老三篇”中，这种生死伦理最典型地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以下名言之中：“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1005页。“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③所谓生死伦理是指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之间这样一种交往规范与价值关系：共产党人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全身心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甘愿主动牺牲自身生命，并视这种牺牲为人生的最大意义与应然价值追求。这种生死伦理体现了共产党人对生与死的基本看法：为人民利益而在是共产党的唯一存在依据，共产党人作为一名党员就是为人民利益而生，在人民需要时亦可慨然赴死。“虽然人的生死是自然变化的现象，但是生死伦理追求意味着不管是生的价值还是死的价值都不在生或死本身，而在于生死精神所蕴含及体现的伦理内容。”姚站军：《追寻生死伦理的战略智慧——由个体到民族生命力精神的维度》，《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为人民利益而生是谓生的伟大，为人民利益而死是谓死的光荣，这是共产党及其党员的神圣责任与庄严使命。这种对于人民深沉的价值承诺表明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生死伦理则是一种典型的责任伦理与使命伦理。可以说，理解生死伦理是理解共產党性质与价值观的关键。对于生死伦理在革命年代的特点与意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一步深化认识。
一、生死伦理的普遍建构与革命“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极端危难境地。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处境是一种“临界处境”，即一种处于危难之中的、非日常的、极端化处境。“临界状态”下的艰苦斗争需要革命者的巨大付出与牺牲。那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怎样吸引人们参加革命并忠诚于此？解放与独立的前景固然非常美好，怎样避免社会成员以一种投机的心态对待革命，只想坐享其成而不想有所奉献？这不是思辨演绎的问题而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真实挑战。所谓信念动摇、意志薄弱、自私自利、动机不纯、投机钻营，乃至最后变节背叛，都是革命中现实存在，且并不少见的事情。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专门对比性地谈到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此类问题。“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这种种的问题使崇高又现实的革命事业面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Olson）所讲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不必然一定产生集体行动，其原因在于集体成员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free-riding）的倾向。集体的共同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在享受上都具有非排他性（impossibility of exclusion），即成员不付成本也能坐享收益。这就决定了有些成员在集体利益的实现上不想承担成本只想共享收益。
那么，如何破解这种革命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将整个革命队伍有效地团结凝聚起来呢？可以将革命与现实的物质利益挂钩，比如参加革命或拥护革命就可以打土豪、分田地，这属于物质激励;可以对现实中出现问题者施以处罚，使之付出代价，这属于惩戒机制;再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宣教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途径，这属于思想激励。在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思想的激励对于克服搭革命的便车现象尤为重要。这种思想激励的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激发党员与民众的革命意识，培养他们人民至上、革命正当、革命必胜的信念，使为革命付出、为人民牺牲成为他们的内在的行为动机与自觉的使命追求，在思想动员中统一认识，凝聚价值共识。“政党意识形态虽然是一种思想体系，但它更是一种理想信仰体系，反映了一个阶级、阶层的理想信念，勾画出本阶级理想的社会蓝图，而且把阶级的理想与个人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思想导向、价值导向、行为导向、心理导向的作用，具有很强的激励功能与动员功能。”陈建中：《论政党的使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具体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宣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一方面要对党员进行无产阶级政党观的教育。要使党员明确，无产阶级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是最为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代表和追求的完全是劳苦大众的利益，为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奋斗，以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新世界为己任。作为最先进阶级的最先进部分，要实现最为伟大的革命理想，共产党应该具有最为崇高的革命信念与最为伟大的道德品质，具有敢于为民牺牲、勇于为民殉道的精神气概，此乃伟大阶级之伟大政党的天命。对于这种无产阶级政党观的教育，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高度重视。毛泽东的“老三篇”对此有通俗化的论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是集大成之作。另一方面，这種意识形态宣教还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教育。要使党员明确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要求，而革命的成功与新社会的建立是基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发展必然规律，是一定会实现，一定能够实现的。以规律与必然性的名义进行叙事是共产党宣传的一大特点。借用毛泽东在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之所以一定会实现，一定能够实现，一定要达到，一定能够达到，就是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然。这一思想在“老三篇”中也有突出表现。《为人民服务》强调：“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②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1101～1103、1005页。《愚公移山》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②
按照无产阶级政党观，共产党应该为人民而付出与牺牲，这是党的信仰与使命。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这种付出与牺牲顺应历史必然，一定会结出累累硕果。一方面是合目的性，一方面是合规律性，这样，以此为指导，经过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经过长期艰苦的思想改造，党员的人民信仰逐渐普遍地确立起来，共产党与民众的生死伦理逐渐被广泛建构起来。“这种信仰和信念，可以内化为革命者的内在动力，使其变得崇高而无所畏惧，他已与历史的‘大我’——人民联成了一体，已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联成了一体。革命者一切的苦难、牺牲都在革命胜利后的礼炮中得到彰显：‘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那是多么壮丽、崇高的人生啊！渺小的个体汇入革命的洪流，在达于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壮阔航程中化为永恒。”孙康：《毛泽东提供的“意义世界”》，《毛泽东研究》2010年卷，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页。“相应的，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情感归属方式，被以阶级感情和革命理想为纽带的归属方式所代替，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共同身份认同，革命者共享荣耀感和责任感，在以世界为尺度的范围内产生了情感归属，之前那种以个体社会交往范围为极限的社会差序格局被以世界为范围的革命共同体所超越。这种具有超越性的，世界范围内的归属感成为革命队伍扩大，凝聚力增强的法宝。”王元：《道德的革命化与革命的道德化——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文化心理学分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认为自己的牺牲顺天应民，可开万世之功，乃是不可推却之使命，行为就会更为自觉，信仰就会更为坚定。由此，为民的动机实现了切实的内在化，自觉的共同使命感激发了积极的革命行动，生死伦理的意识形态教化最终推进了党内的思想统一与共识凝聚。这种使命意识与牺牲精神的普遍化，这种主观世界的有效改造成为克服革命投机主义、破解革命“集体行动困境”的有力思想武器。当然，即使都是党员，觉悟也有先有后，有高有低，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进生死伦理的普遍确立，示范引领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方法。毛泽东作“老三篇”，就是意在通过树立张思德、白求恩、愚公三个道德典型来达到先进价值观在党内与民众中的普遍引领教化之功。也正基于此，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时才特别强调追悼会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⑤开追悼会即是树立典型，通过悼念逝者来引导更多的党员与民众形成对生死伦理的直观认知与深刻认同。
进而言之，对革命“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并不止于使每一个革命者都具有使命意识与牺牲精神，还必须要使其相信其他革命者也都牢固地确立起生死伦理。成员相互的不信任是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付出了，谁知道其他人会不会付出，会不会只是坐享其成？正是因此，革命的领导者必须培育集体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团结，这种成员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团结、相互感染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会深刻地影响集体行动。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强调：“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1101页。在《愚公移山》中强调：“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②
通过思想的教育与改造，通过道德典型的卓越示范，生死伦理得以在革命队伍中普遍建构形成，而对团结与信任的强调又在人们的心理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伦理原则，由此，革命“集体行动的困境”通过思想激励得到了有效解决。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种思想的激励居功至伟。
二、生死伦理是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的重要支撑
政治学上，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成员对于政治权力的价值认同与内心接受。政治权力依据特定价值原则进行治理、分配利益，民众视政治权力之存在为正当，认可其权威，服从其治理。对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古今中外的政治学传统有不同的理论谱系，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则提供了一种颇具特点的合法性理论。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或者说，民众对于共产党认同与接受的最深厚根基，不在于传统，不在于天启，不在于选举，也不在于领袖之魅力，而在于对民众现实与长远利益的自觉代表与忠实追求，在于对民众的全身心奉献。正是基于对民众利益的清醒认知、切实追求与全力实现，共产党才会赢获人民群众广泛的合法性支持。而这种对民众利益的追求恰恰在共产党人的牺牲行为中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最富冲击力、最具说服力、最有戏剧效果的展现。面对共产党人以身家性命对自己利益的捍卫与追求，作为全心全意服务对象的人民群众不可能不被打动、感化，尤其在这种牺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更是如此。可以说，正是在为民牺牲的壮烈行为中，民众由于内心之震撼而展现出对党的极大认同与高度拥护，党的合法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 必须认识到，在这种合法性的生成中，党居于主导与主动地位，而民众则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在党与民众的互动之前，普通大众对于党并不了解，自然也谈不上合法性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基于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一方面要在理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启蒙民众，发挥理论的唤起功能，另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走在前列，勇于付出、不畏牺牲，发挥实践的引领功能。如果没有党这种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积极努力与主动作为，民众就难以形成对其的逐步了解、自觉接受与价值认同。民众这样一种合法性认同对于党来说至为重要，这是因为，没有这样一种认同与支持，党就无法作为人民的工具来实现依靠人民而又为了人民的使命。这种对合法性认同的内在需要表明，共产党虽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绝不期待民众的功利性回报，但是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组织，其期待与需要民众的广泛性认同与多方面支持。共产党的为民宗旨是其自我认定的，这种责任的选择、使命的认定本身与民众是否同意无关，属于单方行为。但是，共产党要想在现实中存在下去并完成使命，就需要民众一方的支持与拥护。可以看到，在此仍然存在一种交换关系，当然，交换的不是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党的付出与牺牲交换的是民众的价值认同与切实支持。对使命的认定是共产党人的动力之源，但民众的认同与支持是共产党人的心理期待与现实需要。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期待与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通过宣传启发与教导民众，通过实践感化与吸引民众。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渐进努力的过程中，人民群众逐步接受党的理论、感知党的做法、体会党的付出、确立党的形象。随着思想的启蒙、利益的维护、接触的广泛与深入，民众也由对党的不知不觉转化为对党有所信任、有所需要、有所期待，其在双方交往中的地位也开始由被动变得较为主动。至此，在最初由党所启动、主导的与民众的交往关系中，双方都形成了对彼此的心理期待：民众期待党组织如其所宣传与承诺的那样不畏艰辛、勇于牺牲、真心为己，党组织则期待民众积极回应，认同与拥护自己，夯实自己的力量基础。这种心理的期待一旦形成，双方的关系一旦进入良性互动的行为模式，共产党与民众之间就达成了所谓的心理契约，共产党的合法性就牢固地确立起来。
心理契约原是组织行为学与管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其意是指组织与成员之间或者组织与交往对象之间一种隐含的、未正式制度规定、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待与心理默契。就组织与其成员而言，成员期待组织关心自己，在困难时帮助自己，为自己发展与自我实现尽可能提供条件，组织则期待成员忠于自己，对组织高度认同、尽心尽力，双方彼此期待、彼此满足、彼此默契。这种心理契约不同于组织与成员之间明确规定彼此责权利的硬性制度契约，其超出具体制度规定以外，带有很大程度“心照不宣”的特点，更侧重心理的期待与互动，直击心灵与情感，虽然柔性但作用重大，是一个组织的软实力与正能量，体现着组织的价值观，决定着组织的精神面貌。组织与成员之间如此，组织与其交往对象之间同样也存在心理契约，比如商家与客户在正式交易契约以外就都希望对方更加诚实可信，更加礼貌周到，更好打交道。共产党与人民之间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正是这样一种内隐而柔性的心理契约。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党发挥领导作用的过程中，其并没有与人民签订任何正式的合同或制度的契约，清晰规定彼此的责权利，强调以服务换取民众的认同。民众的这种认同关系是共产党在践行自己宗旨使命的过程中，通过宣教、实践特别是牺牲才建立起来的，其形成于共产党与民众的互动过程中，并最终扎根于民众的思维深处与心灵深处。这种默契与互动的理想境界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鱼水深情”“骨肉亲情”。也正是因为其超越制度层面而直达民心，这种心理的契约与价值的认同才更为稳固持久，民众才会对党产生强烈的依赖感与归属感，甘心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党的事业遇到挫折也报之以忠诚与支持。基于此，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
如上所述，党对民众的思想启蒙与对其利益的牺牲追求是推动两者之间形成心理契约的重要条件，既然如此，党对民众的利益如何科学认知呢？对民众利益的科学认知一方面要求党要深入民众，把握其所想所需，了解其具体诉求与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要求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所处时代的发展规律与所处社会的发展趋势。这种基于历史规律对于民众利益的代表与追求，使得党比民众自身能够更深刻地认知民众的真实利益、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民众对于自身利益的认知往往处于自发状态与感性层次，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对民众利益的认识提升到自觉状态与理性水平。一方面要关照民众自身的现实利益考虑，不能使党的政策离民众理解与接受能力相差太远，另一方面又要依据对发展规律的认知对民众利益予以更高层次的整合与判定，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就是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而形成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要求全面了解与正确反映民众的现实利益与具体诉求，不能搞命令主义，同时更强调把分散的群众意见集中化系统化，以对规律的理解来进行整合、予以明确，以更好地领导群众，不能搞尾巴主义。可以说，群众路线鲜明地体现了使命型政党以自觉引领自发的特点。
正确地认知人民利益，为人民利益而在，为人民利益而死。這样，通过共产党人的主动付出、积极奉献，尤其是借助于生死伦理，党与民众的心理契约得以达成，党由之确立起广泛而坚实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这种合法性不同于通常的选举合法性。按照选举合法性的逻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于民众的事先授权，选民居于合法性建构的主动地位，而按照生死伦理，共产党则属于主动构建自身合法性，民众更多的是对党承诺与行为的事后认可。这两种合法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三、生死伦理是民族救亡启蒙的必然要求
“老三篇”发表于抗日战争时期，而自鸦片战争直至抗战时期，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都是救亡图存。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任何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体系与价值体系都应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共产党的生死伦理当然也不能例外。 要实现“临界处境”下的救亡图存，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用先进的理论体系与价值体系来改造民众的主观世界，使他们最大程度地摆脱传统孤立的小农意识和家族意识，真正确立国家意识、国民意识、民族意识，并塑造他们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牺牲的坚定信念。换言之，要对民众进行救亡的思想与道德启蒙。但是，要想改变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国民性，把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唤起并非易事。近现代以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启蒙虽有巨大效果，但都最终未能成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些启蒙的思想资源的有效性、适应性问题。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为资源，强调个体的自由、个性的解放与国家的民主，这与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并不完全适应。因为集体性的民族独立事业恰恰需要个体的付出乃至牺牲。二是因为这些思想启蒙主要囿于精英层面，曲高和寡，始终无法有效融入民众之中。以当时受众相对广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启蒙而言，晚年的孙中山虽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力图把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真正群众性的政党，以新三民主义教育全党全民，但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刻意切割，“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②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170、406页。“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②
近现代以来一系列启蒙的教训表明，中国先进的精英群体一方面必须要寻找更为适合民族救亡的思想资源用以教育民众，另一方面还必须以自身行为感召民众、发动民眾，唤起广大民众的伟力。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共产党必须发动民众来完成革命目标的道理。“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1102、1004页。就前一方面而言，十月革命影响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与启蒙资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对社会光明前景的描绘、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阐发、对被压迫民族与国家的同情、对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作用的强调恰恰契合了当时中华民族的解放需要。就后一方面而言，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巨大的牺牲，通过生死伦理有效地发挥了对民众的示范、吸引、激励、唤起、发动功能。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追求民族解放就是追求人民解放，为民族利益而牺牲就是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④面对共产党人那火一般的革命热情，面对共产党人的巨大牺牲，面对共产党人对民众利益与民族大义的不懈奋斗，再辅之以细致入微的思想宣传特别是未来社会理想必然实现的反复教育，人民群众被感动、被唤起、被吸引成为了必然。信任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或者像毛泽东讲的，甘心情愿和共产党一起奋斗，闹革命、求解放逐渐成为了民众发自内心的真切渴望。良性运作的心理契约使得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可以达到心心相印、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理想交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党与民众趋于成为一个思想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党的理论成功大众化，党的目标成为了民众的目标，党为了民众的生死伦理进一步拓展为民众为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生死伦理。
共产党这样一个通过生死伦理来吸引、带动民众共同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过程，是对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消解社会大众传统的私利意识与狭隘观念，推动大众逐步建立起现代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使大众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国民身份与民族成员身份，意识到作为一份子对于国家与民族所负有的责任，使大众逐渐形成了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特别是经过这样一种价值启蒙，民众的主人翁精神不断增强，开始普遍确立起这样一种信念：应该能够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大众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在革命实践中，民众开始从传统被压迫的消极政治客体逐步转变为为了自身解放和发展而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积极政治主体，精神上由被动逐步变为相对主动。这样一种基于生死伦理的救亡启蒙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重建了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与意义世界，其开始熔铸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信仰，开启了民族精神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大规模探索与实践。“在中国，面对道德本位的儒家意识形态产生的强大文化惯性，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灌输的同时，还需要建构出新的道德体系，用以摧毁阻碍革命的旧道德意识形态和封建伦理纲常。”王元：《道德的革命化与革命的道德化——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文化心理学分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毛泽东在解决20世纪中国的政治问题，在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中国老百姓进行天翻地覆的革命过程中，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关于这个‘意义世界’，毛泽东曾有过多处散见的或间接的表达，然而最集中也最成体系的论述，无疑是在‘文革’时期被称之为‘老三篇’的三篇短文。……它是现世的、是向往未来的、是乐观坚定的、是舍死忘生刚健有为的。这样的‘意义世界’崇高而恢宏，它没有天堂，但有美好的未来;它没有虚幻的上帝，但有生生不息的万千民众;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扎扎实实落在大地上的新的生命观。……正因为有了这个‘意义世界’，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革命民众才可能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他们才在血与火的奋战中使中华民族从衰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更生出新中国。……它曾哺育了几代中国人，已成为中国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康：《毛泽东提供的“意义世界”》，《毛泽东研究》2010年卷，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65页。在这样一个由共产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中国革命需要所共同塑造的新的意义世界里，奋斗、牺牲、奉献、乐观、进取、团结、有为成为关键词，人的精神得到很大程度的净化与升华。“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
当然，这样一种由生死伦理所实现的民众的救亡启蒙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现代性个体价值启蒙，但近现代民族救亡的历史形势要求芸芸大众必须首先树立这样一种整体性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小我融于大我的主体意识特别是牺牲意识。只有当民族独立的任务已经完成，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发达，这种主张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的现代性个体价值启蒙才有合适的条件与土壤。就此而言，对于需要通过民族解放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种革命语境下集体性的救亡启蒙是正常现代社会中个体价值启蒙的必经环节。没有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又何来以此为基础的个体自由与个性生长呢！
结语
作为共产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生死伦理的作用与意义毋庸置疑，无论对历史还是现实都是如此。但是，现实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和平建设时期，艰苦岁月不再，宏大叙事的魅力消减，党员对自身现实利益的关注增多，精神“缺钙”问题较为严重，思想建设的难度加大。党民关系中民众的个体意识、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党整合、协调民众多样化利益的难度加大，并且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原初条件与生成环境都有所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生死伦理面临何种境遇？如何与现实相协调？作用又如何发挥呢？这确实是今天需要认真思考、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关键词 生死伦理 集体行动的困境 合法性 救亡性启蒙
〔中图分类号〕B0-0;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5-0001-07
“老三篇”是指毛泽东写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三篇文章，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篇幅短小，并非宏篇大论，但影响却极为广泛深远。这三篇短文之所以被选编在一起，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对于“老三篇”所体现的这种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笔者将其概括为“生死伦理”。伦理与道德两个范畴具有相通性，都关乎人们的善恶品质、德性修养以及人们交往的原则规范，但两者的涵义也有所差别。道德更强调个体本身应如何，而伦理更强调社会成员在相互交往之中应遵从或符合何种规范与秩序，具有更为强烈的主体间或者说对象化的色彩。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是道德的，却不能说一个人是伦理的，但我们可以说人们的交往是有伦理规范的。“‘道德’更多地或更有可能用于人，更含主观、主体、个人、个体意味;而‘伦理’更具客观、客体、社会、团体的意味。”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既然伦理是一种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规则，那么生死伦理涉及的是谁与谁之间的交往呢？在本文的语境中，生死伦理涉及的是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往规则与价值关系。进而言之，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之间这种生死伦理是指什么呢？在“老三篇”中，这种生死伦理最典型地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以下名言之中：“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1005页。“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③所谓生死伦理是指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之间这样一种交往规范与价值关系：共产党人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全身心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甘愿主动牺牲自身生命，并视这种牺牲为人生的最大意义与应然价值追求。这种生死伦理体现了共产党人对生与死的基本看法：为人民利益而在是共产党的唯一存在依据，共产党人作为一名党员就是为人民利益而生，在人民需要时亦可慨然赴死。“虽然人的生死是自然变化的现象，但是生死伦理追求意味着不管是生的价值还是死的价值都不在生或死本身，而在于生死精神所蕴含及体现的伦理内容。”姚站军：《追寻生死伦理的战略智慧——由个体到民族生命力精神的维度》，《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为人民利益而生是谓生的伟大，为人民利益而死是谓死的光荣，这是共产党及其党员的神圣责任与庄严使命。这种对于人民深沉的价值承诺表明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生死伦理则是一种典型的责任伦理与使命伦理。可以说，理解生死伦理是理解共產党性质与价值观的关键。对于生死伦理在革命年代的特点与意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一步深化认识。
一、生死伦理的普遍建构与革命“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极端危难境地。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处境是一种“临界处境”，即一种处于危难之中的、非日常的、极端化处境。“临界状态”下的艰苦斗争需要革命者的巨大付出与牺牲。那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怎样吸引人们参加革命并忠诚于此？解放与独立的前景固然非常美好，怎样避免社会成员以一种投机的心态对待革命，只想坐享其成而不想有所奉献？这不是思辨演绎的问题而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真实挑战。所谓信念动摇、意志薄弱、自私自利、动机不纯、投机钻营，乃至最后变节背叛，都是革命中现实存在，且并不少见的事情。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专门对比性地谈到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此类问题。“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这种种的问题使崇高又现实的革命事业面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Olson）所讲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不必然一定产生集体行动，其原因在于集体成员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free-riding）的倾向。集体的共同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在享受上都具有非排他性（impossibility of exclusion），即成员不付成本也能坐享收益。这就决定了有些成员在集体利益的实现上不想承担成本只想共享收益。
那么，如何破解这种革命中“集体行动的困境”，将整个革命队伍有效地团结凝聚起来呢？可以将革命与现实的物质利益挂钩，比如参加革命或拥护革命就可以打土豪、分田地，这属于物质激励;可以对现实中出现问题者施以处罚，使之付出代价，这属于惩戒机制;再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宣教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途径，这属于思想激励。在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思想的激励对于克服搭革命的便车现象尤为重要。这种思想激励的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激发党员与民众的革命意识，培养他们人民至上、革命正当、革命必胜的信念，使为革命付出、为人民牺牲成为他们的内在的行为动机与自觉的使命追求，在思想动员中统一认识，凝聚价值共识。“政党意识形态虽然是一种思想体系，但它更是一种理想信仰体系，反映了一个阶级、阶层的理想信念，勾画出本阶级理想的社会蓝图，而且把阶级的理想与个人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思想导向、价值导向、行为导向、心理导向的作用，具有很强的激励功能与动员功能。”陈建中：《论政党的使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具体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宣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一方面要对党员进行无产阶级政党观的教育。要使党员明确，无产阶级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是最为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代表和追求的完全是劳苦大众的利益，为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奋斗，以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新世界为己任。作为最先进阶级的最先进部分，要实现最为伟大的革命理想，共产党应该具有最为崇高的革命信念与最为伟大的道德品质，具有敢于为民牺牲、勇于为民殉道的精神气概，此乃伟大阶级之伟大政党的天命。对于这种无产阶级政党观的教育，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高度重视。毛泽东的“老三篇”对此有通俗化的论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是集大成之作。另一方面，这種意识形态宣教还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教育。要使党员明确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要求，而革命的成功与新社会的建立是基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发展必然规律，是一定会实现，一定能够实现的。以规律与必然性的名义进行叙事是共产党宣传的一大特点。借用毛泽东在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之所以一定会实现，一定能够实现，一定要达到，一定能够达到，就是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然。这一思想在“老三篇”中也有突出表现。《为人民服务》强调：“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②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1101～1103、1005页。《愚公移山》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②
按照无产阶级政党观，共产党应该为人民而付出与牺牲，这是党的信仰与使命。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这种付出与牺牲顺应历史必然，一定会结出累累硕果。一方面是合目的性，一方面是合规律性，这样，以此为指导，经过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经过长期艰苦的思想改造，党员的人民信仰逐渐普遍地确立起来，共产党与民众的生死伦理逐渐被广泛建构起来。“这种信仰和信念，可以内化为革命者的内在动力，使其变得崇高而无所畏惧，他已与历史的‘大我’——人民联成了一体，已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联成了一体。革命者一切的苦难、牺牲都在革命胜利后的礼炮中得到彰显：‘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那是多么壮丽、崇高的人生啊！渺小的个体汇入革命的洪流，在达于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壮阔航程中化为永恒。”孙康：《毛泽东提供的“意义世界”》，《毛泽东研究》2010年卷，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页。“相应的，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情感归属方式，被以阶级感情和革命理想为纽带的归属方式所代替，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共同身份认同，革命者共享荣耀感和责任感，在以世界为尺度的范围内产生了情感归属，之前那种以个体社会交往范围为极限的社会差序格局被以世界为范围的革命共同体所超越。这种具有超越性的，世界范围内的归属感成为革命队伍扩大，凝聚力增强的法宝。”王元：《道德的革命化与革命的道德化——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文化心理学分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认为自己的牺牲顺天应民，可开万世之功，乃是不可推却之使命，行为就会更为自觉，信仰就会更为坚定。由此，为民的动机实现了切实的内在化，自觉的共同使命感激发了积极的革命行动，生死伦理的意识形态教化最终推进了党内的思想统一与共识凝聚。这种使命意识与牺牲精神的普遍化，这种主观世界的有效改造成为克服革命投机主义、破解革命“集体行动困境”的有力思想武器。当然，即使都是党员，觉悟也有先有后，有高有低，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进生死伦理的普遍确立，示范引领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方法。毛泽东作“老三篇”，就是意在通过树立张思德、白求恩、愚公三个道德典型来达到先进价值观在党内与民众中的普遍引领教化之功。也正基于此，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时才特别强调追悼会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⑤开追悼会即是树立典型，通过悼念逝者来引导更多的党员与民众形成对生死伦理的直观认知与深刻认同。
进而言之，对革命“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并不止于使每一个革命者都具有使命意识与牺牲精神，还必须要使其相信其他革命者也都牢固地确立起生死伦理。成员相互的不信任是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付出了，谁知道其他人会不会付出，会不会只是坐享其成？正是因此，革命的领导者必须培育集体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团结，这种成员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团结、相互感染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会深刻地影响集体行动。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强调：“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1101页。在《愚公移山》中强调：“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②
通过思想的教育与改造，通过道德典型的卓越示范，生死伦理得以在革命队伍中普遍建构形成，而对团结与信任的强调又在人们的心理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伦理原则，由此，革命“集体行动的困境”通过思想激励得到了有效解决。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种思想的激励居功至伟。
二、生死伦理是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的重要支撑
政治学上，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成员对于政治权力的价值认同与内心接受。政治权力依据特定价值原则进行治理、分配利益，民众视政治权力之存在为正当，认可其权威，服从其治理。对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古今中外的政治学传统有不同的理论谱系，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则提供了一种颇具特点的合法性理论。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或者说，民众对于共产党认同与接受的最深厚根基，不在于传统，不在于天启，不在于选举，也不在于领袖之魅力，而在于对民众现实与长远利益的自觉代表与忠实追求，在于对民众的全身心奉献。正是基于对民众利益的清醒认知、切实追求与全力实现，共产党才会赢获人民群众广泛的合法性支持。而这种对民众利益的追求恰恰在共产党人的牺牲行为中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最富冲击力、最具说服力、最有戏剧效果的展现。面对共产党人以身家性命对自己利益的捍卫与追求，作为全心全意服务对象的人民群众不可能不被打动、感化，尤其在这种牺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更是如此。可以说，正是在为民牺牲的壮烈行为中，民众由于内心之震撼而展现出对党的极大认同与高度拥护，党的合法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 必须认识到，在这种合法性的生成中，党居于主导与主动地位，而民众则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在党与民众的互动之前，普通大众对于党并不了解，自然也谈不上合法性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基于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一方面要在理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启蒙民众，发挥理论的唤起功能，另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走在前列，勇于付出、不畏牺牲，发挥实践的引领功能。如果没有党这种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积极努力与主动作为，民众就难以形成对其的逐步了解、自觉接受与价值认同。民众这样一种合法性认同对于党来说至为重要，这是因为，没有这样一种认同与支持，党就无法作为人民的工具来实现依靠人民而又为了人民的使命。这种对合法性认同的内在需要表明，共产党虽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绝不期待民众的功利性回报，但是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中的组织，其期待与需要民众的广泛性认同与多方面支持。共产党的为民宗旨是其自我认定的，这种责任的选择、使命的认定本身与民众是否同意无关，属于单方行为。但是，共产党要想在现实中存在下去并完成使命，就需要民众一方的支持与拥护。可以看到，在此仍然存在一种交换关系，当然，交换的不是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党的付出与牺牲交换的是民众的价值认同与切实支持。对使命的认定是共产党人的动力之源，但民众的认同与支持是共产党人的心理期待与现实需要。
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期待与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通过宣传启发与教导民众，通过实践感化与吸引民众。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渐进努力的过程中，人民群众逐步接受党的理论、感知党的做法、体会党的付出、确立党的形象。随着思想的启蒙、利益的维护、接触的广泛与深入，民众也由对党的不知不觉转化为对党有所信任、有所需要、有所期待，其在双方交往中的地位也开始由被动变得较为主动。至此，在最初由党所启动、主导的与民众的交往关系中，双方都形成了对彼此的心理期待：民众期待党组织如其所宣传与承诺的那样不畏艰辛、勇于牺牲、真心为己，党组织则期待民众积极回应，认同与拥护自己，夯实自己的力量基础。这种心理的期待一旦形成，双方的关系一旦进入良性互动的行为模式，共产党与民众之间就达成了所谓的心理契约，共产党的合法性就牢固地确立起来。
心理契约原是组织行为学与管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其意是指组织与成员之间或者组织与交往对象之间一种隐含的、未正式制度规定、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待与心理默契。就组织与其成员而言，成员期待组织关心自己，在困难时帮助自己，为自己发展与自我实现尽可能提供条件，组织则期待成员忠于自己，对组织高度认同、尽心尽力，双方彼此期待、彼此满足、彼此默契。这种心理契约不同于组织与成员之间明确规定彼此责权利的硬性制度契约，其超出具体制度规定以外，带有很大程度“心照不宣”的特点，更侧重心理的期待与互动，直击心灵与情感，虽然柔性但作用重大，是一个组织的软实力与正能量，体现着组织的价值观，决定着组织的精神面貌。组织与成员之间如此，组织与其交往对象之间同样也存在心理契约，比如商家与客户在正式交易契约以外就都希望对方更加诚实可信，更加礼貌周到，更好打交道。共产党与人民之间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正是这样一种内隐而柔性的心理契约。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党发挥领导作用的过程中，其并没有与人民签订任何正式的合同或制度的契约，清晰规定彼此的责权利，强调以服务换取民众的认同。民众的这种认同关系是共产党在践行自己宗旨使命的过程中，通过宣教、实践特别是牺牲才建立起来的，其形成于共产党与民众的互动过程中，并最终扎根于民众的思维深处与心灵深处。这种默契与互动的理想境界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鱼水深情”“骨肉亲情”。也正是因为其超越制度层面而直达民心，这种心理的契约与价值的认同才更为稳固持久，民众才会对党产生强烈的依赖感与归属感，甘心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党的事业遇到挫折也报之以忠诚与支持。基于此，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
如上所述，党对民众的思想启蒙与对其利益的牺牲追求是推动两者之间形成心理契约的重要条件，既然如此，党对民众的利益如何科学认知呢？对民众利益的科学认知一方面要求党要深入民众，把握其所想所需，了解其具体诉求与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要求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所处时代的发展规律与所处社会的发展趋势。这种基于历史规律对于民众利益的代表与追求，使得党比民众自身能够更深刻地认知民众的真实利益、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民众对于自身利益的认知往往处于自发状态与感性层次，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对民众利益的认识提升到自觉状态与理性水平。一方面要关照民众自身的现实利益考虑，不能使党的政策离民众理解与接受能力相差太远，另一方面又要依据对发展规律的认知对民众利益予以更高层次的整合与判定，这两个方面相结合，就是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而形成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要求全面了解与正确反映民众的现实利益与具体诉求，不能搞命令主义，同时更强调把分散的群众意见集中化系统化，以对规律的理解来进行整合、予以明确，以更好地领导群众，不能搞尾巴主义。可以说，群众路线鲜明地体现了使命型政党以自觉引领自发的特点。
正确地认知人民利益，为人民利益而在，为人民利益而死。這样，通过共产党人的主动付出、积极奉献，尤其是借助于生死伦理，党与民众的心理契约得以达成，党由之确立起广泛而坚实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这种合法性不同于通常的选举合法性。按照选举合法性的逻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于民众的事先授权，选民居于合法性建构的主动地位，而按照生死伦理，共产党则属于主动构建自身合法性，民众更多的是对党承诺与行为的事后认可。这两种合法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三、生死伦理是民族救亡启蒙的必然要求
“老三篇”发表于抗日战争时期，而自鸦片战争直至抗战时期，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都是救亡图存。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任何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体系与价值体系都应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共产党的生死伦理当然也不能例外。 要实现“临界处境”下的救亡图存，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用先进的理论体系与价值体系来改造民众的主观世界，使他们最大程度地摆脱传统孤立的小农意识和家族意识，真正确立国家意识、国民意识、民族意识，并塑造他们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牺牲的坚定信念。换言之，要对民众进行救亡的思想与道德启蒙。但是，要想改变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国民性，把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唤起并非易事。近现代以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启蒙虽有巨大效果，但都最终未能成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些启蒙的思想资源的有效性、适应性问题。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为资源，强调个体的自由、个性的解放与国家的民主，这与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并不完全适应。因为集体性的民族独立事业恰恰需要个体的付出乃至牺牲。二是因为这些思想启蒙主要囿于精英层面，曲高和寡，始终无法有效融入民众之中。以当时受众相对广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启蒙而言，晚年的孙中山虽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力图把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真正群众性的政党，以新三民主义教育全党全民，但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刻意切割，“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②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170、406页。“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②
近现代以来一系列启蒙的教训表明，中国先进的精英群体一方面必须要寻找更为适合民族救亡的思想资源用以教育民众，另一方面还必须以自身行为感召民众、发动民眾，唤起广大民众的伟力。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共产党必须发动民众来完成革命目标的道理。“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1102、1004页。就前一方面而言，十月革命影响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与启蒙资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对社会光明前景的描绘、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阐发、对被压迫民族与国家的同情、对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作用的强调恰恰契合了当时中华民族的解放需要。就后一方面而言，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巨大的牺牲，通过生死伦理有效地发挥了对民众的示范、吸引、激励、唤起、发动功能。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追求民族解放就是追求人民解放，为民族利益而牺牲就是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④面对共产党人那火一般的革命热情，面对共产党人的巨大牺牲，面对共产党人对民众利益与民族大义的不懈奋斗，再辅之以细致入微的思想宣传特别是未来社会理想必然实现的反复教育，人民群众被感动、被唤起、被吸引成为了必然。信任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或者像毛泽东讲的，甘心情愿和共产党一起奋斗，闹革命、求解放逐渐成为了民众发自内心的真切渴望。良性运作的心理契约使得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可以达到心心相印、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理想交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党与民众趋于成为一个思想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党的理论成功大众化，党的目标成为了民众的目标，党为了民众的生死伦理进一步拓展为民众为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生死伦理。
共产党这样一个通过生死伦理来吸引、带动民众共同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过程，是对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消解社会大众传统的私利意识与狭隘观念，推动大众逐步建立起现代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使大众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国民身份与民族成员身份，意识到作为一份子对于国家与民族所负有的责任，使大众逐渐形成了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特别是经过这样一种价值启蒙，民众的主人翁精神不断增强，开始普遍确立起这样一种信念：应该能够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大众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在革命实践中，民众开始从传统被压迫的消极政治客体逐步转变为为了自身解放和发展而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积极政治主体，精神上由被动逐步变为相对主动。这样一种基于生死伦理的救亡启蒙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重建了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与意义世界，其开始熔铸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信仰，开启了民族精神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大规模探索与实践。“在中国，面对道德本位的儒家意识形态产生的强大文化惯性，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灌输的同时，还需要建构出新的道德体系，用以摧毁阻碍革命的旧道德意识形态和封建伦理纲常。”王元：《道德的革命化与革命的道德化——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的文化心理学分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毛泽东在解决20世纪中国的政治问题，在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中国老百姓进行天翻地覆的革命过程中，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关于这个‘意义世界’，毛泽东曾有过多处散见的或间接的表达，然而最集中也最成体系的论述，无疑是在‘文革’时期被称之为‘老三篇’的三篇短文。……它是现世的、是向往未来的、是乐观坚定的、是舍死忘生刚健有为的。这样的‘意义世界’崇高而恢宏，它没有天堂，但有美好的未来;它没有虚幻的上帝，但有生生不息的万千民众;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扎扎实实落在大地上的新的生命观。……正因为有了这个‘意义世界’，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革命民众才可能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他们才在血与火的奋战中使中华民族从衰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更生出新中国。……它曾哺育了几代中国人，已成为中国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康：《毛泽东提供的“意义世界”》，《毛泽东研究》2010年卷，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65页。在这样一个由共产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中国革命需要所共同塑造的新的意义世界里，奋斗、牺牲、奉献、乐观、进取、团结、有为成为关键词，人的精神得到很大程度的净化与升华。“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
当然，这样一种由生死伦理所实现的民众的救亡启蒙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现代性个体价值启蒙，但近现代民族救亡的历史形势要求芸芸大众必须首先树立这样一种整体性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小我融于大我的主体意识特别是牺牲意识。只有当民族独立的任务已经完成，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发达，这种主张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的现代性个体价值启蒙才有合适的条件与土壤。就此而言，对于需要通过民族解放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种革命语境下集体性的救亡启蒙是正常现代社会中个体价值启蒙的必经环节。没有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又何来以此为基础的个体自由与个性生长呢！
结语
作为共产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生死伦理的作用与意义毋庸置疑，无论对历史还是现实都是如此。但是，现实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和平建设时期，艰苦岁月不再，宏大叙事的魅力消减，党员对自身现实利益的关注增多，精神“缺钙”问题较为严重，思想建设的难度加大。党民关系中民众的个体意识、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党整合、协调民众多样化利益的难度加大，并且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原初条件与生成环境都有所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生死伦理面临何种境遇？如何与现实相协调？作用又如何发挥呢？这确实是今天需要认真思考、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