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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韩国中国学研讨会闭幕后的晚宴上，我遇到了三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女性。她们都是研究语言学的在读博士生，来韩国已经有些年头了。其中，两位容貌姣好者嫁给了韩国人。谈到爱情和婚姻时，已为韩国媳妇的两位显得颇为淡定，反复强调自己认识对方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未觅得韩国郎君的那位则流露出明显的失败感。我问她为什么不嫁给中国人，没想到她竟借着酒劲抛出一句让我震惊的话：“中国男人不行！”
“中国男人不行”无疑是个全方位的判断，但此刻显然有特定的所指。所谓“中国男人不行”首先意指“中国男人性能力不行”。然而，“中国男人”有北方和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健壮和羸弱之别，并不可能全都不行（如曾征服大半个世界的蒙古族男人就相当剽悍），笼统地断定中国男人不行无疑不符合事实。进而言之，韩国男性与中国男性同属东亚黄种人，二者体质不会有太大差异；倘若中国男人“不行”，那么，他们恐怕也要被归为“不行”之列，那两位中国女性为何要嫁给他们？当我把上述思路讲出来时，身为语言学博士生的她表示：“这不是我说的，是我的法国女朋友告诉我的。”接着，她解释道：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不谙男女之道，所以，当性经验丰富的法国女孩说“中国男人不行”时，她对此深信不疑。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无非是：她的上述观点是对西方权威话语的转述，无论对错，应该被拷问的主体都应该是“西方”而非她这个弱女子。这个辩护显然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当你说“中国男人不行”时，你是说话的主体，你说的话表达的当然是你自己的立场。实际上，断言“中国男人不行”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他们也参与建构了“行”／“不行”的二分法。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人就经常发表对“亚洲人种”性能力的否定性评论。即使在“大国崛起”的语境中，我们依然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下面的叙述：“西方白色人种的阴茎尺寸会大于亚洲人种。据统计美国白人在松弛时阴茎长度从七点五厘米到十一厘米，勃起时可有十厘米到十八厘米。亚洲人种勃起时七厘米至十六厘米都是正常。”这个叙述来自网络上的词条。它代表了权威性的民间见解。按照大多数普通人的观点，阳具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女性的快感强度，故此，说西方男人的阴茎长度大于亚洲人等于说他们的性能力强于后者。不过，如果上述数据准确的话，那么，“不行”的主体也应该是“亚洲人种”而非仅仅是“中国男人”。显然，“中国男人不行”是个根本不成立的命题。它由一个处女说出，本身就显示了其迷信乃至荒谬品格。实际上，女性选择配偶的真正尺度并非男人性能力的“行”与“不行”。按照网络上流行的说法，日本男人的“性满足气质”不及中国男性（中国男人以百分之二十五比百分之十八领先），可是，后者却是中国女性涉外婚姻的主要对象（2000年以来大连女性的涉外婚姻百分之八十八是针对日本人）〔1〕。对于信奉“行”／“不行”二分法的人来说，上述数据无疑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吊诡的是，尽管“中国男人不行”是个伪命题，但有关“行”与“不行”的言说仍然流传于民间。“不行”是相对于“行”而言的。那么，谁行呢？在为自己辩护时，留韩的语言学女博士曾说：“是我的法国女朋友告诉我的。”女博士之所以对“法国女朋友”的话深信不疑，不仅仅因为后者性经验丰富，更由于她是“西方人”。在民间秘密和公开流传的性文本中，“西方人”既是“行”与“不行”的裁决者，又是“行”的典范。部分国人曾将想象中的西方男性描述为性超人。他们仿佛安装了强大引擎的雄性机器，可以焕发出不尽的性能量，让与之做爱的女性飘飘欲仙，成为肉体极乐的源泉。在某篇关于中国女性的报告文学中，主人公的话曾击中了身为中国男性的我：“与白人做爱以后，我才明白什么叫生活。”既然“行”与“不行”的差别如此之大，那么，选择“行”者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女性嫁给西方男性至今仍是一种时尚。部分西方男性利用东方女性对他们的企慕心理，进行超限度的性殖民。网络上疯传的流氓外教的故事便是个典型案例。实际上，流氓外教的流氓处在于炫耀自己的性优势。大部分西方性殖民者绝不会这样张扬，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作而不述”。一位澳大利亚普通男士在深圳蛇口工作两年，竟然与多达二百余位中国女性有染。其妻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命令他立刻回国。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人回国后立刻恢复了失业者的身份。其妻根据丈夫的经历写了部长篇小说，由笔者移民澳大利亚的同学译成了汉语。这位同学又委托我找出版社。我遂知道了整个故事。有人可能怀疑其妻的叙述有夸张的成分，但细节上的出入并不影响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在我居住的小区里，门卫注意到有位白人男租户每晚都带不同的中国女孩回来过夜。这些女孩中不乏年轻貌美者，她们与他在一起也许仅仅因为他是“西方人”。与“西方”对中国男性苛刻的甄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女性曾经经历了一个热烈拥抱“西方”的时期。西方男性被当作“行”的象征、理想的代名词、强势的性符号。与他们建立联系就是与理想国建立联系，本身就是幸运和荣誉。
有趣的是，“西方”是个暧昧的概念。在许多中国女性看来，韩国和日本也属于西方。“性满足气质”并不见得强的韩国和日本男人同样深受后者欢迎，就是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也被当成“西方”的一部分。嫁给韩国和日本男人就是嫁给“西方人”，同样也可以与西方——理想国——建立联系。然而，我接触到的韩国人却不将自己当作西方人，他们所说的西方几乎专指欧美。在言说这种意义上的“西方”时，韩国人也会表现出明晰的企慕之情。韩国人以民族主义情感强烈著称，但釜山街头经常出现韩国女性与白人男性的组合。由此可见，“西方”意象本身也构成了一个阶梯体系。处于高阶的“西方”男性也会占有低位的“西方”女性。我在釜山买手机时遇到了位爱说话的韩国男性。他就直言自己经济处境不好，三十多岁了还没找到太太，准备到中国试试运气。每次听到类似的话语，我都会想起食物链的意象。尽管文章开头的两位中国女性强调自己的跨国婚姻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食物链”造就的绝非平等的性交换，而是性殖民。殖民不仅表现为领土、经济、军事上的控制，还包括强势国家／地区男性对弱势国家／地区女性的大量占有。在领土／军事上的全球性殖民终结以后，文化、经济、性的殖民依然方兴未艾。与领土／军事上的殖民不同，当代性殖民似乎建立在被殖民者“自愿”的基础上。它表面上的非强制性遮蔽了霸权品格。当然，这种霸权归根结底是资本的霸权。“西方”概念的暧昧性就是资本扩张的结果。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已经与特定种族、地区、文化脱离了联系，变成了强势资本的代名词。哪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强势资本，就会被认作西方（韩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就是这样被悄然移入“西方”版图的）。只要“西方”对“东方”保持资本的优势，“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性殖民就必然持续下去。因此，在研究经济殖民和文化殖民的同时，中外学者也应关注性殖民。
国际性殖民是单向的。它主要发生在富裕的西方男性和弱势的东方女性之间。反向的性交换即使出现，也是小概率事件。在英国、美国、韩国游历的过程中，我目睹了太多的中国女性与当地男人拍拖乃至结婚，但却极少发现找到西方配偶的中国男性。为了弄清楚这个现象，我曾询问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留学韩国的中国学生普遍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地女性的保守。然而，“保守”只是个托词，它掩盖着问题的实质：倘若韩国女性保守，为何有那么多韩国女性与西方男子交往呢？相比之下，一位留学英国的中国男生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英国女孩不与中国男人结婚，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能力太弱。”在西方留学和定居的中国男性大多从事低工资的蓝领工作（如在酒吧、餐馆、旅店、超市里做服务员），其地位类似于中国城市里的农民工，自然难以获得当地女性的青睐（女性的交往方向是“向上”的）。进而言之，中国虽然处于崛起过程中，但目前所扮演的仍主要是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国人总体上还是国际市场体系中的蓝领阶层。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排名第一百零四位，非但不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而且远低于韩国（第三十四位）。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性殖民的方向。
说到性殖民的细节，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为什么殖民者永远是“西方”男性？“西方”的女性为什么不对东方男性进行性殖民？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以回答：尽管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但当代世界还远没有超越父权制和相应的男性中心主义理念。恰如波伏娃所说，女性依然是第二性。从根本上说，第二性是第一性占有的对象：男人开垦、播种、耕耘，女性被开垦、播种、耕耘；被开垦、播种、耕耘者为开垦、播种、耕耘者传宗接代，扩大父系家族的疆域，这本就是父权制文化的基本逻辑。占有者相当于被占有者来说是强者。他们既要征服，又要为被征服者提供庇护和日常生活上的保障。自从父权制时代开始，这种征服－被征服、庇护－被庇护、保障－被保障关系就被固定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有关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上述关系结构仅仅被有限地弱化了。它仍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性别分工。即使在启蒙话语深入人心的欧美国家，男性依然是家庭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女性仍从属于以男性为的中心的文化－历史谱系（女性婚后从夫姓就是其从属性的明证）。至于日本和韩国等东方国家，则保有了更多的男性中心主义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已经成形为一种体制，一种两性政治经济学。它决定了小女人的择偶对象是大男人。女人应该与比自己强的男性交往。她们必须选择“向上”的路。其爱情所能跨越的等级阶梯越多，就越成功——女性嫁入豪门至少在他人眼里谱写了女性成功的神话。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是低收入地区的女性普遍向高收入的地区流动。中国学者在调查韩国男性和中国女性的婚姻时，发现支配他们的是“交换原理”：
实际上韩国男性和延边朝鲜族女性之间的涉外婚姻不但是民族的“内婚规则”和“同类结婚规则”在起作用，而且“交换原理”也在起作用。本研究把延边朝鲜族女性和韩国男性之间的涉外婚姻看成“婚姻市场的资源与交换”关系。所谓延边朝鲜族女性和韩国男性之间的资源与交换关系，指的是延边朝鲜族女性的“年龄资源”和韩国男性“优越的居住资源”之间的交换……对延边朝鲜族女性来讲，具有魅力的是经济上优越的韩国“居住环境”。〔2〕
既然韩国男性掌握了“优越的居住资源”，那么，他们就必然占据了选择的主动权。由于强强联姻比强弱联姻更有利于家庭的发展，因此，选择居住资源较差地区的女性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实际上，不得不承认，性殖民的主体是西方社会中地位较低的男性（包括那位流氓外教）：
从韩国男性的职业来看，百分之九十四是农民和建筑工人，百分之六是经理、公务员、公司职员。从学历上看，大半是中学毕业、高中毕业，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拥有者很少（李承梅，1994）。（同上）
即便如此，这些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男性仍会被列入“行”的范围。与此相对应，低收入地区的低收入男性必然要被归为“不行”者的行列。他们即使不是舍弃的对象，也绝非好的选择。女性如果从高收入地区嫁到低收入地区，几乎总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正在教的一个韩国女生留学中国时曾与本地男生相恋，但回国后却不得不选择与对方分手。谈及分手的原因，她的话语间透露出强烈的无奈：“没办法啊！”恐怕无需她解释，我们都会知道“没办法”这个短语意味着什么。其实，即使这个韩国学生爱上的不是普通的中国大学生而是第三世界的名人，其恋爱历程也注定是曲折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宇东与韩国姑娘的爱情故事就证明了这点。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形象潇洒的宇东本为中国的成功人士，但与韩国姑娘相爱时却要被迫扮演“灰小伙”的角色。他被迫接受女友父母的严格检验。其衣着、言谈、做事方式都受到苛刻的批评。对方给出尺度、法则、标准，他接受测试、检验、评价。这种苛刻的选拔机制决定了只有极少数中国男性能入“西方”的法眼。“灰小伙”与“西方”女性的国际爱情在本质上是个例外。它注定只能偶然地发生，根本无法扭转自己所在地区的性亏损。
性殖民必然造成性亏损：恰如大量乡村女性涌入城市，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也在不断蜕变为外国人（确切地说，“西方人”）。它的延续必然引发发展中国家男性的焦虑和反抗。中国男性对西方性殖民的态度经历了从旁观、嘲笑、指责到反抗的转变：起初，他们似乎是整个过程的旁观者，好奇地打量着跨国婚姻的生成，仿佛正在上演的一切与他们毫无关系；随后，他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不平等性，本国女性的被占有和流失使他们逐渐明白自己目睹的绝非是纯然的喜剧，于是，朦胧的悲剧感推动他们嘲笑殖民者（如白人男性的审美观）；极少数中国男性还试图对西方进行反向性殖民，力图征服西方的“洋妞”，为国家和民族争光。不过，针对西方的反向性殖民至今仍然缺乏标志性的成功案例。作为仅仅偶然得手的游击战，它至多表达了对性殖民的反抗意向，而无力扭转第三世界的性亏损本身。中国男性与西方女性的联姻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情况：极成功的中国男性（如明星和商人）与普通的西方女性；有女权主义意识的西方女性与中国男性较随意的结合。这两种情况均是特例。一篇名为《洋媳妇多起来》的文章提供了如下数据：“1996年至2002年期间，‘中西合璧’的二万一千多对新人中，洋媳妇有二千三百三十一个。”〔3〕这个数据展示的是上海涉外婚姻的情况。由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大城市中，涉外婚姻的女性亏损率也接近百分之九十。考虑到这些洋媳妇还有相当部分来自不发达国家，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对西方的涉外婚姻的女性亏损率要多于百分之九十这个数据。在人均GDP尚为西方发达国家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的情况下，中国男性想通过反向性殖民来扭转性亏损尚属无法实现的理想。即便是在近年来大国崛起的语境中，我们仍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均ＧＤＰ排名还在一百位之后（2007年为一百零四位）。这种现实的经济格局已经预先决定了性殖民的方向。事实上，中国男性实际打量的大多是人均ＧＤＰ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信息时报》2004年10月31日发表了题为《广州男子勤奋包容受青睐洋媳妇七成越南女》的报道：“2002年的数据就显示，在四十位真正的‘洋媳妇’中，越南姑娘达到二十七位。”汉语网络上流传的《跨国拍拖：我的越南游记》这篇意味深长的民间叙事。帖子中的越南女性不懂汉语。她在整个故事中扮演一个沉默的服从者，永远以微笑面对“我”。文章中的其他越南女性好奇地打量着“我”，就像上个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打量西方男人一样。在这种好奇中附带着一种希冀：将“我”的祖国变成她的归宿。文中的老华侨希望“我”带走他的女儿。显然，他的女儿要嫁的是“中国人”而非特定的经过选择的中国男性。也就是说，越南人眼中的中国男性几乎都是“行”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她们选择哪位中国男性，而是哪位中国男性选择她们。越南2007年人均GDP仅为八百零九美元，全球排名第一百四十一，比中国低三十七位。正是这种差距预先决定了故事的情节——越南女性对中国男性的渴慕与中国男性对前者的殖民冲动。这是被殖民者的殖民，是资本导演的跨国两性叙事。由此派生出的细节同样可以成为性殖民理论的注脚。
注释：
〔1〕王生田等《洋女婿洋媳妇的另一半》，《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月26日。
〔2〕林明鲜等《婚姻行为中的资源与交换》，《人口研究》2006年第3期。
〔3〕《恋爱婚姻家庭》，2005年第9期。
“中国男人不行”无疑是个全方位的判断，但此刻显然有特定的所指。所谓“中国男人不行”首先意指“中国男人性能力不行”。然而，“中国男人”有北方和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健壮和羸弱之别，并不可能全都不行（如曾征服大半个世界的蒙古族男人就相当剽悍），笼统地断定中国男人不行无疑不符合事实。进而言之，韩国男性与中国男性同属东亚黄种人，二者体质不会有太大差异；倘若中国男人“不行”，那么，他们恐怕也要被归为“不行”之列，那两位中国女性为何要嫁给他们？当我把上述思路讲出来时，身为语言学博士生的她表示：“这不是我说的，是我的法国女朋友告诉我的。”接着，她解释道：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不谙男女之道，所以，当性经验丰富的法国女孩说“中国男人不行”时，她对此深信不疑。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无非是：她的上述观点是对西方权威话语的转述，无论对错，应该被拷问的主体都应该是“西方”而非她这个弱女子。这个辩护显然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当你说“中国男人不行”时，你是说话的主体，你说的话表达的当然是你自己的立场。实际上，断言“中国男人不行”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他们也参与建构了“行”／“不行”的二分法。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人就经常发表对“亚洲人种”性能力的否定性评论。即使在“大国崛起”的语境中，我们依然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下面的叙述：“西方白色人种的阴茎尺寸会大于亚洲人种。据统计美国白人在松弛时阴茎长度从七点五厘米到十一厘米，勃起时可有十厘米到十八厘米。亚洲人种勃起时七厘米至十六厘米都是正常。”这个叙述来自网络上的词条。它代表了权威性的民间见解。按照大多数普通人的观点，阳具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女性的快感强度，故此，说西方男人的阴茎长度大于亚洲人等于说他们的性能力强于后者。不过，如果上述数据准确的话，那么，“不行”的主体也应该是“亚洲人种”而非仅仅是“中国男人”。显然，“中国男人不行”是个根本不成立的命题。它由一个处女说出，本身就显示了其迷信乃至荒谬品格。实际上，女性选择配偶的真正尺度并非男人性能力的“行”与“不行”。按照网络上流行的说法，日本男人的“性满足气质”不及中国男性（中国男人以百分之二十五比百分之十八领先），可是，后者却是中国女性涉外婚姻的主要对象（2000年以来大连女性的涉外婚姻百分之八十八是针对日本人）〔1〕。对于信奉“行”／“不行”二分法的人来说，上述数据无疑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吊诡的是，尽管“中国男人不行”是个伪命题，但有关“行”与“不行”的言说仍然流传于民间。“不行”是相对于“行”而言的。那么，谁行呢？在为自己辩护时，留韩的语言学女博士曾说：“是我的法国女朋友告诉我的。”女博士之所以对“法国女朋友”的话深信不疑，不仅仅因为后者性经验丰富，更由于她是“西方人”。在民间秘密和公开流传的性文本中，“西方人”既是“行”与“不行”的裁决者，又是“行”的典范。部分国人曾将想象中的西方男性描述为性超人。他们仿佛安装了强大引擎的雄性机器，可以焕发出不尽的性能量，让与之做爱的女性飘飘欲仙，成为肉体极乐的源泉。在某篇关于中国女性的报告文学中，主人公的话曾击中了身为中国男性的我：“与白人做爱以后，我才明白什么叫生活。”既然“行”与“不行”的差别如此之大，那么，选择“行”者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女性嫁给西方男性至今仍是一种时尚。部分西方男性利用东方女性对他们的企慕心理，进行超限度的性殖民。网络上疯传的流氓外教的故事便是个典型案例。实际上，流氓外教的流氓处在于炫耀自己的性优势。大部分西方性殖民者绝不会这样张扬，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作而不述”。一位澳大利亚普通男士在深圳蛇口工作两年，竟然与多达二百余位中国女性有染。其妻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命令他立刻回国。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人回国后立刻恢复了失业者的身份。其妻根据丈夫的经历写了部长篇小说，由笔者移民澳大利亚的同学译成了汉语。这位同学又委托我找出版社。我遂知道了整个故事。有人可能怀疑其妻的叙述有夸张的成分，但细节上的出入并不影响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在我居住的小区里，门卫注意到有位白人男租户每晚都带不同的中国女孩回来过夜。这些女孩中不乏年轻貌美者，她们与他在一起也许仅仅因为他是“西方人”。与“西方”对中国男性苛刻的甄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女性曾经经历了一个热烈拥抱“西方”的时期。西方男性被当作“行”的象征、理想的代名词、强势的性符号。与他们建立联系就是与理想国建立联系，本身就是幸运和荣誉。
有趣的是，“西方”是个暧昧的概念。在许多中国女性看来，韩国和日本也属于西方。“性满足气质”并不见得强的韩国和日本男人同样深受后者欢迎，就是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也被当成“西方”的一部分。嫁给韩国和日本男人就是嫁给“西方人”，同样也可以与西方——理想国——建立联系。然而，我接触到的韩国人却不将自己当作西方人，他们所说的西方几乎专指欧美。在言说这种意义上的“西方”时，韩国人也会表现出明晰的企慕之情。韩国人以民族主义情感强烈著称，但釜山街头经常出现韩国女性与白人男性的组合。由此可见，“西方”意象本身也构成了一个阶梯体系。处于高阶的“西方”男性也会占有低位的“西方”女性。我在釜山买手机时遇到了位爱说话的韩国男性。他就直言自己经济处境不好，三十多岁了还没找到太太，准备到中国试试运气。每次听到类似的话语，我都会想起食物链的意象。尽管文章开头的两位中国女性强调自己的跨国婚姻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食物链”造就的绝非平等的性交换，而是性殖民。殖民不仅表现为领土、经济、军事上的控制，还包括强势国家／地区男性对弱势国家／地区女性的大量占有。在领土／军事上的全球性殖民终结以后，文化、经济、性的殖民依然方兴未艾。与领土／军事上的殖民不同，当代性殖民似乎建立在被殖民者“自愿”的基础上。它表面上的非强制性遮蔽了霸权品格。当然，这种霸权归根结底是资本的霸权。“西方”概念的暧昧性就是资本扩张的结果。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已经与特定种族、地区、文化脱离了联系，变成了强势资本的代名词。哪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强势资本，就会被认作西方（韩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就是这样被悄然移入“西方”版图的）。只要“西方”对“东方”保持资本的优势，“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性殖民就必然持续下去。因此，在研究经济殖民和文化殖民的同时，中外学者也应关注性殖民。
国际性殖民是单向的。它主要发生在富裕的西方男性和弱势的东方女性之间。反向的性交换即使出现，也是小概率事件。在英国、美国、韩国游历的过程中，我目睹了太多的中国女性与当地男人拍拖乃至结婚，但却极少发现找到西方配偶的中国男性。为了弄清楚这个现象，我曾询问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留学韩国的中国学生普遍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地女性的保守。然而，“保守”只是个托词，它掩盖着问题的实质：倘若韩国女性保守，为何有那么多韩国女性与西方男子交往呢？相比之下，一位留学英国的中国男生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英国女孩不与中国男人结婚，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能力太弱。”在西方留学和定居的中国男性大多从事低工资的蓝领工作（如在酒吧、餐馆、旅店、超市里做服务员），其地位类似于中国城市里的农民工，自然难以获得当地女性的青睐（女性的交往方向是“向上”的）。进而言之，中国虽然处于崛起过程中，但目前所扮演的仍主要是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国人总体上还是国际市场体系中的蓝领阶层。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排名第一百零四位，非但不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而且远低于韩国（第三十四位）。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性殖民的方向。
说到性殖民的细节，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为什么殖民者永远是“西方”男性？“西方”的女性为什么不对东方男性进行性殖民？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以回答：尽管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但当代世界还远没有超越父权制和相应的男性中心主义理念。恰如波伏娃所说，女性依然是第二性。从根本上说，第二性是第一性占有的对象：男人开垦、播种、耕耘，女性被开垦、播种、耕耘；被开垦、播种、耕耘者为开垦、播种、耕耘者传宗接代，扩大父系家族的疆域，这本就是父权制文化的基本逻辑。占有者相当于被占有者来说是强者。他们既要征服，又要为被征服者提供庇护和日常生活上的保障。自从父权制时代开始，这种征服－被征服、庇护－被庇护、保障－被保障关系就被固定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有关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上述关系结构仅仅被有限地弱化了。它仍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性别分工。即使在启蒙话语深入人心的欧美国家，男性依然是家庭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女性仍从属于以男性为的中心的文化－历史谱系（女性婚后从夫姓就是其从属性的明证）。至于日本和韩国等东方国家，则保有了更多的男性中心主义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已经成形为一种体制，一种两性政治经济学。它决定了小女人的择偶对象是大男人。女人应该与比自己强的男性交往。她们必须选择“向上”的路。其爱情所能跨越的等级阶梯越多，就越成功——女性嫁入豪门至少在他人眼里谱写了女性成功的神话。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是低收入地区的女性普遍向高收入的地区流动。中国学者在调查韩国男性和中国女性的婚姻时，发现支配他们的是“交换原理”：
实际上韩国男性和延边朝鲜族女性之间的涉外婚姻不但是民族的“内婚规则”和“同类结婚规则”在起作用，而且“交换原理”也在起作用。本研究把延边朝鲜族女性和韩国男性之间的涉外婚姻看成“婚姻市场的资源与交换”关系。所谓延边朝鲜族女性和韩国男性之间的资源与交换关系，指的是延边朝鲜族女性的“年龄资源”和韩国男性“优越的居住资源”之间的交换……对延边朝鲜族女性来讲，具有魅力的是经济上优越的韩国“居住环境”。〔2〕
既然韩国男性掌握了“优越的居住资源”，那么，他们就必然占据了选择的主动权。由于强强联姻比强弱联姻更有利于家庭的发展，因此，选择居住资源较差地区的女性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实际上，不得不承认，性殖民的主体是西方社会中地位较低的男性（包括那位流氓外教）：
从韩国男性的职业来看，百分之九十四是农民和建筑工人，百分之六是经理、公务员、公司职员。从学历上看，大半是中学毕业、高中毕业，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拥有者很少（李承梅，1994）。（同上）
即便如此，这些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男性仍会被列入“行”的范围。与此相对应，低收入地区的低收入男性必然要被归为“不行”者的行列。他们即使不是舍弃的对象，也绝非好的选择。女性如果从高收入地区嫁到低收入地区，几乎总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正在教的一个韩国女生留学中国时曾与本地男生相恋，但回国后却不得不选择与对方分手。谈及分手的原因，她的话语间透露出强烈的无奈：“没办法啊！”恐怕无需她解释，我们都会知道“没办法”这个短语意味着什么。其实，即使这个韩国学生爱上的不是普通的中国大学生而是第三世界的名人，其恋爱历程也注定是曲折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宇东与韩国姑娘的爱情故事就证明了这点。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形象潇洒的宇东本为中国的成功人士，但与韩国姑娘相爱时却要被迫扮演“灰小伙”的角色。他被迫接受女友父母的严格检验。其衣着、言谈、做事方式都受到苛刻的批评。对方给出尺度、法则、标准，他接受测试、检验、评价。这种苛刻的选拔机制决定了只有极少数中国男性能入“西方”的法眼。“灰小伙”与“西方”女性的国际爱情在本质上是个例外。它注定只能偶然地发生，根本无法扭转自己所在地区的性亏损。
性殖民必然造成性亏损：恰如大量乡村女性涌入城市，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也在不断蜕变为外国人（确切地说，“西方人”）。它的延续必然引发发展中国家男性的焦虑和反抗。中国男性对西方性殖民的态度经历了从旁观、嘲笑、指责到反抗的转变：起初，他们似乎是整个过程的旁观者，好奇地打量着跨国婚姻的生成，仿佛正在上演的一切与他们毫无关系；随后，他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不平等性，本国女性的被占有和流失使他们逐渐明白自己目睹的绝非是纯然的喜剧，于是，朦胧的悲剧感推动他们嘲笑殖民者（如白人男性的审美观）；极少数中国男性还试图对西方进行反向性殖民，力图征服西方的“洋妞”，为国家和民族争光。不过，针对西方的反向性殖民至今仍然缺乏标志性的成功案例。作为仅仅偶然得手的游击战，它至多表达了对性殖民的反抗意向，而无力扭转第三世界的性亏损本身。中国男性与西方女性的联姻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情况：极成功的中国男性（如明星和商人）与普通的西方女性；有女权主义意识的西方女性与中国男性较随意的结合。这两种情况均是特例。一篇名为《洋媳妇多起来》的文章提供了如下数据：“1996年至2002年期间，‘中西合璧’的二万一千多对新人中，洋媳妇有二千三百三十一个。”〔3〕这个数据展示的是上海涉外婚姻的情况。由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大城市中，涉外婚姻的女性亏损率也接近百分之九十。考虑到这些洋媳妇还有相当部分来自不发达国家，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对西方的涉外婚姻的女性亏损率要多于百分之九十这个数据。在人均GDP尚为西方发达国家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的情况下，中国男性想通过反向性殖民来扭转性亏损尚属无法实现的理想。即便是在近年来大国崛起的语境中，我们仍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均ＧＤＰ排名还在一百位之后（2007年为一百零四位）。这种现实的经济格局已经预先决定了性殖民的方向。事实上，中国男性实际打量的大多是人均ＧＤＰ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信息时报》2004年10月31日发表了题为《广州男子勤奋包容受青睐洋媳妇七成越南女》的报道：“2002年的数据就显示，在四十位真正的‘洋媳妇’中，越南姑娘达到二十七位。”汉语网络上流传的《跨国拍拖：我的越南游记》这篇意味深长的民间叙事。帖子中的越南女性不懂汉语。她在整个故事中扮演一个沉默的服从者，永远以微笑面对“我”。文章中的其他越南女性好奇地打量着“我”，就像上个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打量西方男人一样。在这种好奇中附带着一种希冀：将“我”的祖国变成她的归宿。文中的老华侨希望“我”带走他的女儿。显然，他的女儿要嫁的是“中国人”而非特定的经过选择的中国男性。也就是说，越南人眼中的中国男性几乎都是“行”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她们选择哪位中国男性，而是哪位中国男性选择她们。越南2007年人均GDP仅为八百零九美元，全球排名第一百四十一，比中国低三十七位。正是这种差距预先决定了故事的情节——越南女性对中国男性的渴慕与中国男性对前者的殖民冲动。这是被殖民者的殖民，是资本导演的跨国两性叙事。由此派生出的细节同样可以成为性殖民理论的注脚。
注释：
〔1〕王生田等《洋女婿洋媳妇的另一半》，《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月26日。
〔2〕林明鲜等《婚姻行为中的资源与交换》，《人口研究》2006年第3期。
〔3〕《恋爱婚姻家庭》，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