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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大半个中国已经陷于日军的铁蹄践踏之下，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时任校长的竺可桢先生率领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筚路蓝缕成为当时国内著名大学之一，曾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梅光迪彼时任教于浙江大学，后又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随学校一起颠簸流离，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均有生动详尽的记录，此处且说说他对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柳诒徵的印象。
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梅光迪这样评价马一浮：“他是杭州著名的学者（Kao-shih），并且由于清高和独立，一直拒绝接受任何职位（他五十六岁了）。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未成功。去年，蒋委员长邀请他到南京谈话，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说，如果蒋想要得到他的建议，就应该自己到杭州来。前年，我们学校也试图请他来，但他拒绝了。”从梅光迪的语气中，可见他对马一浮极为敬仰，对其气节尤为叹服。
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抗战的爆发，激起了马一浮的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在避难途中，应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之邀，第一次出山讲学。对于这次讲学，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其实，整个抗战时期，都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也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马一浮离开浙江西行，本属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本来是从杭州避居开化，但日军占领杭州又逼近富阳后，他知道开化也非安居之地，才希望去四川寻找一个既可以避难又可以讲学的地方。于是，1938年的2月，马一浮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了愿意到浙大任教的愿望。对此，竺可桢在其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四点半至迪生处谈马一浮事。因去岁曾约马至浙大教课，事将成而又谢却。现在开化，颇为狼狈，并有其甥丁安期及门生王星贤两家合十五人，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大。迪生及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马一浮在接到浙大方面的邀请后，随即复电应允此事，并与当年3月29日来到浙大。从1938年的4月到1939年2月，马一浮在浙大讲学近一年，其讲稿后编为《泰和宜山会语》。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浙大写了校歌，此校歌至今仍为浙江大学使用。
对于马一浮在浙大讲学的详细情形以及浙大方面给他的优厚款待，梅光迪在其书信中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总之，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根据梅光迪的记录，浙江大学确实给予马一浮很高的待遇，生活上也极力优待，尽管是在战争时期。例如当时浙江大学仅有两辆黄包车，却可以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如果路途远一点，则校长的汽车就可以随时为马一浮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字里行间对马一浮所享受的这些优待，没有一丝不满，相反觉得马一浮完全配得上这些待遇。
在介绍浙江大学给予马一浮高规格的接待后，梅光迪如此评价马一浮：“他是我们传统文化最好的典型，同时又明了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其中很多他都不赞成。我们确信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定会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升华我们的学术氛围，而且对我们精神素质和风气的促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评价由于是来自梅光迪写给家人的书信，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认识。也许是觉得浙江大学在战时能够拥有马一浮这样的大师的确难得，梅光迪多少有些得意地写道：“他的到来使我们倍感荣幸，他的到来表明他认为我们值得他的相伴，由于他从来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地方，这完全是艰难时刻的万幸。这也会让其他大学嫉妒我们，因为他们即使努力过，也没有请到他。”
梅光迪在另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还描述了他主持马一浮讲座的情形。为了让马一浮讲座时比较舒服，他特意嘱咐当马一浮在讲课时候，有一壶茶必须一直热着，并一直有专人为其倒茶。此外，还专门为他准备一把舒服的藤椅。为了让讲座可以在一个良好氛围中进行，梅光迪在做开场白时，特意为听众制定了一些看起来有些苛刻的规则，不过也许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遵守。这些规则是：当马一浮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所有听众必须起立，直到马一浮坐下为止；在讲座期间，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甚至连咳嗽也不行，不然就要被立刻赶出教室（想想我们讲座时怎么也避免不了的手机铃声吧）。最后，当讲座结束时，听众必须再次站立起来，在原地目送马一浮离开教室直到他走出教室后，他们才可以离开。令梅光迪满意的是，他制定的这些多少有些苛刻的规定竟然都被完全遵守了，这固然与马一浮个人的渊博学识有关，但梅光迪认为这也与马一浮彼时崇高的威望和迷人的形象有关。梅光迪认为通过聆听这样大师的讲座，会让那些在新式教育下养成懒散作风的年轻人，形成一种新的精神体验。
其实，梅光迪如此推崇马一浮，是因为他与马一浮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一致，其他不说，就对儒家的态度而言，两人几乎都对孔子及其《论语》推崇备至。先看马一浮的评价，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马一浮以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由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而梅光迪不仅对孔子有极高评价，且视角也与众不同。例如他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就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多情有趣的孔子形象。梅光迪写道：“孔子多情人也，其高足弟子，皆终身形影相随，患难与共，非师弟间情感之深，何以至此。”的确，打开《论语》，我们看到的都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真情：子路去世，孔子悲痛而哭；颜渊之死，孔子更是大恸不止，而他的弟子则以为孔子守墓三年方式回报，子贡更是长达六年。读过《论语》的人大都该记得其中这样的诗意文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和相知如此，夫复何求？不过，梅光迪评价《论语》，另有其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两篇，书写情景之委婉凄婉，人物性情之生动，当为全部《论语》的压卷之作。的确，这两篇文字在表现孔子之生不逢时而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面确实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读后令人怅然。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一浮之后，有幸享受过与他同样待遇的还有一人，那就是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根据梅光迪的书信，马一浮和柳诒徵当时是被聘为浙江大学的特别讲席，他们只需要每周做一次讲座，每次一到两个小时。梅光迪以为“他们两人的组合或可周知有关中学和中国文化的知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和他们相比”。今天，对于马一浮和柳诒徵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已经没有人怀疑，但在那时，梅光迪有如此评价，不能不说是很有远见卓识。
自然，梅光迪的这些见解得到了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的赞同，不然就不会有邀请马、柳两人的举动。抗战时期的浙大与西南联大一样，先后聚集和培养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这与校长竺可桢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求贤若渴、欲揽人才于浙大的雄心很有关系。人们时常津津乐道的他对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关怀就是又一个好例。竺可桢1936年任浙大校长，抗战爆发后学校被迫内迁。苏步青在日本留学时娶了教授的女儿，1937年浙大搬迁到建德时，他已有五个小孩。当浙大从建德再迁到广西宜山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就把妻儿送回老家温州。后来浙大又从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等到稳定下来，竺可桢就让苏步青把家眷接过来。苏步青担心费用不菲，竺可桢当即给了他两千元，并找到当时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要他写一手谕“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因为苏步青妻子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万一在途中被人发现她是日本人，很可能会被中国老百姓打死。幸亏竺可桢想得这么周到，才使得苏步青一家安全到达贵州。此后，竺可桢还在生活方面给予他们多方面的关照，对此苏步青日后多次在回忆中提及。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国学大师，钱穆和熊十力却没有在竺可桢那里得到好评。据竺可桢日记，1946年初，浙大的文学院长张其昀“欲聘钱宾四（钱穆）、贺麟，余均赞同。但同时告以钱宾四往往藐视同辈，如到浙大，亦不能给以特别待遇”。此外，1948年上半年，浙大哲学系曾想拟聘熊十力来校任教，不料也遭到了竺可桢的反对：“此辈老先生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渠等所教过于高深，于学生学问与操行不能有所影响也。”不仅如此，竺可桢甚至对熊十力冠以“龙钟不堪”之名：“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竺可桢对马一浮和柳诒徵尊重在前，却对钱穆和熊十力持不屑态度，何以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对此有学者认为，可能是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期间的傲慢和其讲座的过于艰深晦涩，使得竺可桢认为请这些国学大师徒有虚名，且劳心费力；也有学者认为这归根结底还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隔阂所致。不过，笔者以为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时间因素：抗战胜利之后，无论浙江大学还是整个社会，在对国学大师的精神需求方面早已不像抗战初期那样迫切了，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看重自然使得他们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至于这是喜是悲，倒还是属于难以言说之列。
至于梅光迪，我们不必介绍其对钱穆和熊十力的态度，其实读者也可以猜到。这里且引用他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后一种中国人（指孔子等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引者注），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也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因为他们拥有纯洁、高尚的品格，他们的观点明确而合理且迄今基本未变。他们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杰出的代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这一类人才能担当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哪怕要通过仿效西方来完成这项任务；只有这一类人才知道该如何模仿西方，因为他们不会让自己成为没有民族特色的人，或者至多成为欧美的二流翻版；他们会在本质上保持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特色，尽管他们都接受过现代化的训练，都持有现代派的观点。”梅光迪的话，在今天听起来不是依然发人深省么？
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梅光迪这样评价马一浮：“他是杭州著名的学者（Kao-shih），并且由于清高和独立，一直拒绝接受任何职位（他五十六岁了）。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未成功。去年，蒋委员长邀请他到南京谈话，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说，如果蒋想要得到他的建议，就应该自己到杭州来。前年，我们学校也试图请他来，但他拒绝了。”从梅光迪的语气中，可见他对马一浮极为敬仰，对其气节尤为叹服。
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抗战的爆发，激起了马一浮的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在避难途中，应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之邀，第一次出山讲学。对于这次讲学，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其实，整个抗战时期，都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也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马一浮离开浙江西行，本属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本来是从杭州避居开化，但日军占领杭州又逼近富阳后，他知道开化也非安居之地，才希望去四川寻找一个既可以避难又可以讲学的地方。于是，1938年的2月，马一浮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了愿意到浙大任教的愿望。对此，竺可桢在其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四点半至迪生处谈马一浮事。因去岁曾约马至浙大教课，事将成而又谢却。现在开化，颇为狼狈，并有其甥丁安期及门生王星贤两家合十五人，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大。迪生及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马一浮在接到浙大方面的邀请后，随即复电应允此事，并与当年3月29日来到浙大。从1938年的4月到1939年2月，马一浮在浙大讲学近一年，其讲稿后编为《泰和宜山会语》。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浙大写了校歌，此校歌至今仍为浙江大学使用。
对于马一浮在浙大讲学的详细情形以及浙大方面给他的优厚款待，梅光迪在其书信中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总之，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根据梅光迪的记录，浙江大学确实给予马一浮很高的待遇，生活上也极力优待，尽管是在战争时期。例如当时浙江大学仅有两辆黄包车，却可以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如果路途远一点，则校长的汽车就可以随时为马一浮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字里行间对马一浮所享受的这些优待，没有一丝不满，相反觉得马一浮完全配得上这些待遇。
在介绍浙江大学给予马一浮高规格的接待后，梅光迪如此评价马一浮：“他是我们传统文化最好的典型，同时又明了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其中很多他都不赞成。我们确信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定会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升华我们的学术氛围，而且对我们精神素质和风气的促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评价由于是来自梅光迪写给家人的书信，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认识。也许是觉得浙江大学在战时能够拥有马一浮这样的大师的确难得，梅光迪多少有些得意地写道：“他的到来使我们倍感荣幸，他的到来表明他认为我们值得他的相伴，由于他从来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地方，这完全是艰难时刻的万幸。这也会让其他大学嫉妒我们，因为他们即使努力过，也没有请到他。”
梅光迪在另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还描述了他主持马一浮讲座的情形。为了让马一浮讲座时比较舒服，他特意嘱咐当马一浮在讲课时候，有一壶茶必须一直热着，并一直有专人为其倒茶。此外，还专门为他准备一把舒服的藤椅。为了让讲座可以在一个良好氛围中进行，梅光迪在做开场白时，特意为听众制定了一些看起来有些苛刻的规则，不过也许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遵守。这些规则是：当马一浮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所有听众必须起立，直到马一浮坐下为止；在讲座期间，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甚至连咳嗽也不行，不然就要被立刻赶出教室（想想我们讲座时怎么也避免不了的手机铃声吧）。最后，当讲座结束时，听众必须再次站立起来，在原地目送马一浮离开教室直到他走出教室后，他们才可以离开。令梅光迪满意的是，他制定的这些多少有些苛刻的规定竟然都被完全遵守了，这固然与马一浮个人的渊博学识有关，但梅光迪认为这也与马一浮彼时崇高的威望和迷人的形象有关。梅光迪认为通过聆听这样大师的讲座，会让那些在新式教育下养成懒散作风的年轻人，形成一种新的精神体验。
其实，梅光迪如此推崇马一浮，是因为他与马一浮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一致，其他不说，就对儒家的态度而言，两人几乎都对孔子及其《论语》推崇备至。先看马一浮的评价，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马一浮以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由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而梅光迪不仅对孔子有极高评价，且视角也与众不同。例如他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就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多情有趣的孔子形象。梅光迪写道：“孔子多情人也，其高足弟子，皆终身形影相随，患难与共，非师弟间情感之深，何以至此。”的确，打开《论语》，我们看到的都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真情：子路去世，孔子悲痛而哭；颜渊之死，孔子更是大恸不止，而他的弟子则以为孔子守墓三年方式回报，子贡更是长达六年。读过《论语》的人大都该记得其中这样的诗意文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和相知如此，夫复何求？不过，梅光迪评价《论语》，另有其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两篇，书写情景之委婉凄婉，人物性情之生动，当为全部《论语》的压卷之作。的确，这两篇文字在表现孔子之生不逢时而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面确实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读后令人怅然。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一浮之后，有幸享受过与他同样待遇的还有一人，那就是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根据梅光迪的书信，马一浮和柳诒徵当时是被聘为浙江大学的特别讲席，他们只需要每周做一次讲座，每次一到两个小时。梅光迪以为“他们两人的组合或可周知有关中学和中国文化的知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和他们相比”。今天，对于马一浮和柳诒徵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已经没有人怀疑，但在那时，梅光迪有如此评价，不能不说是很有远见卓识。
自然，梅光迪的这些见解得到了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的赞同，不然就不会有邀请马、柳两人的举动。抗战时期的浙大与西南联大一样，先后聚集和培养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这与校长竺可桢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求贤若渴、欲揽人才于浙大的雄心很有关系。人们时常津津乐道的他对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关怀就是又一个好例。竺可桢1936年任浙大校长，抗战爆发后学校被迫内迁。苏步青在日本留学时娶了教授的女儿，1937年浙大搬迁到建德时，他已有五个小孩。当浙大从建德再迁到广西宜山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就把妻儿送回老家温州。后来浙大又从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等到稳定下来，竺可桢就让苏步青把家眷接过来。苏步青担心费用不菲，竺可桢当即给了他两千元，并找到当时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要他写一手谕“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因为苏步青妻子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万一在途中被人发现她是日本人，很可能会被中国老百姓打死。幸亏竺可桢想得这么周到，才使得苏步青一家安全到达贵州。此后，竺可桢还在生活方面给予他们多方面的关照，对此苏步青日后多次在回忆中提及。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国学大师，钱穆和熊十力却没有在竺可桢那里得到好评。据竺可桢日记，1946年初，浙大的文学院长张其昀“欲聘钱宾四（钱穆）、贺麟，余均赞同。但同时告以钱宾四往往藐视同辈，如到浙大，亦不能给以特别待遇”。此外，1948年上半年，浙大哲学系曾想拟聘熊十力来校任教，不料也遭到了竺可桢的反对：“此辈老先生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渠等所教过于高深，于学生学问与操行不能有所影响也。”不仅如此，竺可桢甚至对熊十力冠以“龙钟不堪”之名：“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竺可桢对马一浮和柳诒徵尊重在前，却对钱穆和熊十力持不屑态度，何以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对此有学者认为，可能是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期间的傲慢和其讲座的过于艰深晦涩，使得竺可桢认为请这些国学大师徒有虚名，且劳心费力；也有学者认为这归根结底还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隔阂所致。不过，笔者以为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时间因素：抗战胜利之后，无论浙江大学还是整个社会，在对国学大师的精神需求方面早已不像抗战初期那样迫切了，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看重自然使得他们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至于这是喜是悲，倒还是属于难以言说之列。
至于梅光迪，我们不必介绍其对钱穆和熊十力的态度，其实读者也可以猜到。这里且引用他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后一种中国人（指孔子等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引者注），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也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因为他们拥有纯洁、高尚的品格，他们的观点明确而合理且迄今基本未变。他们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杰出的代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这一类人才能担当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哪怕要通过仿效西方来完成这项任务；只有这一类人才知道该如何模仿西方，因为他们不会让自己成为没有民族特色的人，或者至多成为欧美的二流翻版；他们会在本质上保持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特色，尽管他们都接受过现代化的训练，都持有现代派的观点。”梅光迪的话，在今天听起来不是依然发人深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