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某期的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一女嘉宾说“宁在宝马里哭泣，也不要在自行车上笑”。此话一出，引起大家一片热议，有指责其是拜金女的，也有为其辩护的，评论不绝如潮。今年年初，香港科技大学张春田博士《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话语》一书的出版。一句话的出现和一本书的出版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后者的出版对于我们理解前者，甚至女性解放话语在五四以来近一百年的迂回与展开以及其在当代的状态有着莫大的帮助。
　　该书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引进、吸收与转化为主题，探讨了这一剧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改编、讨论以及社会影响。以思想界以及整个社会对《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这一形象的讨论和认识的变化为线索，张春田梳理了当时中国对女性主义的四种声音及其变化。
　　“娜拉”是中国现代新女性的象征，她的离家出走就是反抗专制，摆脱家庭束缚，寻求自由的绝佳例证，这种观点已成定论。张春田却指出这种观点对娜拉的真实形象存在扭曲。比如，娜拉所摆脱的家庭是独立于父母的，而当时知识分子所极力批判的却是家长制的威权家庭。换句话说，在宣传的过程中，娜拉所走出的家庭在中国被掉包，由原子式换成家长制了。
　　第二种声音瞄准的是娜拉出走之后。娜拉出走之后，到底该怎么生活呢？她由“出走”而进入的世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对这个问题作出经典回答的是鲁迅。鲁迅先生说，娜拉出走的结局不外乎两种：不是回家，就是堕落。当时的社会对女性身份的歧视，女性工作岗位的空缺使得她们很难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即使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也很难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如果说以上两种声音都来自于男性群体对女性群体的观察，那么第三种声音则来自于女性群体自身的体验。这种声音不同于前者的地方在于，它是对第一种声音的否定，是第二种声音的激进版。如果说鲁迅的观点还只是一种疑惑或者简单的描述的话，那么女性群体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复杂而深刻的。这种声音认为：出走之后的娜拉依然是男权暴力的玩物和牺牲品，女性作家如庐隐、白薇笔下的女主人公多有绝望、歇斯底里与近似疯狂式的清醒的特征。
　　第四种是对前三种声音的突破。娜拉在媒体的宣传以及国家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开始被更广阔的的女性群体所认识和了解。许多人开始模仿娜拉，走出家庭，去工作，去求学，以寻求自身的解放。还有人更是通过在乡村和工厂去表演以娜拉为主角的戏剧来感染群众，使她们认识到自身的处境，这对后来中国革命事业影响巨大。
　　不同于以往的学者，张春田敏锐地观察到，在中国女性解放话语不但不排斥国家建设话语，反而是与其紧密结合，具有同构性的。女性解放话语因民族国家而生，同时也备受后者的束缚，书中所讨论的这几种认识方式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的。限于篇幅，张春田并没有对当下的女性解放话语做过多的阐释。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女性受着“民族-国家”的束缚，他认为，那么当代女性头上戴着的则是“民族-资本-国家”三位一体的紧箍咒。重新回到鲁迅先生的回答，五四时期女性的两种选择，不是回家，就是堕落。但在充斥资本的当代中国，情况就复杂很多。娜拉可以既回了家又堕落了，宝马车可以坐，但在里面做的只能是哭泣。娜拉受到的家庭和经济上的压力只能通过哭泣的方式被消解掉，而永远不能转化为改革的动力。
　　（张春田：《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话语》， 台湾秀威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