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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上花列传》作为作家张爱玲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其世态人情、情感对话及“平淡而近自然”的美学追求，表现了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及人生态度。细读张爱玲一系列“传奇”小说，不难发现《海上花列传》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本文从《传奇》第一篇《沉香屑·第一炉香》出发，通过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与《海上花列传》中的赵二宝的形象分析，体会此篇小说受《海上花列传》的影响及张爱玲对此的延续与超越。
关键词： 张爱玲 《第一炉香》 《海上花列传》 人物形象
一部《红楼梦》，一部《海上花列传》，影响了张爱玲的一生。曾感叹“《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的张爱玲无不唏嘘于这此间的种种遗憾。自小生活在上海的张爱玲对这部吴语写成的“狭邪小说”称道不已，晚年致力于翻译英语及国语版的《海上花列传》。一个作家对一部当时鲜有人关注的小说如此热忱，又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体现，不管是人物形象，还是语言特色，均是如此鲜明。
《海上花列传》与《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部长篇，一部中篇；一部发生在上海，一部发生在香港；两部著作相差近半个世纪，语言各不相同。然而，通过对两部作品的解读，以及联系作家生平的研究及阅读兴趣，我们不难发现此间的种种相似。一个是《第一炉香》中去香港求学而不断陷入姑妈梁太太陷阱却依旧心甘情愿的中学生葛薇龙，一个是《海上花列传》中到上海寻亲而被都市繁华生活所诱惑而自甘沦妓的赵二宝，两个类似“东方茶花女”的身份之下，有着同样的悲剧，不同的魅力。
一、品性相似：温柔敦厚的东方特色
所谓温柔敦厚，即温和柔顺，体现一种“中和”的品性。自小生活在农村未经世面的赵二宝，一出场时作者就用了“颇能当家”形容她的能力。而最能体现赵二宝“温柔敦厚”特色的，恐怕是她最后那一个“黄粱美梦”。在梦中，她遇到了千盼万盼的史三公子，等着做他的大老婆，而即使在梦中，她也不忘小心翼翼：“妈，我们到了三公子家里，起先的事，不要去提起。”[1]P315胡适先生曾评价此言：“这十九个字，字字是血，是泪，真有古人说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2]P325这一种“无意识的和睦感”自古扎根于中国人的内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现代思潮的眼光来看，在柔顺与委婉的“中庸”文化之下换来的，恐怕更多的还是“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鲁迅语）。
再看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作者开场对其便用了这样的字眼：“也许她的面部表情稍嫌缺乏，但是，惟其因为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3]P109张爱玲直接用“温柔敦厚”，自一开始便对葛薇龙的形象有所限定。在其陷身于姑妈家后，葛薇龙自始至终没有反抗过，自己曾经的追求者卢兆麟轻易地被梁太太诱惑时葛薇龙虽“忍不住一口气堵住喉咙口，噎得眼圈子都红了”，却只是“暗暗骂道”；[4]P131司徒协赠送手镯，她也“一时没了主意”[5]P138。只有当发现已经委身于乔其乔却发现其与丫鬟睨儿有染才发了一次火，却依旧不甘心地央求乔其乔，并出卖自己的肉体养活她的“丈夫”。一次次的自我挣扎，又一次次的自我妥协，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仿佛是被圈住的绵羊，偶有反抗，却终究抵不过这“现世安稳”的美好诱惑与自我欺骗，终于选择顺从，依然“满心欢喜”。
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角色，总不是五四思潮后所出现的独立、自信的新女性，亦不是在意识形态背景下的被“男性化”的女性。全篇小说并没有细致说明葛薇龙的家庭情况，但我们从葛薇龙父亲因其妹嫁于富商做第四房姨太太而与其断绝关系，不难看出，葛薇龙的家庭是严守自古以来的儒家教义的，门风及道义均是传统的，而儒家之温柔敦厚的“中庸”品性，想必也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即使葛薇龙在香港念书，在繁华的大都市受现代化的教育，其骨子里仍旧有着中国自古以来的品性——温柔敦厚。
这个背景与家庭曾显赫一时的张爱玲又是极为相似的，在现代的母亲及传统的父亲两者之间，张爱玲“无疑乐于接受母亲的某些信条，尤其是争取个人权利的那部分”[6]P133，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双重品性。尊崇传统道义的家族及受到的现代化教育，使得张爱玲既有世俗的一面，又有无限脱俗的风采。自言从小就读《海上花列传》，晚年又极力翻译研究这本晚清“狭邪小说”的张爱玲自打一开始创作，便深受其影响。《第一炉香》是其走上文坛的第一篇大作，也奠定了《传奇》一以贯之的韵味。赵二宝，这个在《海上花列传》中笔墨不多（仅仅出现十余回）却使人印象深刻的女性，也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见其身影。她温柔敦厚，因其是如此单纯，在上海大都市的诱惑之下是如此奋不顾身。而葛薇龙，这个在香港“物以稀为贵”的纯东方女性，在不断的视觉冲击及内心诱惑之下逐渐不幸。温柔敦厚，是她们骨子里“致命的弱点”，亦是其悲剧不断外延的因素所在。
二、形象比较：自甘堕落的悲剧意味
张爱玲善写悲剧，言辞间无不透露种种苍凉。《海上花列传》，赵二宝先被施瑞生所诱，自愿沦为妓女，后被其所抛，做了富公子史天然的倌人，终亦被其所抛，欠债、被打，不是滋味。《第一炉香》，葛薇龙求学缺费，寻姑妈梁太太求助不料陷入其圈套，在一次次被利用之下心被风流公子乔其乔所系甘愿妥协，终于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求得这个所谓的“婚姻”，实则等于“固定的卖淫”。两个女人，在繁华的大都市下，都在或有形或无形之下成为妓女。但细致观察，我们发现，张爱玲对这个“妓女”的形象的把握比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复杂得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农村少女到知识女性
赵二宝这个人物虽笔墨不多，但依旧可以发现其土生土长的农民气息。刚出场时便有舅舅洪善卿书信寄来而她“央隔壁邻居张新弟拆阅”[7]P312，可见其不识字、未曾念过书。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姑娘在初次尝到美味佳肴时不忘用手巾包裹水果、虾仁给母亲兄长吃，这出于孝道及分享又带点炫耀虚荣的行为在都市人眼中有失体面，虽是难堪却形象地展现出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的天真。另外，此时的她还在嘲笑哥哥赵朴斋“认识得点倌人大姐嚜可算什么体面”[8]P332，以表示其对妓女的鄙夷，殊不知不久之后她也是如此。这个农村姑娘，其本质是如此天真善良，而一到“温柔富贵之乡，繁华烟柳之地”（《红楼梦》语），却成为诱惑的牺牲品，这大可解释为其所受文化不高、没有涵养所致。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一出场便展现了“知识女性”的形象。虽然张爱玲称其为“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9]P108，却依旧是为了学费而引起的整个故事。可是，一个有文化的少女，其所学的知识，在张爱玲的笔下只能做些同样被利用的工具的事，比如葛薇龙学过法语，梁太太派其应酬天主教的尼姑好攀谈卢兆麟。这样一个知识女性，用睨儿的话说，就是“你这还是中学，香港统共只有一个大学，大学毕业生还找不到事呢”[10]P127。作为知识女性的葛薇龙，本应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却一次次被外界的诱惑及自身内心的妥协所打败。
一个农村少女，一个知识女性，前者的悲剧在于其不谙世道，为人所骗；后者的悲剧不仅在于外界的干扰，而且是由于其对家庭的隐瞒及一次次对自身命运的盲目企盼所致。知识女性，一个五四以后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却进行了最残酷的解构。“她们往往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对事物持有浪漫幻想的态度，而现实是残酷冷峻甚至是丑恶的”，而那些“看透了现实”的知识女性“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冷眼看世界，看透人生，看彻人情”。[11]的确，从一开始的抱着求学的态度，葛薇龙愈发消沉，愈发颓唐，她相比于赵二宝更能看透现实的虚伪与欺骗，而在她冷眼看世界时，自己的命运也成为他人冷眼之下的猎物。这“知识”既使她有清醒的头脑，又使她被这无休止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纠缠，摧毁她的梦，最终选择屈服——于她最简单的结果。
2.从依附的血缘到虚伪的亲情
《海上花列传》，十里洋场的繁华与堕落，最令人厌恶的男性角色便是头一回被花也怜侬撞到的赵朴斋。他来上海寻找失意不料因狎妓花完所有积蓄，后家人来寻，却在亲妹走向堕落之际依附及协助她。他虽衣着体面，但虚伪至极，常“涎脸问妹子讨出三角小洋钱”[12]P328，在二宝决定做倌人之际也“嗫嚅道：‘我哪有什么主意，妹妹说就是了。’”[13]P25，俨然是无所作为的浪子形象：懦弱、无用、攀附。更有意思的是，二宝的母亲为之无所动容，甘心让自己的女儿流落风尘。在文中借高亚白之口道出其问题所在：“她自己身体嚜，为什么做倌人？”虽史天然代答：“总不过是过不下去。”[14]P65但究其原因，“过不下去”只是搪塞的借口，二宝做倌人的肉体的欲望及物质的诱惑、母亲洪氏和哥哥赵朴斋随之依附的满足心态才是实质。
《第一炉香》中，亲情却显得更可怕。首先自然是侄女葛薇龙与姑妈梁太太的“利用与自甘利用”的“虚伪亲情”，这是明处；暗处是梁太太与葛薇龙父亲之间由“辱没门庭”而引起的兄妹断绝。暗处的矛盾引发了明处的矛盾，亲情也在这两组矛盾中一扫温馨与平淡。自始至终，梁太太都是把葛薇龙看做是帮她吸引男人的工具，一点人情也没有。而葛薇龙明知其间的尴尬关系，却甘心走进其圈套。终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其乔”[15]P154，她是孤立无助的。如果说《海上花列传》中的二宝与其母亲依旧还是一般的母女关系的话，那么，葛薇龙与她的姑妈便是情敌、主仆，处处渗透锋利的刀尖。
五四以来，打破铁屋子、冲出铁屋子的先锋引起传统家庭的破裂，家族难以维系此前的和谐。《第一炉香》延续《海上花列传》对亲情冷漠的人物关系，在张爱玲许多小说中均有表现。张爱玲更是将这种冷漠、依附，发展为虚伪、利用。梁太太这个称得上“冲出旧家庭”的女性与在病中无限挂念家庭的葛薇龙正好与主流的五四文学形成反差，这种反差却并未消减对血缘关系的思考。相反，亲情、血缘的融洽在两人之间丝毫没有一点存在，其关系甚至比一般陌生人还要残酷。这一方面与作家自身的家庭背景、爱情婚姻有联系，另一方面是作家对“血缘”和“亲情”在现代文明社会下异化的思考，是对传统“血浓于水”与现代工业文明之下商业、利益追求的畸形演变的批判。
3.从失败的幻想到自欺的妥协
《海上花列传》以赵朴斋的跌倒开头，以赵二宝的梦结尾，她被客人赖公子暴打，昏昏沉沉，梦中依旧是史天然前来娶她过门，她的被遗弃的结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司空见惯。然而，被誉为中国文言小说压卷之作的《海上花列传》，却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弃妇”形象。她的幻想，是一步步的诱惑与天真所致。施瑞生、史天然都是物质与情欲的化身，而她自身也容易被诱惑。刚到上海不久，从一开始的称谓“姓施的亲眷”到出去回来，一瓶二块洋钱的香水就使她马上改变了称呼而叫“瑞生哥哥”。女性的虚荣仅仅在那一刹，相信张爱玲一定能够体会。《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悲剧，其自欺性远远大于外界的诱惑。
如果说后来的赵二宝因此发牢骚“我不高兴做”而得罪赖公子，有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悔恨的话，那么葛薇龙的结局则丝毫没有悔恨，只有妥协，但更令人扼腕的是她明知这是一场游戏，一场骗局，到头受伤的一定是她，但依旧甘愿被骗。她明知自己所处的地位，“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6]P157她清楚自己的处境比妓女更可耻。乔其乔没有钱，而葛薇龙却甘心跟着他；赵二宝对史天然未免有很大的钱的因素在其间。乔其乔给葛薇龙许诺“纯粹的快乐”，这是物质的极度追求。张爱玲有言：“中国自古是个爱情荒芜的国度”，葛薇龙在这荒芜的国度的边缘寻觅到一丝“纯粹的快乐”的感官刺激，为之付出沉痛的代价。
失败的幻想，自欺的妥协。前者的悲剧在于欲望满足与现实不足所带来的梦想与欲望的摧毁，矛盾明显。后者的悲剧既有自我欺骗与自我排解的双向摆脱，又有欺骗之中的自嘲与对这种命运安排的妥协的轻易决定。葛薇龙对自己的命运抱有幻想，也期待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然而她却并未对这种理想做过多的打算，只是顺从周围的安排与命运的结果。在自我满足的背后，隐藏着自我欺骗的麻木与愚钝。这不仅与她的教育背景不符，而且与她的种种细致考虑有所偏差。看似内心丰富的女性，实则一片荒芜。
三、结语
葛薇龙，赵二宝，这两个年龄相仿的少女，在大都市的繁华之下，渐渐凸显人性，尤其是作为女性的弱点。她们皆受到扎根于她们内心深处的传统道义的影响，“温柔敦厚”的品性使得她们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与顺从，她们沦落为妓，均是自愿的结果，这种自甘堕落的悲剧在两人身上是如此相似。
然而，细致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赵二宝的形象虽冲破了传统妓女“被动接受”的特点，但其受诱惑而惨遭悲剧所呈现的意义仍旧在许多古典小说中有所表现。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写了一个不仅自甘为妓，而且是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在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之首，她写道：“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17]P1也就是说，葛薇龙的形象具有一般性，她代表了一系列五四以来受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女性”，在传统的家庭背景与新的社交关系的冲击下因其有文化所带来的“冷眼看世界”，对社会的淡漠，对自己的情感婚姻所抱有的利害关系因为掂量至极而终至毁灭。其次，这种悲剧不仅来自这种新旧冲突所引起的“淡漠感”，而且来自现代文明对血缘及亲情关系的质问。五四以来，打破铁屋子、冲出铁屋子的先锋引起传统家庭的破裂，家族难以维系此前的和谐。在《第一炉香》中，梁太太这个也称得上“冲出旧家庭”的女性与在病中无限挂念家庭的葛薇龙正好与主流的五四文学形成反差，但这种反差却并未消减对血缘关系的思考。相反，亲情、血缘的融洽在两人之间丝毫没有一点存在，其关系甚至比一般陌生人还要残酷，这无不增加了悲剧的意义。最后，这一终极的缘由还在于其自身。赵二宝梦的破碎是其必然结局，葛薇龙的结局虽未直言，但其悲剧却可想而知：她要往返于乔其乔与梁太太之间。在虚荣、欲望的支配下，她显然是自知、自欺、自叹的，这是人性的弱点，激起读者的同情与悲悯。
参考文献：
[1][2][13][14]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4][5][9][10][15][16][17]张爱玲.《传奇》[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6]余斌.《张爱玲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8][12]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11]范永梅.从几部文学作品看知识女性的爱情、婚姻与事业的均衡[J].安徽文学，2011（01）：29.
关键词： 张爱玲 《第一炉香》 《海上花列传》 人物形象
一部《红楼梦》，一部《海上花列传》，影响了张爱玲的一生。曾感叹“《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的张爱玲无不唏嘘于这此间的种种遗憾。自小生活在上海的张爱玲对这部吴语写成的“狭邪小说”称道不已，晚年致力于翻译英语及国语版的《海上花列传》。一个作家对一部当时鲜有人关注的小说如此热忱，又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体现，不管是人物形象，还是语言特色，均是如此鲜明。
《海上花列传》与《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部长篇，一部中篇；一部发生在上海，一部发生在香港；两部著作相差近半个世纪，语言各不相同。然而，通过对两部作品的解读，以及联系作家生平的研究及阅读兴趣，我们不难发现此间的种种相似。一个是《第一炉香》中去香港求学而不断陷入姑妈梁太太陷阱却依旧心甘情愿的中学生葛薇龙，一个是《海上花列传》中到上海寻亲而被都市繁华生活所诱惑而自甘沦妓的赵二宝，两个类似“东方茶花女”的身份之下，有着同样的悲剧，不同的魅力。
一、品性相似：温柔敦厚的东方特色
所谓温柔敦厚，即温和柔顺，体现一种“中和”的品性。自小生活在农村未经世面的赵二宝，一出场时作者就用了“颇能当家”形容她的能力。而最能体现赵二宝“温柔敦厚”特色的，恐怕是她最后那一个“黄粱美梦”。在梦中，她遇到了千盼万盼的史三公子，等着做他的大老婆，而即使在梦中，她也不忘小心翼翼：“妈，我们到了三公子家里，起先的事，不要去提起。”[1]P315胡适先生曾评价此言：“这十九个字，字字是血，是泪，真有古人说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2]P325这一种“无意识的和睦感”自古扎根于中国人的内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现代思潮的眼光来看，在柔顺与委婉的“中庸”文化之下换来的，恐怕更多的还是“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鲁迅语）。
再看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作者开场对其便用了这样的字眼：“也许她的面部表情稍嫌缺乏，但是，惟其因为这呆滞，更加显出那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3]P109张爱玲直接用“温柔敦厚”，自一开始便对葛薇龙的形象有所限定。在其陷身于姑妈家后，葛薇龙自始至终没有反抗过，自己曾经的追求者卢兆麟轻易地被梁太太诱惑时葛薇龙虽“忍不住一口气堵住喉咙口，噎得眼圈子都红了”，却只是“暗暗骂道”；[4]P131司徒协赠送手镯，她也“一时没了主意”[5]P138。只有当发现已经委身于乔其乔却发现其与丫鬟睨儿有染才发了一次火，却依旧不甘心地央求乔其乔，并出卖自己的肉体养活她的“丈夫”。一次次的自我挣扎，又一次次的自我妥协，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仿佛是被圈住的绵羊，偶有反抗，却终究抵不过这“现世安稳”的美好诱惑与自我欺骗，终于选择顺从，依然“满心欢喜”。
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角色，总不是五四思潮后所出现的独立、自信的新女性，亦不是在意识形态背景下的被“男性化”的女性。全篇小说并没有细致说明葛薇龙的家庭情况，但我们从葛薇龙父亲因其妹嫁于富商做第四房姨太太而与其断绝关系，不难看出，葛薇龙的家庭是严守自古以来的儒家教义的，门风及道义均是传统的，而儒家之温柔敦厚的“中庸”品性，想必也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即使葛薇龙在香港念书，在繁华的大都市受现代化的教育，其骨子里仍旧有着中国自古以来的品性——温柔敦厚。
这个背景与家庭曾显赫一时的张爱玲又是极为相似的，在现代的母亲及传统的父亲两者之间，张爱玲“无疑乐于接受母亲的某些信条，尤其是争取个人权利的那部分”[6]P133，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双重品性。尊崇传统道义的家族及受到的现代化教育，使得张爱玲既有世俗的一面，又有无限脱俗的风采。自言从小就读《海上花列传》，晚年又极力翻译研究这本晚清“狭邪小说”的张爱玲自打一开始创作，便深受其影响。《第一炉香》是其走上文坛的第一篇大作，也奠定了《传奇》一以贯之的韵味。赵二宝，这个在《海上花列传》中笔墨不多（仅仅出现十余回）却使人印象深刻的女性，也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见其身影。她温柔敦厚，因其是如此单纯，在上海大都市的诱惑之下是如此奋不顾身。而葛薇龙，这个在香港“物以稀为贵”的纯东方女性，在不断的视觉冲击及内心诱惑之下逐渐不幸。温柔敦厚，是她们骨子里“致命的弱点”，亦是其悲剧不断外延的因素所在。
二、形象比较：自甘堕落的悲剧意味
张爱玲善写悲剧，言辞间无不透露种种苍凉。《海上花列传》，赵二宝先被施瑞生所诱，自愿沦为妓女，后被其所抛，做了富公子史天然的倌人，终亦被其所抛，欠债、被打，不是滋味。《第一炉香》，葛薇龙求学缺费，寻姑妈梁太太求助不料陷入其圈套，在一次次被利用之下心被风流公子乔其乔所系甘愿妥协，终于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求得这个所谓的“婚姻”，实则等于“固定的卖淫”。两个女人，在繁华的大都市下，都在或有形或无形之下成为妓女。但细致观察，我们发现，张爱玲对这个“妓女”的形象的把握比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复杂得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农村少女到知识女性
赵二宝这个人物虽笔墨不多，但依旧可以发现其土生土长的农民气息。刚出场时便有舅舅洪善卿书信寄来而她“央隔壁邻居张新弟拆阅”[7]P312，可见其不识字、未曾念过书。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姑娘在初次尝到美味佳肴时不忘用手巾包裹水果、虾仁给母亲兄长吃，这出于孝道及分享又带点炫耀虚荣的行为在都市人眼中有失体面，虽是难堪却形象地展现出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的天真。另外，此时的她还在嘲笑哥哥赵朴斋“认识得点倌人大姐嚜可算什么体面”[8]P332，以表示其对妓女的鄙夷，殊不知不久之后她也是如此。这个农村姑娘，其本质是如此天真善良，而一到“温柔富贵之乡，繁华烟柳之地”（《红楼梦》语），却成为诱惑的牺牲品，这大可解释为其所受文化不高、没有涵养所致。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一出场便展现了“知识女性”的形象。虽然张爱玲称其为“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9]P108，却依旧是为了学费而引起的整个故事。可是，一个有文化的少女，其所学的知识，在张爱玲的笔下只能做些同样被利用的工具的事，比如葛薇龙学过法语，梁太太派其应酬天主教的尼姑好攀谈卢兆麟。这样一个知识女性，用睨儿的话说，就是“你这还是中学，香港统共只有一个大学，大学毕业生还找不到事呢”[10]P127。作为知识女性的葛薇龙，本应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却一次次被外界的诱惑及自身内心的妥协所打败。
一个农村少女，一个知识女性，前者的悲剧在于其不谙世道，为人所骗；后者的悲剧不仅在于外界的干扰，而且是由于其对家庭的隐瞒及一次次对自身命运的盲目企盼所致。知识女性，一个五四以后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却进行了最残酷的解构。“她们往往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对事物持有浪漫幻想的态度，而现实是残酷冷峻甚至是丑恶的”，而那些“看透了现实”的知识女性“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冷眼看世界，看透人生，看彻人情”。[11]的确，从一开始的抱着求学的态度，葛薇龙愈发消沉，愈发颓唐，她相比于赵二宝更能看透现实的虚伪与欺骗，而在她冷眼看世界时，自己的命运也成为他人冷眼之下的猎物。这“知识”既使她有清醒的头脑，又使她被这无休止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纠缠，摧毁她的梦，最终选择屈服——于她最简单的结果。
2.从依附的血缘到虚伪的亲情
《海上花列传》，十里洋场的繁华与堕落，最令人厌恶的男性角色便是头一回被花也怜侬撞到的赵朴斋。他来上海寻找失意不料因狎妓花完所有积蓄，后家人来寻，却在亲妹走向堕落之际依附及协助她。他虽衣着体面，但虚伪至极，常“涎脸问妹子讨出三角小洋钱”[12]P328，在二宝决定做倌人之际也“嗫嚅道：‘我哪有什么主意，妹妹说就是了。’”[13]P25，俨然是无所作为的浪子形象：懦弱、无用、攀附。更有意思的是，二宝的母亲为之无所动容，甘心让自己的女儿流落风尘。在文中借高亚白之口道出其问题所在：“她自己身体嚜，为什么做倌人？”虽史天然代答：“总不过是过不下去。”[14]P65但究其原因，“过不下去”只是搪塞的借口，二宝做倌人的肉体的欲望及物质的诱惑、母亲洪氏和哥哥赵朴斋随之依附的满足心态才是实质。
《第一炉香》中，亲情却显得更可怕。首先自然是侄女葛薇龙与姑妈梁太太的“利用与自甘利用”的“虚伪亲情”，这是明处；暗处是梁太太与葛薇龙父亲之间由“辱没门庭”而引起的兄妹断绝。暗处的矛盾引发了明处的矛盾，亲情也在这两组矛盾中一扫温馨与平淡。自始至终，梁太太都是把葛薇龙看做是帮她吸引男人的工具，一点人情也没有。而葛薇龙明知其间的尴尬关系，却甘心走进其圈套。终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其乔”[15]P154，她是孤立无助的。如果说《海上花列传》中的二宝与其母亲依旧还是一般的母女关系的话，那么，葛薇龙与她的姑妈便是情敌、主仆，处处渗透锋利的刀尖。
五四以来，打破铁屋子、冲出铁屋子的先锋引起传统家庭的破裂，家族难以维系此前的和谐。《第一炉香》延续《海上花列传》对亲情冷漠的人物关系，在张爱玲许多小说中均有表现。张爱玲更是将这种冷漠、依附，发展为虚伪、利用。梁太太这个称得上“冲出旧家庭”的女性与在病中无限挂念家庭的葛薇龙正好与主流的五四文学形成反差，这种反差却并未消减对血缘关系的思考。相反，亲情、血缘的融洽在两人之间丝毫没有一点存在，其关系甚至比一般陌生人还要残酷。这一方面与作家自身的家庭背景、爱情婚姻有联系，另一方面是作家对“血缘”和“亲情”在现代文明社会下异化的思考，是对传统“血浓于水”与现代工业文明之下商业、利益追求的畸形演变的批判。
3.从失败的幻想到自欺的妥协
《海上花列传》以赵朴斋的跌倒开头，以赵二宝的梦结尾，她被客人赖公子暴打，昏昏沉沉，梦中依旧是史天然前来娶她过门，她的被遗弃的结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司空见惯。然而，被誉为中国文言小说压卷之作的《海上花列传》，却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弃妇”形象。她的幻想，是一步步的诱惑与天真所致。施瑞生、史天然都是物质与情欲的化身，而她自身也容易被诱惑。刚到上海不久，从一开始的称谓“姓施的亲眷”到出去回来，一瓶二块洋钱的香水就使她马上改变了称呼而叫“瑞生哥哥”。女性的虚荣仅仅在那一刹，相信张爱玲一定能够体会。《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悲剧，其自欺性远远大于外界的诱惑。
如果说后来的赵二宝因此发牢骚“我不高兴做”而得罪赖公子，有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悔恨的话，那么葛薇龙的结局则丝毫没有悔恨，只有妥协，但更令人扼腕的是她明知这是一场游戏，一场骗局，到头受伤的一定是她，但依旧甘愿被骗。她明知自己所处的地位，“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6]P157她清楚自己的处境比妓女更可耻。乔其乔没有钱，而葛薇龙却甘心跟着他；赵二宝对史天然未免有很大的钱的因素在其间。乔其乔给葛薇龙许诺“纯粹的快乐”，这是物质的极度追求。张爱玲有言：“中国自古是个爱情荒芜的国度”，葛薇龙在这荒芜的国度的边缘寻觅到一丝“纯粹的快乐”的感官刺激，为之付出沉痛的代价。
失败的幻想，自欺的妥协。前者的悲剧在于欲望满足与现实不足所带来的梦想与欲望的摧毁，矛盾明显。后者的悲剧既有自我欺骗与自我排解的双向摆脱，又有欺骗之中的自嘲与对这种命运安排的妥协的轻易决定。葛薇龙对自己的命运抱有幻想，也期待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然而她却并未对这种理想做过多的打算，只是顺从周围的安排与命运的结果。在自我满足的背后，隐藏着自我欺骗的麻木与愚钝。这不仅与她的教育背景不符，而且与她的种种细致考虑有所偏差。看似内心丰富的女性，实则一片荒芜。
三、结语
葛薇龙，赵二宝，这两个年龄相仿的少女，在大都市的繁华之下，渐渐凸显人性，尤其是作为女性的弱点。她们皆受到扎根于她们内心深处的传统道义的影响，“温柔敦厚”的品性使得她们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与顺从，她们沦落为妓，均是自愿的结果，这种自甘堕落的悲剧在两人身上是如此相似。
然而，细致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赵二宝的形象虽冲破了传统妓女“被动接受”的特点，但其受诱惑而惨遭悲剧所呈现的意义仍旧在许多古典小说中有所表现。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写了一个不仅自甘为妓，而且是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在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之首，她写道：“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17]P1也就是说，葛薇龙的形象具有一般性，她代表了一系列五四以来受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女性”，在传统的家庭背景与新的社交关系的冲击下因其有文化所带来的“冷眼看世界”，对社会的淡漠，对自己的情感婚姻所抱有的利害关系因为掂量至极而终至毁灭。其次，这种悲剧不仅来自这种新旧冲突所引起的“淡漠感”，而且来自现代文明对血缘及亲情关系的质问。五四以来，打破铁屋子、冲出铁屋子的先锋引起传统家庭的破裂，家族难以维系此前的和谐。在《第一炉香》中，梁太太这个也称得上“冲出旧家庭”的女性与在病中无限挂念家庭的葛薇龙正好与主流的五四文学形成反差，但这种反差却并未消减对血缘关系的思考。相反，亲情、血缘的融洽在两人之间丝毫没有一点存在，其关系甚至比一般陌生人还要残酷，这无不增加了悲剧的意义。最后，这一终极的缘由还在于其自身。赵二宝梦的破碎是其必然结局，葛薇龙的结局虽未直言，但其悲剧却可想而知：她要往返于乔其乔与梁太太之间。在虚荣、欲望的支配下，她显然是自知、自欺、自叹的，这是人性的弱点，激起读者的同情与悲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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