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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工作的关系,我得以结识一些当代中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黄济先生即为其一。先生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谦和、热忱的为人,淡泊名利、乐观的生活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学之不尽的。
黄济先生曾为教育研究杂志社编委,现为教育研究杂志社顾问。无论做编委还是做顾问,先生都十分关心杂志的发展,实实在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要杂志社召开编委会、研讨会,先生有请必到,而且认真地做准备,对杂志的建设、发展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建议。《教育研究》杂志实行匿名审稿,先生当之无愧地入选为外审专家。从此,只要有稿件请先生审阅,先生一定在第一时间完成,并且极其认真仔细地将稿件阅读几遍,不仅在《审稿意见表》上给出中肯有分量的意见,而且还在文中圈划出具体意见,甚至连错别字也改正过来。近几年先生的岁数越来越大,眼睛也不是很好,我曾与《教育研究》杂志的主编、责编几次说过,就不要再请先生看了,可是他们舍不得放弃,就是因为先生的认真、负责、及时。
黄济先生为人极尽谦和,他与我母亲同庚,真真是我的长辈,但是他老人家总是称呼我“朱珊同志”。到《中国教师》后,我有时会给他传带《教育研究》的外审稿件,先生看完后也往往叫我带回。每一次,先生都是先打电话到中国教师杂志社,问好我是否在,然后骑着小车送来,如若我不在,他也要托付给一个人,并在信封上写上“请朱珊同志转交《教育研究》杂志责编,谢谢。黄济”信封从来是将旧的翻过来。我对他说:“您打个电话,我去您家取就行了。或者让阿姨送过来。”先生总是说:“不要紧,你们都忙,我还可以活动活动呢。”
黄济先生自2006年第5期开始在《中国教师》上开辟“古典文化专栏”,至2008年第15期刊完,历时两年多。两年多来,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写好的稿件亲自送到编辑部,在编辑录入后再仔细进行校对。2007年,我到《中国教师》工作后,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心中真是十分感动。要知道先生那可是要从家里骑车到学校,再上到六楼(虽然有电梯)的编辑部办公室;要知道那可是既没有助手,也没有借助网络等工具,而是先生一条一条地翻阅资料,确认出处,一笔一划地书写出来的;要知道他老人家其时已经八十六七岁高龄了!杂志社的同志说,每次先生送来稿件时,总是会说:“要是别人给我提了什么意见,你们告诉我啊。”真是这样,在知道我到《中国教师》工作后,先生不止一次地、真挚诚恳地对我说:“朱珊同志,好好看看我的稿件,要多给我提意见。”先生,我怎么敢当!
在撰写“古典文化专栏”文章之后,先生萌生了编写一本《国学十讲》的想法,于是就开始着手准备。他在《中华文化经典导读》的基础上,又把专栏的文章揉进去,并逐字逐句、逐条逐篇地重新核对、修改,终于成书。捧着这本书,心中十分感慨,先生年届耄耋,已至“望九”,作此巨著,耗费多大心血!孰料,在为先生祝贺九十寿诞的宴会上,我与《中国教师》副主编张瑞芳前去向先生敬酒,先生却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朱珊同志、瑞芳同志,没有你们,我的《国学十讲》就不会完成。”先生谦和至此,令吾等晚辈真是不胜惶恐。
大家都知道,黄济先生有一辆小三轮车,他老人家经常骑着车去公园散步,去医院看师母,去参加各种会议,去送稿件……我第一次看见他骑车来参加教育研究杂志社的会议,大为惊讶也大受感动。我们多次对他说,或者坐出租车,杂志社给报销,或者我们去车接他。先生总是婉言谢绝,说路不远,不必麻烦。甚至按照惯例给他车马费时,先生也是推辞,说自己没有坐车,就不要了。有一次,先生高兴地对我说:“朱珊同志,我发现了一条近路,方便多了,还安全。”原来,北师大在杏坛路修好后开了西门,这样,先生就可以从东门进,穿过校园,从西门出,再行几分钟就能到教育研究杂志社所在地了。直到现在,你还可以在校园中看到先生“驾驶”着他那辆“凯迪拉克”“奔驰”的身影。
先生,祝您健康长寿!我们还要为您举行百岁寿典呢!
思想智者,学界楷模!先生当之!
【朱珊,中国教师杂志社,编辑】
责任编辑/赵 煦
黄济先生曾为教育研究杂志社编委,现为教育研究杂志社顾问。无论做编委还是做顾问,先生都十分关心杂志的发展,实实在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要杂志社召开编委会、研讨会,先生有请必到,而且认真地做准备,对杂志的建设、发展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建议。《教育研究》杂志实行匿名审稿,先生当之无愧地入选为外审专家。从此,只要有稿件请先生审阅,先生一定在第一时间完成,并且极其认真仔细地将稿件阅读几遍,不仅在《审稿意见表》上给出中肯有分量的意见,而且还在文中圈划出具体意见,甚至连错别字也改正过来。近几年先生的岁数越来越大,眼睛也不是很好,我曾与《教育研究》杂志的主编、责编几次说过,就不要再请先生看了,可是他们舍不得放弃,就是因为先生的认真、负责、及时。
黄济先生为人极尽谦和,他与我母亲同庚,真真是我的长辈,但是他老人家总是称呼我“朱珊同志”。到《中国教师》后,我有时会给他传带《教育研究》的外审稿件,先生看完后也往往叫我带回。每一次,先生都是先打电话到中国教师杂志社,问好我是否在,然后骑着小车送来,如若我不在,他也要托付给一个人,并在信封上写上“请朱珊同志转交《教育研究》杂志责编,谢谢。黄济”信封从来是将旧的翻过来。我对他说:“您打个电话,我去您家取就行了。或者让阿姨送过来。”先生总是说:“不要紧,你们都忙,我还可以活动活动呢。”
黄济先生自2006年第5期开始在《中国教师》上开辟“古典文化专栏”,至2008年第15期刊完,历时两年多。两年多来,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写好的稿件亲自送到编辑部,在编辑录入后再仔细进行校对。2007年,我到《中国教师》工作后,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心中真是十分感动。要知道先生那可是要从家里骑车到学校,再上到六楼(虽然有电梯)的编辑部办公室;要知道那可是既没有助手,也没有借助网络等工具,而是先生一条一条地翻阅资料,确认出处,一笔一划地书写出来的;要知道他老人家其时已经八十六七岁高龄了!杂志社的同志说,每次先生送来稿件时,总是会说:“要是别人给我提了什么意见,你们告诉我啊。”真是这样,在知道我到《中国教师》工作后,先生不止一次地、真挚诚恳地对我说:“朱珊同志,好好看看我的稿件,要多给我提意见。”先生,我怎么敢当!
在撰写“古典文化专栏”文章之后,先生萌生了编写一本《国学十讲》的想法,于是就开始着手准备。他在《中华文化经典导读》的基础上,又把专栏的文章揉进去,并逐字逐句、逐条逐篇地重新核对、修改,终于成书。捧着这本书,心中十分感慨,先生年届耄耋,已至“望九”,作此巨著,耗费多大心血!孰料,在为先生祝贺九十寿诞的宴会上,我与《中国教师》副主编张瑞芳前去向先生敬酒,先生却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朱珊同志、瑞芳同志,没有你们,我的《国学十讲》就不会完成。”先生谦和至此,令吾等晚辈真是不胜惶恐。
大家都知道,黄济先生有一辆小三轮车,他老人家经常骑着车去公园散步,去医院看师母,去参加各种会议,去送稿件……我第一次看见他骑车来参加教育研究杂志社的会议,大为惊讶也大受感动。我们多次对他说,或者坐出租车,杂志社给报销,或者我们去车接他。先生总是婉言谢绝,说路不远,不必麻烦。甚至按照惯例给他车马费时,先生也是推辞,说自己没有坐车,就不要了。有一次,先生高兴地对我说:“朱珊同志,我发现了一条近路,方便多了,还安全。”原来,北师大在杏坛路修好后开了西门,这样,先生就可以从东门进,穿过校园,从西门出,再行几分钟就能到教育研究杂志社所在地了。直到现在,你还可以在校园中看到先生“驾驶”着他那辆“凯迪拉克”“奔驰”的身影。
先生,祝您健康长寿!我们还要为您举行百岁寿典呢!
思想智者,学界楷模!先生当之!
【朱珊,中国教师杂志社,编辑】
责任编辑/赵 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