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斯密的“经济人”假说的思想渊源与其形成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假设，它不仅以系统的观念为基础，同时必须具备了开启这个系统所必不可少的的本质属性。经济学为了走向“硬”科学，模仿物理学的构建进而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其逻辑起点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孟德维尔在《蜜蜂寓言》（1714），指出“社会中个人的之间彼此服务依赖于人们有各种不同的需求。需要越复杂，就越来越多的个人发现为别人的利益服务，就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他们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休谟在《人性论》指出“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法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最早提出了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这一标语,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阐述了功利主义原理以及自利选择原理。亚当·斯密则进一步发展了利己主义的思想，明确指出利己是经济的动力所在并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为其建立的经济伦理体系奠定了基础；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扬了功利主义的精神，“一方面，他用经济学的语言“国名财富最大化”解释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他说明了如何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上达到功利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即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学奠定了功利主义的伦理框架”。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济人具有自利性。斯密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认为若要达到利己的目的需要借助利他为手段。若利己而不利他，从长远看也是行不通的。彼此间的利他和利己产生了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又将人们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了又有利于产生更广阔的共同利益。第二、经济人具有理性即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第三、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经济人与市场结合有效的增进了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也就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趋于一致。
二、“经济人”假说争论与其演变思路
经济人假说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其中最主要的争论是20世界50年代以后围绕着西蒙—莱本斯坦因和马克洛普—弗里德曼的经济人之争。历经三次大的争论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构成致命的威胁，反而令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经济学在模仿物理学的构建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公理化处理即经济人追求自利最大化。“自利最大化”在经济学中充当着公理的功能，但本身本并不是公理。经济学所面临着困境就是，一方面不希望其理论建立在不确定的条件上；另一方面又将对现实人的经济行为的抽象（经济人的自利最大化）充当公理，然后以此为基础推导出经济学大厦。如果经济人假说是的确是公理，通过逻辑推理架构起来的经济学那么就不会有争论。面对反例的冲击，若是为了维护经济学大厦而去维护原有“经济人”假设那么将是本末倒置，同时也违背辩证法的。形式逻辑之所以是静态的，是由于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态的基础。而辩证法之所以是动态的，在于它的基础是动态变化的。以客观存在为出发点，只有通过经济学基础的动态变化使基础不断稳固和提升，经济学大厦才能经受更大的冲击。不同时间段的经济人行为的内在规律没有必要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经济人假设或许比从静态的角度看更加合理。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首次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中明确提出理论中假设的现实性问题（即理论中的假设是否有必要与经验事实相符），切入了“经济人”假设争论的实质性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理论之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其假设之“现实”与否，而在于理论对所要解释现象的预测之正确与否，而预测之正确与否又是与理论假设之“现实”与否互不相关的。如果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由理论的预测能力来说明，那么观察和经验就不能依赖于观察者的理论或概念框架。否则就弗里德曼的论点将陷入一种理论和预测的循环论证的怪圈，即理论的正确与否由预测来证实，预测又依赖于别的理论，而这些别的理论的正确与否还得又由预测来证实,那么实证研究将使得理论不可证伪。不难发现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性”的观点，从证伪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非科学的。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必须从客观存在出发合理的抽象核心假设，不能脱离客观存在，理论的假设不能与事实向违背。从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MSRP），不难发现“经济人”假设（自利最大化）作为主流经济学中形而上学的“硬核”，“硬核”不仅是不可反驳的而且有“保护带”（保护带是由有许多辅助假说构成，一旦反例出现通过修改辅助假说来保护硬核不可反驳）。事实上“硬核”更多的是一种的对不可反驳的信仰，因为“硬核”并不禁止任何可能反驳“硬核”事情发生。
一方面世上没有不可代替的理论，另一方面即使被事實推翻了的理论是可以挽救的。挽救是有代价的，代价过高将得不偿失。理论研究在于提出一个理论逻辑，实证研究在于检验相互排斥或并存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理论逻辑的真伪和条件性，随着时间的变化条件性一旦改变可能今天被推翻的理论明天将重新启用。这也就意味着一次性彻底推翻某一理论或者理论核心假设是不太可能的，采取动态的核心假设的思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了强理论的生命力。西蒙提出了非理性人的假设，以及目前对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的研究等，这些都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互排斥和竞争。尽管非理性人假设被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但依旧不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对主流经济学而言毕竟维护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代价远比用非理性人假设或者其他假设替代的代价要小得多。弗里德曼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设，罗伯特.卢克斯不仅认为“经济人”是理性的同时还能做出理性预期。合理预期的理性经济人，使得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又恢复了生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演变思路就是通过不断的调整和修改辅助性假设来保全核心假设（自利最大化）。而通过调整和修改辅助性假设可以使理论体系（或者“硬核”）免受反驳毕竟是有限度的，一旦“保护带”的调整和修改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理论体系就将面临被强证伪。
三、“经济人”假设的反思
尽管“经济人”假设坚持了自利最大化这个“硬核”，通过调整调整和修改和辅助性假设（例如增加人可以做出理性预期的假定）来避免被反驳，但仍有内在缺陷需要引起注意。
（一）基于功利主义建立起来的经济人的内在缺陷
无论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都是人性的利己性和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其共同的本质就是注重效率。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在分配环节也起作用，即使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可以完全竞争，但在分配环节是无法做到的，其根源在于功利主义的本质在于“总体原则或效率原则，根本不关心分配问题”。结合西斯蒙第和凯恩斯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分配决定收入，收入决定消费，进而决定生产，进而影响国民财富的增加；目前依靠劳动生存的人数在劳动总人数依然占大多数，同时大部分的消费也是他们决定的。在斯密看来，自由竞争可以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同时实现了国民财富的最大化。自由竞争可以用于消费、生产，然而无法用于分配，在分配中不同群体的利己性是具有对抗性的，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协调的。换句话说，市场机制在解决分配问题方面还十分有限。
（二）“看不见的手”能否引导经济人达到国民财富最大化
“囚徒困境”中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可知在没有个体间协调时理性行为时，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充分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竞争同时还包括合作，在个体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将产生集体之中不同的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是经济学的重要问题。如果通过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与个体与集体利益达到一致，那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可能通过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实现。利己最终目的都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最求自利最大化间接实现最终目标，还有赖于通过有意识的对功利主义者标准的遵守，以及对社会利益的关切为最终目标。
四、结语
总之，首先、“经济人”不等同于“社会人”或者现实人，它是对符合市场经济本质的合理抽象。其次、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经济人假设并非不变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断的调整。其三、对人的行为的认识需要不断吸收其他社会科学以及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如丹尼尔·卡内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展望理论将心理研究成果与经济融合到一起，拓展了面临风险时行为的认识。最后、经济人假设的致命缺陷源于其哲学基础功利主义，也是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不可协调的产物，同时我们看到了从经济的驱动力经济人出发，要达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或者经济持久高效的运作，必须加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法制建设以及对社会利益的关切。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假设，它不仅以系统的观念为基础，同时必须具备了开启这个系统所必不可少的的本质属性。经济学为了走向“硬”科学，模仿物理学的构建进而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其逻辑起点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孟德维尔在《蜜蜂寓言》（1714），指出“社会中个人的之间彼此服务依赖于人们有各种不同的需求。需要越复杂，就越来越多的个人发现为别人的利益服务，就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他们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休谟在《人性论》指出“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法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最早提出了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这一标语,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阐述了功利主义原理以及自利选择原理。亚当·斯密则进一步发展了利己主义的思想，明确指出利己是经济的动力所在并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为其建立的经济伦理体系奠定了基础；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扬了功利主义的精神，“一方面，他用经济学的语言“国名财富最大化”解释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他说明了如何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上达到功利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即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学奠定了功利主义的伦理框架”。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济人具有自利性。斯密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认为若要达到利己的目的需要借助利他为手段。若利己而不利他，从长远看也是行不通的。彼此间的利他和利己产生了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又将人们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了又有利于产生更广阔的共同利益。第二、经济人具有理性即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第三、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经济人与市场结合有效的增进了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也就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趋于一致。
二、“经济人”假说争论与其演变思路
经济人假说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其中最主要的争论是20世界50年代以后围绕着西蒙—莱本斯坦因和马克洛普—弗里德曼的经济人之争。历经三次大的争论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构成致命的威胁，反而令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经济学在模仿物理学的构建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公理化处理即经济人追求自利最大化。“自利最大化”在经济学中充当着公理的功能，但本身本并不是公理。经济学所面临着困境就是，一方面不希望其理论建立在不确定的条件上；另一方面又将对现实人的经济行为的抽象（经济人的自利最大化）充当公理，然后以此为基础推导出经济学大厦。如果经济人假说是的确是公理，通过逻辑推理架构起来的经济学那么就不会有争论。面对反例的冲击，若是为了维护经济学大厦而去维护原有“经济人”假设那么将是本末倒置，同时也违背辩证法的。形式逻辑之所以是静态的，是由于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态的基础。而辩证法之所以是动态的，在于它的基础是动态变化的。以客观存在为出发点，只有通过经济学基础的动态变化使基础不断稳固和提升，经济学大厦才能经受更大的冲击。不同时间段的经济人行为的内在规律没有必要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经济人假设或许比从静态的角度看更加合理。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首次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中明确提出理论中假设的现实性问题（即理论中的假设是否有必要与经验事实相符），切入了“经济人”假设争论的实质性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理论之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其假设之“现实”与否，而在于理论对所要解释现象的预测之正确与否，而预测之正确与否又是与理论假设之“现实”与否互不相关的。如果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由理论的预测能力来说明，那么观察和经验就不能依赖于观察者的理论或概念框架。否则就弗里德曼的论点将陷入一种理论和预测的循环论证的怪圈，即理论的正确与否由预测来证实，预测又依赖于别的理论，而这些别的理论的正确与否还得又由预测来证实,那么实证研究将使得理论不可证伪。不难发现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性”的观点，从证伪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非科学的。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必须从客观存在出发合理的抽象核心假设，不能脱离客观存在，理论的假设不能与事实向违背。从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MSRP），不难发现“经济人”假设（自利最大化）作为主流经济学中形而上学的“硬核”，“硬核”不仅是不可反驳的而且有“保护带”（保护带是由有许多辅助假说构成，一旦反例出现通过修改辅助假说来保护硬核不可反驳）。事实上“硬核”更多的是一种的对不可反驳的信仰，因为“硬核”并不禁止任何可能反驳“硬核”事情发生。
一方面世上没有不可代替的理论，另一方面即使被事實推翻了的理论是可以挽救的。挽救是有代价的，代价过高将得不偿失。理论研究在于提出一个理论逻辑，实证研究在于检验相互排斥或并存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理论逻辑的真伪和条件性，随着时间的变化条件性一旦改变可能今天被推翻的理论明天将重新启用。这也就意味着一次性彻底推翻某一理论或者理论核心假设是不太可能的，采取动态的核心假设的思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了强理论的生命力。西蒙提出了非理性人的假设，以及目前对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的研究等，这些都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互排斥和竞争。尽管非理性人假设被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但依旧不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对主流经济学而言毕竟维护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代价远比用非理性人假设或者其他假设替代的代价要小得多。弗里德曼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设，罗伯特.卢克斯不仅认为“经济人”是理性的同时还能做出理性预期。合理预期的理性经济人，使得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又恢复了生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演变思路就是通过不断的调整和修改辅助性假设来保全核心假设（自利最大化）。而通过调整和修改辅助性假设可以使理论体系（或者“硬核”）免受反驳毕竟是有限度的，一旦“保护带”的调整和修改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理论体系就将面临被强证伪。
三、“经济人”假设的反思
尽管“经济人”假设坚持了自利最大化这个“硬核”，通过调整调整和修改和辅助性假设（例如增加人可以做出理性预期的假定）来避免被反驳，但仍有内在缺陷需要引起注意。
（一）基于功利主义建立起来的经济人的内在缺陷
无论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都是人性的利己性和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其共同的本质就是注重效率。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在分配环节也起作用，即使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可以完全竞争，但在分配环节是无法做到的，其根源在于功利主义的本质在于“总体原则或效率原则，根本不关心分配问题”。结合西斯蒙第和凯恩斯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分配决定收入，收入决定消费，进而决定生产，进而影响国民财富的增加；目前依靠劳动生存的人数在劳动总人数依然占大多数，同时大部分的消费也是他们决定的。在斯密看来，自由竞争可以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同时实现了国民财富的最大化。自由竞争可以用于消费、生产，然而无法用于分配，在分配中不同群体的利己性是具有对抗性的，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协调的。换句话说，市场机制在解决分配问题方面还十分有限。
（二）“看不见的手”能否引导经济人达到国民财富最大化
“囚徒困境”中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可知在没有个体间协调时理性行为时，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充分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竞争同时还包括合作，在个体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将产生集体之中不同的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是经济学的重要问题。如果通过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与个体与集体利益达到一致，那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可能通过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实现。利己最终目的都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最求自利最大化间接实现最终目标，还有赖于通过有意识的对功利主义者标准的遵守，以及对社会利益的关切为最终目标。
四、结语
总之，首先、“经济人”不等同于“社会人”或者现实人，它是对符合市场经济本质的合理抽象。其次、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经济人假设并非不变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断的调整。其三、对人的行为的认识需要不断吸收其他社会科学以及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如丹尼尔·卡内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展望理论将心理研究成果与经济融合到一起，拓展了面临风险时行为的认识。最后、经济人假设的致命缺陷源于其哲学基础功利主义，也是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不可协调的产物，同时我们看到了从经济的驱动力经济人出发，要达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或者经济持久高效的运作，必须加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法制建设以及对社会利益的关切。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