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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与新文学运动究竟是否成功，在胡、吴当时似不可争，迄至今日似不必争。然而，一路衍绎下来的世局，其基本动力到底是源于文学的力量，还是道德的力量，抑或是文学与道德的“互动”，仍是一个问题。
一、两个“五十年”
1944年8月，吴宓感伤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幸，在日记中写道：“近五十年之中国乃以道德之堕落而致覆亡，决非兴起进步之时期也。（报载，杜聿明等邀谈，冯友兰乃云：“只需有法律，不必问道德”云云，可鄙孰甚。）”又说：“中国人今所最缺乏者，为宗教之精神与道德之意志。而欲救中国，舍此莫能为功。”自1944年上推五十年，乃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嗣后国人留学高潮迭起，吴宓自己也是这潮流中的一人。吴宓感同身受，觉察到本国社会道德的状况并非依循“进步”路线，乃是沿着“退步”路线发展，即使与留学运动没有直接关系，至少间接上是从西学的“传播”与“接受”上开始的。
1922年3月，胡适写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把自1883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分为四个阶段，并一一评价：
第一阶段是桐城古文中兴，“古文到了道光、咸丰的时代，空疏的方、姚派，怪癖的龚自珍派，都出来了……但‘桐城派、湘乡派’的中兴，也是暂时的，也不能持久的……再下一代，更成‘强弩之末’了。这一度的古文中兴，只可算是痨病将死的人的‘回光返照’，仍旧救不了古文的衰亡”。第二阶段是古文学的末期，受了时势的逼迫，古文“也不能不翻个新花样了”。胡适把这个“翻个新花样”的过程总结为“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第三阶段便是白话文学的出现。第四阶段是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近五年的文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老老实实的宣告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他们老老实实的宣言‘死文学’不能产生‘活文学’，他们老老实实的主张现在和将来的文学都非白话不可”。胡适总结道：“这个有意的主张，便是文学革命的特点，便是五年来这个运动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
和吴宓一样，胡先骕评论胡适此文，也是首先从文化上的“种种罪恶”谈文学上的“不良影响”。而胡适则只谈文学，不谈道德。
1923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势头更是十分强劲，胡适也因此赢得了很大的声望与拥护，所以他的自我感觉一直很好。而吴宓在这期间，经历了《学衡》的停刊、清华国学院停办等打击，心灰意冷，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十分失望。
1949年以后，吴宓作为著名的西洋文学教授，却辗转在俄文系、中文系、历史系上课。“文革”期间，吴宓更是饱受煎熬，身心俱损，最终于1978年1月17日，因病凄凉离开人世。“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是他临终前的遗语。
胡先骕说：“一种运动之价值初不系于其成败，而一时之风行亦不足为成功之徵。”国语与新文学运动究竟是否成功，在胡、吴当时似不可争，迄至今日似不必争。然而，一路衍绎下来的世局，其基本动力到底是源于文学的力量，还是道德的力量，抑或是文学与道德的“互动”，仍是一个问题。
二、学衡与“新派”
同样留学美国，同样学习西方文学，同样致力于学术道路，吴宓与胡适最终却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吴宓扛着《学衡》，孤掌难鸣，举步维艰；胡适举着“新文化”，一呼百应，大步向前。
吴宓非常反感胡适的所作所为，他多次在日记中表达这种不满，如“今日五四，联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讲庆祝。宓思胡适等白话文之倡，罪重未惩，举国昏瞀。心厌若辈所为，故终日深居简出”。又如“报载昨晚联大文艺晚会，诸人盛表五四身与之功，而痛诋中国之礼教与文学。读之愤怒已极，惜年衰力孤，由与彼辈争战”。吴宓认为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使“国粹丧失”，“毁灭吾国文字及历史，致民族精神无所寄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为了与“新派”抗衡，1922年，吴宓与梅光迪、刘伯明、胡先骕等创办《学衡》杂志，标榜“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其办刊宗旨，致力于翻译和介绍西方古代重要学术文艺及近世学者论学论文之作，批判五四新文学，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
《学衡》刊发很多抨击“新文学”与胡适的文章：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与《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吴宓《评新文化运动》，胡先骕《评（尝试集）》与《说今日教育之危机》，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等。他们批评“新派”是“伪学者、伪文士”，是诡辩家，是政客，是沽名钓誉、贪慕虚荣之徒，“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鸩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牛非马，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在吴宓等人看来，所谓新文化者，推行全盘“欧化”，且认为“须先灭绝国粹而后始可输入欧化”，但他们本身“于西洋文明之精要”，却“鲜有贯通而彻悟者”。
面对吴宓等人的批判，胡适却显得云淡风轻，他收到《学衡》创刊号时，戏做一首打油诗《学衡》：“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讥讽之意显而易见。1926年，在某次与梅光迪偶遇时，还称“别后两年，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相比吴宓、梅光迪的严肃正经，胡适好像很是“大度”“不计较”的样子。
早在1923年，即《学衡》出版不过第二年，胡适便为这场“新旧文学之争”下了结论：“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经破产了！”当然，胡适说的也没错，“反对党”从一开始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注定悲剧。《学衡》的发展一直不顺利，虽然吴宓视“《学衡》为我之事业”，称“人之知我以《学衡》”，决定“冒万难而竭死力”，使《学衡》不至停刊。但因种种驱迫：“（一）外界之阻难，（二）世人对宓等之冷落，（三）同志之萧条及离异”。1933年，《学衡》在艰难苦撑11年后，宣告停刊。对此，吴宓感到万分失落与痛心，他道：“细思中西古今政治文学往史，大率守道从真、博学雄文者，其流辈莫不失败困穷。而诡辩纵横、功利营谋者，往往成巨功、享大名，为当世所尊崇，极人间之荣贵。今胡适等愈登盛显，而吾侪乃益销沉沦落。二十五年以来，此两派之盛衰适成反比例。而中国之文教学德乃全澌灭毁弃，而无人能道及或追惜者矣。岂不痛哉！” 虽然，《学衡》最终没能战胜“新文化”，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仍有重要的意义。1926年，楼光来先生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中对《学衡》做了很中肯的评价，他写道：“他们（吴宓等人）办起了一本名为《学衡》的杂志，旨在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保留中国知识界的伟大传统并反对上文描述的新运动。它是一本有其独到之处的好杂志，但它与时下流行的趋势背道而驰，且没有标语和战斗口号以激发大众的想象力；自然它对普通学生和大众造成的影响不会太大。不过，它批判了地方主义运动的泛滥及沽名钓誉之人恶行的猖獗，为道德等诸方面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补充和纠错的作用。”梅光迪本人也说：“这样的一次运动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得到公平的待遇，在现今的状况下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它与中国思想界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与努力想要建立和接受的东西完全背道而驰。”
三、国粹与新知
从学理上说，中国人的全盘西化恰恰违背了西洋学术“自由”“独立”的精神。
梅光迪在其《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一文中道：“一个中国人，把他在西子湖畔的神圣家园推倒，在这座举世闻名的，无论是历史意义还是艺术成就都无可匹敌的中国的国家花园里，建起了‘新泽西厂房’，诸如此类的人在工厂、银行、政府机构及学术界都是无处不有。整个中国的上空都回响着他们的‘发展计划’”，“如今在中国的教育、政治和思想领域扮演着主角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已经完全西化，对自己的精神家园缺乏起码的理解和热爱，因而在国内他们反而成了外国人……”这便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学习外国文学，难道是为了成为外国人？
1929年，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两年后，陈寅恪先生曾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碑铭》以表哀思，盛赞王国维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赞赏的是王国维坚守中国文化的文化本位立场，不为西学所震、丧失自己权威的精神，王国维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但作为中国人，他首先考虑的是中国文化的本位，要求以中国文化为本建设新文化。何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意味着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产生与发展道路，不受任何外来文化的控制；“自由”，便是说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却绝对不能被外来文化束缚、吞噬。这其中便有了反对文化殖民的意味。
吴宓这样比喻中西文化在他心中的位置：“宓设二马之喻……（宓）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蛰之，又以二手坚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我其奈之何哉？”吴宓努力想要平衡中西文化的发展，希望两种文化能“比肩同进”。他认为只要“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收并蓄，相得益彰”。
在哈佛求学时，因导师白璧德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时局，受其影响，吴宓更是十分注重研究中国文学，希望能向西方传播中国之文化。梅光迪也曾叹息中国文学难为世界所知，“文学之所以必宣传者，有三道焉。一者国与国之了解，必资于文学也。二者增国家之尊荣，使人消其轻视之心也。三者已有美物，宜公之于世也。国人昧于此道，莫或注意宣传。Giles尝为之叹日：‘中国有若斯之文学，而不欲自显于世，其赋性之特异，诚使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也。”’1901年，Giles出版了最早一部西方人的著作《中国文学史》。
回国后，吴宓与梅光迪等创办《学衡》，希望能完成留学时的理想：“归国后，必当符旧约，与梅君等，共办学报一种，以持正论而辟邪说。”所谓“正论”，便是《学衡》所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邪说”，自然是说“新派”所倡“新文化”了。《学衡》以“衡”名之，似乎有在中西文化中“求衡”的意味。吴宓等在《学衡》上开辟“述学”专栏，负责“昌明国粹”，发表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便在该栏连载，王国维也在此栏发表一系列“考古述学”的文章。并在“文苑”栏刊载旧体诗词文赋，以及用文言翻译的外国诗作、文章。
而对于西方文化，吴宓一直保有清醒的认识，他常劝诫青年学生“首宜虚心，苟能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引，精研深造，如于西洋之哲理文章等，洞明熟习，以其上者为标准，则得知西方学问之真际……”关于“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他说：“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多读西文佳书”，便是说西方的文学作品也并不是全都好，要懂得去其糟粕。
何为佳书？梅光迪说：“故介绍西洋文化，必有确定之标准，而此标准又可分两层言之，（一）所介绍者，须其本体有正当之价值……介绍一种思想，当先审其本体之价值，而其本体之价值，当取决于少数贤哲，不当以众人之好尚为归。亚里士多德尝言，一事真相之定断，当从贤哲，否则徒知‘顺应世界潮流’，而不知其本体之价值，亦将为世界贤哲所窃笑矣。（二）所介绍者，即已认其本体之有价值，当以适用于吾国为断。适用云者，或以其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取之足收培养扩大之功，如雨露肥料之于植物然。或以其为吾国向所缺乏，可截长以补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也……”可见，西方能称之为佳书者，必有独立的自身价值，而且须适用于中国。这两点要求，现今看来，依然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当日之学生
《吴宓日记》中对当时学生的批评很多：
1926年10月26日：
赴大二级师生茶话会，学生纷纷有所陈说，闻之心滋不怿。以今日学生浅薄之见解，骄横之态度，不特教育难于收功，即为教员者亦难于自处矣。 1927年6月17日：
今人但计一己之功名权利，而毫不顾责任道德。关于前者（利害）有所提倡，则众成赞成。关于后者（是非）有所论议，则众咸訿笑。此种情形，尤以今之学生界为甚。前途情形，可预知矣。
1927年8月4日：
寓宅前院新住艺专学生数人。共三人。毫不用功，而常邀男女友朋（皆学生）裸其上身，在院中叉麻雀牌，至深夜不休。晨起又续为之，若此类之学生，盈千累万，虚糜父兄之金钱，而事荒嬉。中国之前途，尚可问哉？
1944年8月20日：
至成都学生，多富豪子弟，又入青红帮，长日坐茶馆，骄奢淫浃，而不务学。……由是益信，近五十年之中国乃以道德之堕落而致覆亡，决非兴起进步之时期也。
1944年12月15日：
按燕京男女学生，亲热而有礼貌，又整洁英爽，甚为可爱。惜皆读中西书过少。故宓评之为“质美而未学”云。
可见，吴宓对学生在学习态度与品德修养方面有诸多不满，他曾直言清华学生的缺点，称其缺乏“渊博之学问，深邃之思想，卓越之识见，奇特之志节”。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吴宓认为是清华一力仿照美国大学的教育，而美国教育本身就存在问题：“美国人之通性，重实际而蔑理想。其注重农工商业，注重经济社会等学，不必论矣。即其文学艺术等等，亦多不能超出实际。……杜威其倡导之哲学，仍不脱实验及实用之范围，故偏而不全，滞而不得出”，所以，“清华既一力仿美国教育，故美国教育之短长得失，亦均移植于清华……夫清华不能取美国教育之长而弃其短，固为遗憾”。并且，“本校最可伤心之事，厥为糜费耗财，而不能聘得优良教员。有学有识之士，如张孟劬、柳翼谋先生，及汤用彤、楼光来诸君，不获受聘。而纨绔流氓式之留美学生、毫无学问者，则来者曰众。而校内各方又皆横生意见，各殖势力。对于高士，则妄加阻碍，而不使其来前；对于庸碌之小人，则不厌成全，俾其人到此为吾私党。于是清华之人才，遂成江河日下之局矣”。
吴宓认为开设外文系的目的，是为了学生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丙）造就国内所需要之精通外国语文人才；（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早在1925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吴宓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时，他便开始着手制订外文系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并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来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提出该系的培养目标为“博雅之士”。而据吴宓的朋友、学生后来的回忆，吴宓也践行了这一目标。
吴宓教授认为外文系学生应该（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丁）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戊）交流东西方的思想。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恐怕只好用一个“雅”字；陈福田教授和吴先生相反，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大约可以用一个“俗”字。吴先生更了解古代西洋文明的精神，陈先生更了解当代美国文化的精神；吴先生熟读西方诗学名著，陈先生广读西方文学名著；吴先生用《吴宓诗集》丰富了当时的中国旧文学，陈先生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向西方传播了中国的新文学；吴先生沟通了东方的孔子和西方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陈先生却主要是向东方传播了西方的人道主义世俗思想。
文学批评课内容很多，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朗加纳斯的《论崇高》、但丁的《论俗语》、亚·波普的《论批评》和《论人》、莱辛的《拉孔奥》……大多是古代作品。吴先生的讲义主要是阅读指要，提纲挈领，阐明重点。一叠又一叠地发下来，叫我们目不暇接，读得好苦。但很显然，他这课备得更苦，抉深剔微，深入浅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吴先生的备课和教学是非常扎实的。
《吴宓日记》有一段关于《文学与人生》课程记分的标准，从中也能窥见他对学问的态度：
此次记分等第之标准：
一、本学期读书甚多。
二、所读为重要且难读之书。
三、所读系文言旧籍或英文原本（如Paradise Lost）。
四、所读与本科所讲有关，可作参证。
五、所述感想及事实，皆系本人生活经验。又皆发自本心。真挚切实，不矫不饰。
六、所述见解或疑问，皆聆本科堂上所讲而得启发，于是推衍之、勘证之。——尤以能应用一多One in Many之原理，而得当者。
七、无论文言、白话、英文，文笔优美，Good Style，字句少错误。
八、书写工整，不惜时力。英文Type—Written者尤善。
九、不取（1）已有成见，全同某党某派之主张者。（2）专读最近出版之语体书或西洋小说之汉译本。（3）钞录、编辑文学史或哲学书之一段（如今日通行之短文）。
吴宓是在保留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有所选择地学习西方文化。与时人浮躁激进相比，显得冷静自持。
五、吴宓之所学
1918年，24岁的吴宓遇到了两个对他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梅光迪与白璧德，他的人生道路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1918年7月，吴宓赴波士顿入哈佛大学暑期学校，与师从白璧德的梅光迪相识。吴宓在其《自编年谱》中道：“彼（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始创立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故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而吴宓的“文学思想态度，正合于梅君之理想标准”，所以，梅光迪主动与其相交，并“屡次作竟日谈”，“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后，梅光迪“为宓讲述白璧德教授及其知友穆尔的学说，立取两先生所著之书，借与宓读。又引宓至白璧德先生寓宅拜见白璧德先生，奉以为师”。 受白璧德的影响，吴宓十分推崇阿诺德，自称为“东方阿诺德”，并道“宓等之本志，则欲效Matthew Arnold（马修·阿诺德）之正大光明，平和刚健，为世人之导师，因势利导，顺水行舟。今后境遇如斯，志业全挫，岂不辜负初心也哉！但顾一身，著作诗文小说以自乐，不谈世事，不问实功，固宓之所好，然终不忍恝然为之耳”。
在阿诺德看来，所谓“文化”，就是“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即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文化。他认为“真正的优雅和宁静是古希腊和希腊艺术提供的那种令人钦慕的完美理想的优雅和宁静——这宁静来自在不同观念之间建立的秩序和和谐”，阿诺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科技不断发展创新，一切事物都处在新旧交替之际，科技的发展直接导致旧传统的崩溃和失落。整个社会处在“混乱与转折中……旧的模式、旧的观念、古老的体系都被扔进熔炉；它们在熔合——它们必须重新被打造一新：谁能知道在新的模子下会出来什么样的东西？”所以，阿诺德推崇以古希腊文化精髓实现人性的完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对抗工业社会的无序发展，他说：“文化的作用在我们现代显得尤其重要，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我们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吴宓所处之环境与阿诺德相似，民国时期，到处宣扬“实业救国”，“发展科学”等思想，吴宓对此十分反感，“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他认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只有“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至若凡时凡地，均可用之”。
新人文主义是吴宓文学思想的核心，他致力于在中国宣传新人文主义学说。《学衡》自第3期开始译介白璧德及人文主义学说：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吴宓、陈训慈译《葛兰坚论新》，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还有与人文主义相关的文章，如缪凤林《希腊之精神》，景昌极译《柏拉图语录之苏格拉底自辨文》等。
吴宓将文学定义为“世界上表达出来的最佳思想和言论”，并说，“从人文主义的观点来说，文学‘是关于人的——不是关于神的，也不是关于自然的’，‘是关于每个男人或女人——不是关于民族、国家、家庭、或社会的或经济的阶层，等”’。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是人生的自我完善，而他所认为的人生包括：“物质的，智力的，道德的，精神的生活；私人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活；外在的与内心的生活；世间的生活与出世间的生活”。
这又与胡适的观点恰恰相反。胡适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为了证明林纾等将外国小说翻译成文言文是错误的，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间，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觉悟了什么呢？从字面意思来看，他想说的是文言文没有“市场”。可见，在胡适看来，文学是为“市场”服务的，是用来赚钱的。
也许胡适与吴宓都是对的，“文学的革命”与“道德的退化”都应验了，而二者的同时成立则恰恰表明了文学与道德的反比关系。
六、外国之文学
从清末开始，中国便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外国文学，可是，所谓的外国文学，确切来说，不过是英国文学而已。当然，当大部分国家都在模仿英国，中国这样的选择就“无可厚非”了。毕竟，美国一直是英国的翻版，日本比中国更早“学习”欧美。
那么，英国文学究竟是什么呢？
程巍在其《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一书中这样说：
所谓后现代文化，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文化，它以“市场”为特征，对应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政治。
“后现代文化”，即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一种无深度、游戏的、注重交换价值的文化，一种地地道道的民主文化，迥异于阿诺德时代的那种等级制的、严肃的、注重“价值”的文化。
关于英国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他说：
在那个时代，“英国文学”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劳动大众以及英属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人的读物，而英国文学作为一门课程，也是在诸如机械学院、女子学校、工人学院以及大学附属夜校等具有中下层中产阶级和大众色彩的教育机构中最先设置的，而最早的英国文学系则设立于英帝国的文化边缘地带……为的是“向英国公学和牛津、剑桥这个难以进入的小圈子之外的人提供一种简便的‘人文’教育”。不那么简便的人文教育当然是指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载体的古典文化。
英国文学进入牛津和剑桥，并体制化为一个院系，是1910年代的事。事实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才出现第一批“英国文学教授”。
英国文学教授和英文系大约出现在这一时期，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和学院开始设立英国文学教授和英文系，而直到进入20世纪，剑桥才开始授予英国文学学位。
这意思便是说，英国文学一开始就是上不了台面的，是被本国学者所排斥的，是英帝国拿来作为殖民统治的工具的。英国不要的，我们却全盘接收了。梅光迪说：“他们所谓的西方化真理实际上一无是处，其实质不过是五十年前马修·阿诺德（Marthew Arnold）就已讽刺过的‘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他们”，指的是“新文化派”。阿诺德曾把18世纪英国文学讥为“外省的二流文学”，说19世纪前25年的英国诗歌“莫名其妙”。
1927年2月26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教课而外，仅读刘奇蜂君自美寄赠之“Civilization vs Civilations”（一种文明与多种文明的对抗）（Summary&Criticism of Spengler’“dedine of the west”）（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摘要及评论）此书关系重大，须译述之，以供国人之诵读也。
根据施本格勒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没落，西方文化正处于暮色之中，它将成为大规模生产和实利主义的牺牲品。吴宓意识到在所谓的“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下，中国“文字已擅改，历史不存。教化学术，悉秉承于美、俄，即中国名号犹在，甚至人民安富尊荣，其国魂已丧失，精神已荡灭。我辈生息此国中，所感直如异国异世之人”。他希望国人能对西方文化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在“西学”中迷失自我。
1927年，王国维先生自尽后，吴宓在日记中写道：“王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洪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如今看来，吴宓应该是信守了他的誓言。
（责任编辑 袁剑）
一、两个“五十年”
1944年8月，吴宓感伤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幸，在日记中写道：“近五十年之中国乃以道德之堕落而致覆亡，决非兴起进步之时期也。（报载，杜聿明等邀谈，冯友兰乃云：“只需有法律，不必问道德”云云，可鄙孰甚。）”又说：“中国人今所最缺乏者，为宗教之精神与道德之意志。而欲救中国，舍此莫能为功。”自1944年上推五十年，乃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嗣后国人留学高潮迭起，吴宓自己也是这潮流中的一人。吴宓感同身受，觉察到本国社会道德的状况并非依循“进步”路线，乃是沿着“退步”路线发展，即使与留学运动没有直接关系，至少间接上是从西学的“传播”与“接受”上开始的。
1922年3月，胡适写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把自1883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分为四个阶段，并一一评价：
第一阶段是桐城古文中兴，“古文到了道光、咸丰的时代，空疏的方、姚派，怪癖的龚自珍派，都出来了……但‘桐城派、湘乡派’的中兴，也是暂时的，也不能持久的……再下一代，更成‘强弩之末’了。这一度的古文中兴，只可算是痨病将死的人的‘回光返照’，仍旧救不了古文的衰亡”。第二阶段是古文学的末期，受了时势的逼迫，古文“也不能不翻个新花样了”。胡适把这个“翻个新花样”的过程总结为“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第三阶段便是白话文学的出现。第四阶段是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近五年的文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老老实实的宣告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他们老老实实的宣言‘死文学’不能产生‘活文学’，他们老老实实的主张现在和将来的文学都非白话不可”。胡适总结道：“这个有意的主张，便是文学革命的特点，便是五年来这个运动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
和吴宓一样，胡先骕评论胡适此文，也是首先从文化上的“种种罪恶”谈文学上的“不良影响”。而胡适则只谈文学，不谈道德。
1923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势头更是十分强劲，胡适也因此赢得了很大的声望与拥护，所以他的自我感觉一直很好。而吴宓在这期间，经历了《学衡》的停刊、清华国学院停办等打击，心灰意冷，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十分失望。
1949年以后，吴宓作为著名的西洋文学教授，却辗转在俄文系、中文系、历史系上课。“文革”期间，吴宓更是饱受煎熬，身心俱损，最终于1978年1月17日，因病凄凉离开人世。“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是他临终前的遗语。
胡先骕说：“一种运动之价值初不系于其成败，而一时之风行亦不足为成功之徵。”国语与新文学运动究竟是否成功，在胡、吴当时似不可争，迄至今日似不必争。然而，一路衍绎下来的世局，其基本动力到底是源于文学的力量，还是道德的力量，抑或是文学与道德的“互动”，仍是一个问题。
二、学衡与“新派”
同样留学美国，同样学习西方文学，同样致力于学术道路，吴宓与胡适最终却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吴宓扛着《学衡》，孤掌难鸣，举步维艰；胡适举着“新文化”，一呼百应，大步向前。
吴宓非常反感胡适的所作所为，他多次在日记中表达这种不满，如“今日五四，联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讲庆祝。宓思胡适等白话文之倡，罪重未惩，举国昏瞀。心厌若辈所为，故终日深居简出”。又如“报载昨晚联大文艺晚会，诸人盛表五四身与之功，而痛诋中国之礼教与文学。读之愤怒已极，惜年衰力孤，由与彼辈争战”。吴宓认为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使“国粹丧失”，“毁灭吾国文字及历史，致民族精神无所寄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为了与“新派”抗衡，1922年，吴宓与梅光迪、刘伯明、胡先骕等创办《学衡》杂志，标榜“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其办刊宗旨，致力于翻译和介绍西方古代重要学术文艺及近世学者论学论文之作，批判五四新文学，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
《学衡》刊发很多抨击“新文学”与胡适的文章：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与《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吴宓《评新文化运动》，胡先骕《评（尝试集）》与《说今日教育之危机》，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等。他们批评“新派”是“伪学者、伪文士”，是诡辩家，是政客，是沽名钓誉、贪慕虚荣之徒，“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鸩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牛非马，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在吴宓等人看来，所谓新文化者，推行全盘“欧化”，且认为“须先灭绝国粹而后始可输入欧化”，但他们本身“于西洋文明之精要”，却“鲜有贯通而彻悟者”。
面对吴宓等人的批判，胡适却显得云淡风轻，他收到《学衡》创刊号时，戏做一首打油诗《学衡》：“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讥讽之意显而易见。1926年，在某次与梅光迪偶遇时，还称“别后两年，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相比吴宓、梅光迪的严肃正经，胡适好像很是“大度”“不计较”的样子。
早在1923年，即《学衡》出版不过第二年，胡适便为这场“新旧文学之争”下了结论：“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经破产了！”当然，胡适说的也没错，“反对党”从一开始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注定悲剧。《学衡》的发展一直不顺利，虽然吴宓视“《学衡》为我之事业”，称“人之知我以《学衡》”，决定“冒万难而竭死力”，使《学衡》不至停刊。但因种种驱迫：“（一）外界之阻难，（二）世人对宓等之冷落，（三）同志之萧条及离异”。1933年，《学衡》在艰难苦撑11年后，宣告停刊。对此，吴宓感到万分失落与痛心，他道：“细思中西古今政治文学往史，大率守道从真、博学雄文者，其流辈莫不失败困穷。而诡辩纵横、功利营谋者，往往成巨功、享大名，为当世所尊崇，极人间之荣贵。今胡适等愈登盛显，而吾侪乃益销沉沦落。二十五年以来，此两派之盛衰适成反比例。而中国之文教学德乃全澌灭毁弃，而无人能道及或追惜者矣。岂不痛哉！” 虽然，《学衡》最终没能战胜“新文化”，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仍有重要的意义。1926年，楼光来先生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中对《学衡》做了很中肯的评价，他写道：“他们（吴宓等人）办起了一本名为《学衡》的杂志，旨在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保留中国知识界的伟大传统并反对上文描述的新运动。它是一本有其独到之处的好杂志，但它与时下流行的趋势背道而驰，且没有标语和战斗口号以激发大众的想象力；自然它对普通学生和大众造成的影响不会太大。不过，它批判了地方主义运动的泛滥及沽名钓誉之人恶行的猖獗，为道德等诸方面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补充和纠错的作用。”梅光迪本人也说：“这样的一次运动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得到公平的待遇，在现今的状况下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它与中国思想界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与努力想要建立和接受的东西完全背道而驰。”
三、国粹与新知
从学理上说，中国人的全盘西化恰恰违背了西洋学术“自由”“独立”的精神。
梅光迪在其《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一文中道：“一个中国人，把他在西子湖畔的神圣家园推倒，在这座举世闻名的，无论是历史意义还是艺术成就都无可匹敌的中国的国家花园里，建起了‘新泽西厂房’，诸如此类的人在工厂、银行、政府机构及学术界都是无处不有。整个中国的上空都回响着他们的‘发展计划’”，“如今在中国的教育、政治和思想领域扮演着主角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已经完全西化，对自己的精神家园缺乏起码的理解和热爱，因而在国内他们反而成了外国人……”这便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学习外国文学，难道是为了成为外国人？
1929年，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两年后，陈寅恪先生曾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碑铭》以表哀思，盛赞王国维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赞赏的是王国维坚守中国文化的文化本位立场，不为西学所震、丧失自己权威的精神，王国维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但作为中国人，他首先考虑的是中国文化的本位，要求以中国文化为本建设新文化。何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意味着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产生与发展道路，不受任何外来文化的控制；“自由”，便是说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却绝对不能被外来文化束缚、吞噬。这其中便有了反对文化殖民的意味。
吴宓这样比喻中西文化在他心中的位置：“宓设二马之喻……（宓）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蛰之，又以二手坚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我其奈之何哉？”吴宓努力想要平衡中西文化的发展，希望两种文化能“比肩同进”。他认为只要“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收并蓄，相得益彰”。
在哈佛求学时，因导师白璧德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时局，受其影响，吴宓更是十分注重研究中国文学，希望能向西方传播中国之文化。梅光迪也曾叹息中国文学难为世界所知，“文学之所以必宣传者，有三道焉。一者国与国之了解，必资于文学也。二者增国家之尊荣，使人消其轻视之心也。三者已有美物，宜公之于世也。国人昧于此道，莫或注意宣传。Giles尝为之叹日：‘中国有若斯之文学，而不欲自显于世，其赋性之特异，诚使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也。”’1901年，Giles出版了最早一部西方人的著作《中国文学史》。
回国后，吴宓与梅光迪等创办《学衡》，希望能完成留学时的理想：“归国后，必当符旧约，与梅君等，共办学报一种，以持正论而辟邪说。”所谓“正论”，便是《学衡》所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而“邪说”，自然是说“新派”所倡“新文化”了。《学衡》以“衡”名之，似乎有在中西文化中“求衡”的意味。吴宓等在《学衡》上开辟“述学”专栏，负责“昌明国粹”，发表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便在该栏连载，王国维也在此栏发表一系列“考古述学”的文章。并在“文苑”栏刊载旧体诗词文赋，以及用文言翻译的外国诗作、文章。
而对于西方文化，吴宓一直保有清醒的认识，他常劝诫青年学生“首宜虚心，苟能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引，精研深造，如于西洋之哲理文章等，洞明熟习，以其上者为标准，则得知西方学问之真际……”关于“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他说：“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多读西文佳书”，便是说西方的文学作品也并不是全都好，要懂得去其糟粕。
何为佳书？梅光迪说：“故介绍西洋文化，必有确定之标准，而此标准又可分两层言之，（一）所介绍者，须其本体有正当之价值……介绍一种思想，当先审其本体之价值，而其本体之价值，当取决于少数贤哲，不当以众人之好尚为归。亚里士多德尝言，一事真相之定断，当从贤哲，否则徒知‘顺应世界潮流’，而不知其本体之价值，亦将为世界贤哲所窃笑矣。（二）所介绍者，即已认其本体之有价值，当以适用于吾国为断。适用云者，或以其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取之足收培养扩大之功，如雨露肥料之于植物然。或以其为吾国向所缺乏，可截长以补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也……”可见，西方能称之为佳书者，必有独立的自身价值，而且须适用于中国。这两点要求，现今看来，依然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当日之学生
《吴宓日记》中对当时学生的批评很多：
1926年10月26日：
赴大二级师生茶话会，学生纷纷有所陈说，闻之心滋不怿。以今日学生浅薄之见解，骄横之态度，不特教育难于收功，即为教员者亦难于自处矣。 1927年6月17日：
今人但计一己之功名权利，而毫不顾责任道德。关于前者（利害）有所提倡，则众成赞成。关于后者（是非）有所论议，则众咸訿笑。此种情形，尤以今之学生界为甚。前途情形，可预知矣。
1927年8月4日：
寓宅前院新住艺专学生数人。共三人。毫不用功，而常邀男女友朋（皆学生）裸其上身，在院中叉麻雀牌，至深夜不休。晨起又续为之，若此类之学生，盈千累万，虚糜父兄之金钱，而事荒嬉。中国之前途，尚可问哉？
1944年8月20日：
至成都学生，多富豪子弟，又入青红帮，长日坐茶馆，骄奢淫浃，而不务学。……由是益信，近五十年之中国乃以道德之堕落而致覆亡，决非兴起进步之时期也。
1944年12月15日：
按燕京男女学生，亲热而有礼貌，又整洁英爽，甚为可爱。惜皆读中西书过少。故宓评之为“质美而未学”云。
可见，吴宓对学生在学习态度与品德修养方面有诸多不满，他曾直言清华学生的缺点，称其缺乏“渊博之学问，深邃之思想，卓越之识见，奇特之志节”。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吴宓认为是清华一力仿照美国大学的教育，而美国教育本身就存在问题：“美国人之通性，重实际而蔑理想。其注重农工商业，注重经济社会等学，不必论矣。即其文学艺术等等，亦多不能超出实际。……杜威其倡导之哲学，仍不脱实验及实用之范围，故偏而不全，滞而不得出”，所以，“清华既一力仿美国教育，故美国教育之短长得失，亦均移植于清华……夫清华不能取美国教育之长而弃其短，固为遗憾”。并且，“本校最可伤心之事，厥为糜费耗财，而不能聘得优良教员。有学有识之士，如张孟劬、柳翼谋先生，及汤用彤、楼光来诸君，不获受聘。而纨绔流氓式之留美学生、毫无学问者，则来者曰众。而校内各方又皆横生意见，各殖势力。对于高士，则妄加阻碍，而不使其来前；对于庸碌之小人，则不厌成全，俾其人到此为吾私党。于是清华之人才，遂成江河日下之局矣”。
吴宓认为开设外文系的目的，是为了学生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丙）造就国内所需要之精通外国语文人才；（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早在1925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吴宓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时，他便开始着手制订外文系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并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来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提出该系的培养目标为“博雅之士”。而据吴宓的朋友、学生后来的回忆，吴宓也践行了这一目标。
吴宓教授认为外文系学生应该（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丁）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戊）交流东西方的思想。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恐怕只好用一个“雅”字；陈福田教授和吴先生相反，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大约可以用一个“俗”字。吴先生更了解古代西洋文明的精神，陈先生更了解当代美国文化的精神；吴先生熟读西方诗学名著，陈先生广读西方文学名著；吴先生用《吴宓诗集》丰富了当时的中国旧文学，陈先生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向西方传播了中国的新文学；吴先生沟通了东方的孔子和西方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陈先生却主要是向东方传播了西方的人道主义世俗思想。
文学批评课内容很多，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朗加纳斯的《论崇高》、但丁的《论俗语》、亚·波普的《论批评》和《论人》、莱辛的《拉孔奥》……大多是古代作品。吴先生的讲义主要是阅读指要，提纲挈领，阐明重点。一叠又一叠地发下来，叫我们目不暇接，读得好苦。但很显然，他这课备得更苦，抉深剔微，深入浅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吴先生的备课和教学是非常扎实的。
《吴宓日记》有一段关于《文学与人生》课程记分的标准，从中也能窥见他对学问的态度：
此次记分等第之标准：
一、本学期读书甚多。
二、所读为重要且难读之书。
三、所读系文言旧籍或英文原本（如Paradise Lost）。
四、所读与本科所讲有关，可作参证。
五、所述感想及事实，皆系本人生活经验。又皆发自本心。真挚切实，不矫不饰。
六、所述见解或疑问，皆聆本科堂上所讲而得启发，于是推衍之、勘证之。——尤以能应用一多One in Many之原理，而得当者。
七、无论文言、白话、英文，文笔优美，Good Style，字句少错误。
八、书写工整，不惜时力。英文Type—Written者尤善。
九、不取（1）已有成见，全同某党某派之主张者。（2）专读最近出版之语体书或西洋小说之汉译本。（3）钞录、编辑文学史或哲学书之一段（如今日通行之短文）。
吴宓是在保留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有所选择地学习西方文化。与时人浮躁激进相比，显得冷静自持。
五、吴宓之所学
1918年，24岁的吴宓遇到了两个对他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梅光迪与白璧德，他的人生道路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1918年7月，吴宓赴波士顿入哈佛大学暑期学校，与师从白璧德的梅光迪相识。吴宓在其《自编年谱》中道：“彼（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始创立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故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而吴宓的“文学思想态度，正合于梅君之理想标准”，所以，梅光迪主动与其相交，并“屡次作竟日谈”，“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后，梅光迪“为宓讲述白璧德教授及其知友穆尔的学说，立取两先生所著之书，借与宓读。又引宓至白璧德先生寓宅拜见白璧德先生，奉以为师”。 受白璧德的影响，吴宓十分推崇阿诺德，自称为“东方阿诺德”，并道“宓等之本志，则欲效Matthew Arnold（马修·阿诺德）之正大光明，平和刚健，为世人之导师，因势利导，顺水行舟。今后境遇如斯，志业全挫，岂不辜负初心也哉！但顾一身，著作诗文小说以自乐，不谈世事，不问实功，固宓之所好，然终不忍恝然为之耳”。
在阿诺德看来，所谓“文化”，就是“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即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文化。他认为“真正的优雅和宁静是古希腊和希腊艺术提供的那种令人钦慕的完美理想的优雅和宁静——这宁静来自在不同观念之间建立的秩序和和谐”，阿诺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科技不断发展创新，一切事物都处在新旧交替之际，科技的发展直接导致旧传统的崩溃和失落。整个社会处在“混乱与转折中……旧的模式、旧的观念、古老的体系都被扔进熔炉；它们在熔合——它们必须重新被打造一新：谁能知道在新的模子下会出来什么样的东西？”所以，阿诺德推崇以古希腊文化精髓实现人性的完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对抗工业社会的无序发展，他说：“文化的作用在我们现代显得尤其重要，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我们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吴宓所处之环境与阿诺德相似，民国时期，到处宣扬“实业救国”，“发展科学”等思想，吴宓对此十分反感，“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他认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只有“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至若凡时凡地，均可用之”。
新人文主义是吴宓文学思想的核心，他致力于在中国宣传新人文主义学说。《学衡》自第3期开始译介白璧德及人文主义学说：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吴宓、陈训慈译《葛兰坚论新》，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还有与人文主义相关的文章，如缪凤林《希腊之精神》，景昌极译《柏拉图语录之苏格拉底自辨文》等。
吴宓将文学定义为“世界上表达出来的最佳思想和言论”，并说，“从人文主义的观点来说，文学‘是关于人的——不是关于神的，也不是关于自然的’，‘是关于每个男人或女人——不是关于民族、国家、家庭、或社会的或经济的阶层，等”’。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是人生的自我完善，而他所认为的人生包括：“物质的，智力的，道德的，精神的生活；私人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活；外在的与内心的生活；世间的生活与出世间的生活”。
这又与胡适的观点恰恰相反。胡适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为了证明林纾等将外国小说翻译成文言文是错误的，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间，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觉悟了什么呢？从字面意思来看，他想说的是文言文没有“市场”。可见，在胡适看来，文学是为“市场”服务的，是用来赚钱的。
也许胡适与吴宓都是对的，“文学的革命”与“道德的退化”都应验了，而二者的同时成立则恰恰表明了文学与道德的反比关系。
六、外国之文学
从清末开始，中国便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外国文学，可是，所谓的外国文学，确切来说，不过是英国文学而已。当然，当大部分国家都在模仿英国，中国这样的选择就“无可厚非”了。毕竟，美国一直是英国的翻版，日本比中国更早“学习”欧美。
那么，英国文学究竟是什么呢？
程巍在其《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一书中这样说：
所谓后现代文化，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文化，它以“市场”为特征，对应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政治。
“后现代文化”，即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一种无深度、游戏的、注重交换价值的文化，一种地地道道的民主文化，迥异于阿诺德时代的那种等级制的、严肃的、注重“价值”的文化。
关于英国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他说：
在那个时代，“英国文学”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劳动大众以及英属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人的读物，而英国文学作为一门课程，也是在诸如机械学院、女子学校、工人学院以及大学附属夜校等具有中下层中产阶级和大众色彩的教育机构中最先设置的，而最早的英国文学系则设立于英帝国的文化边缘地带……为的是“向英国公学和牛津、剑桥这个难以进入的小圈子之外的人提供一种简便的‘人文’教育”。不那么简便的人文教育当然是指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载体的古典文化。
英国文学进入牛津和剑桥，并体制化为一个院系，是1910年代的事。事实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才出现第一批“英国文学教授”。
英国文学教授和英文系大约出现在这一时期，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和学院开始设立英国文学教授和英文系，而直到进入20世纪，剑桥才开始授予英国文学学位。
这意思便是说，英国文学一开始就是上不了台面的，是被本国学者所排斥的，是英帝国拿来作为殖民统治的工具的。英国不要的，我们却全盘接收了。梅光迪说：“他们所谓的西方化真理实际上一无是处，其实质不过是五十年前马修·阿诺德（Marthew Arnold）就已讽刺过的‘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他们”，指的是“新文化派”。阿诺德曾把18世纪英国文学讥为“外省的二流文学”，说19世纪前25年的英国诗歌“莫名其妙”。
1927年2月26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教课而外，仅读刘奇蜂君自美寄赠之“Civilization vs Civilations”（一种文明与多种文明的对抗）（Summary&Criticism of Spengler’“dedine of the west”）（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摘要及评论）此书关系重大，须译述之，以供国人之诵读也。
根据施本格勒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没落，西方文化正处于暮色之中，它将成为大规模生产和实利主义的牺牲品。吴宓意识到在所谓的“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下，中国“文字已擅改，历史不存。教化学术，悉秉承于美、俄，即中国名号犹在，甚至人民安富尊荣，其国魂已丧失，精神已荡灭。我辈生息此国中，所感直如异国异世之人”。他希望国人能对西方文化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在“西学”中迷失自我。
1927年，王国维先生自尽后，吴宓在日记中写道：“王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洪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如今看来，吴宓应该是信守了他的誓言。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