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罕默德·尤努斯是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发明了小额贷款商业模式，创办了穷人银行，是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唯一以经济学家身份获奖的人。8月，他应邀来中国出席“2012如新大师趋势论坛”，笔者问他想给中国传达什么信息，他说：“中国要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追求三个目标：第一，找不到任何失业人口；第二，找不到任何一个穷人；第三，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会对地球环境产生任何破坏。我相信这三个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但要有正确的观念和做法。”在他看来，一个“正确的观念和做法”，就是让企业充分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建立社会型企业，解决社会问题。
　　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新鲜词。18世纪中后期，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即提出，如果一家企业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出售，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19世纪，贫富不均加剧，企业的社会责任开始表现为小企业主们经常捐助学校、教堂和穷人；20世纪，环保又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之一。现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企业的权益来源于社会，它有责任运用自己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迅速，但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欠缺。加入世贸组织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理论涌入中国，并成为一股潮流。概括起来，中国企业现在提到社会责任，一是指经济责任，二是指道德责任。从行动上看，一是引进或研发先进环保技术，打造无害企业；二是捐款，争当“首善”。慢慢地，一些人把企业的社会责任就看成了环保和捐款，形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误读。
　　这种误读让很多企业走入误区。比如环保，很多中小型企业难以负担高昂的环保成本，又必须打造负责任的形象，于是白天口口声声喊环保，晚上偷偷摸摸排污水。至于捐款，由于捐款后往往只能得到一面锦旗，无益于经营，导致很多企业的慈善行动被变着法地贴上广告标签，成了炒作和宣传。
　　实际上，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一个重要的内涵——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除了环保，还有贫困人口的就业、教育、医疗条件的改善，等等。在这些方面，企业本来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们以追逐利润为目标，可以自觉不自觉地整合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这也就是尤努斯口中的社会型企业的责任：通过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尤努斯认为，社会型企业一个很大的优点是“永续性”，不仅“授人以鱼”，还“授人以渔”，以保证利润回报的可持续性。法国有一家食品公司在孟加拉国成立了分公司，使用当地材料、雇佣当地劳动力，生产出贫穷家庭买得起的儿童优酪乳，既提高了当地就业率，又改善了当地儿童的健康状况。同样，阿迪达斯在印度设立了一家工厂，生产售价不到1欧元的鞋子，既满足了社会需要，也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拓展了新路。
　　中国同样需要社会型企业。我们有着众多贫困人口，有着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在民众脱贫的过程中充满了商机。如果企业家们能发现这些机会，把企业命运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就能让更多人长远受益，这远比把捐款摆成几米高的墙四处显摆让人尊敬，也比政府的很多短期帮扶更得民心。
　　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当前意义重大。贫富差距不能总是通过政府对企业“劫富济贫”来化解，社会矛盾也不能只靠政府的强制性措施去缓和。强调社会型企业，至少可以强化“公利”的概念，那些轰轰烈烈赚了大钱还不发工资的企业、那些想尽办法政商一体破坏公平竞争原则的企业，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把它们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民众才能得到更多好处，社会秩序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