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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军事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各种信息技术在军事活动中使用的伦理诉求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与研讨。如各种无人化装备追求人员无伤亡、非致命武器不伤及性命等，让人们可以期待战争的 “慈化”的可能性，人道主义则是指导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诉求。当然军事信息化发展能否实现这种伦理诉求还面临这一些挑战，因此，军事信息化的主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有更高的伦理素养。
关键词：军事信息化；人道主义；伦理素养
一、军事信息化技术使用的伦理意蕴
与冷兵器时代的近战杀伤、热兵器时代的地毯式轰炸相比，二战以后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显示出现代战争“慈化”的可能性，也由此推动了人类加大对战争杀伤力、破坏性的控制力的增长，呈现出现代信息化社会人道主义精神实现的新的可能性。
1.军事信息化技术使用的伦理“慈化”的可能性
首先，精确制导技术道德优势比较明显。由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精确制导技术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军事领域，精确制导武器毁伤目标时，既能选择方向、角度，又可控制毁伤效果，具有较强的可控性。可大大减少平民的伤亡和生态灾难。与二战时的地毯式轰炸相比，它在道德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其次，各种无人化装备追求人员无伤亡。从当前世界各国军队研制的无人化装备来看，空中有无人侦察机、无人战斗机，海上有无人驾驶舰艇，水下有无人航行器，陆上有军用机器人等。美军预测到2016年，其在役无人机总数将达到3000架，完成纵深攻击任务的战术飞机将有三分之一是无人机。从无人化装备投入战场的情况来看，追求人员零伤亡是运用无人化兵器的根本原因。
第三，非致命武器不伤及性命。非致命武器是指能使人丧失反抗能力、使作战系统丧失作战效能，但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损失最少的武器[2]359。它的主要特点是不会产生致命性的杀伤，也不会留下永久性伤残，只是暂时阻止某些装备和设备的正常运行，而不至于造成大规模破坏，尤其是对自然环境破坏很小。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人道主义呼声日趋强烈和非军事行动的需求，非致命武器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高度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
第四，电子战武器主要破坏指挥系统。随着军事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软杀伤手段为主的斗争形式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流。软杀伤是以计算机病毒破坏敌方计算机网络，控制敌方信息交流，瘫痪敌方指挥系统，较少涉及人员伤亡，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胜利的进攻手段。
2.人道主义是指导军事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诉求
首先，这是反思以往军事技术造成的战争后果的必然结果。在冷兵器时代，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较低，一方面，人类军事较量主要依靠体能，是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下进行交战，所以每次战斗双方投入人员众多，死伤也较多。例如官渡之战，袁绍10万大军死伤大半。另一方面，由于武器技术有限，对于战争中的俘虏不能采取有效的看管措施，于是采取极端手段。一战中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9世纪死亡人数的总和。二战中，一次空袭可以造成上万人死亡。进入20世纪后半叶，虽然武器的杀伤性大幅提高了，死亡人数却下降了。
其次，科学技术进步是军事技术体现出人道主义关怀的必要条件。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是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和发展的时期。火药在近代被大规模应用于战争，使军事技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新兴学科的诞生和新技术领域的开拓，军事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以机械化为中心的时代，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军事信息化的发展，进一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
第三，人道主义呼声逐渐强烈是军事信息化注重人道主义的内部动力。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呼声逐渐强烈，人类和平意识不断增强，人们不断要求在现有战争无法消除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战争中不必要的伤亡，增加战争的人道主义关怀。现代社会已经步入信息社会，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参与战争，迫使战争决策者对动武问题慎之又慎，即使动武也不得不尽量降低本国参战人员的损失，从主观上促进了精确制导、无人机等信息化武器的发展。
二、军事信息化建设面临的伦理挑战
在当今世界，同技术的高度发展引起人们的一些隐忧和担心一样，军事信息化的发展也引起了世界性的担忧和不安。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化武器具有更大的毁灭性和破坏性，它的存在和非理性使用将给社会和人类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
1.军事信息化使人类社会遭遇更多挑战
军队事信息化的发展使得战争可能出现零伤亡的同时，也对人类文明自身形成挑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发展，同时也近于毁灭。我们用我们最高的才智把自己消灭。”
第一，核恐怖在信息技术孕育下无时不在。核武器犹如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人类自相残杀的效率提高到可以在一瞬间让所有人一起毁灭的地步，也使人类的文明危如累卵。据报道，全世界已生产核弹头127922枚，核武器总能量相当于150亿吨TNT当量[5]。第二，军事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新恐怖主义。新恐怖主义是传统恐怖主义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一方面，恐怖主义组织开始利用信息化武器作案。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拥有核、生、化武器与作战能力的国家逐年增多，其制造技术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传播，使恐怖分子制造并使用非常规武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另一方面，新恐怖主义与信息化战争背景有一定关系。由于信息技术掌握在少数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手中，再加上信息化战争代价昂贵，因此一些军事小国往往利用制造恐怖活动来释放国家、民族或宗教之间的矛盾。
2.军事信息化更容易发动不对称战争
由于军事信息化建设需要雄厚的国家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作为支撑，所以大部分军事高技术都掌握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手中，他们远远领先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就助长了某些发达国家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另一方面，军事信息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军追求战争“零伤亡”的理想越来越成为现实，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小。这就使得美国在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时，不断挥动武力解决的大棒。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发动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三、军事信息化主体的道德责任
军事信息化的主体，是指与军事信息化发展有关人员的总称，其中包括军事信息化工作者和军事信息化决策者，二者在军事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军事信息化的发展，人类第一次把军事信息化主体的人文道德素质提到了史无前例的新高度，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标准。
第一，军事信息化工作者应具有起码的信息伦理素养。信息技术的使用既能造福于人类，同样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影响。比如，黑客攻击公共供水网络系统，会毁掉成千上万户家庭供水的水泵。再比如，网络虚假谣言，蛊惑人心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军事信息化工作者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就必须要有就高的信息伦理素养。为此，军事信息化工作者对于决不能发展什么样的信息化武器要有清醒的认识。其次，所有的军事信息化工作者都应对信息武器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军事信息化成果运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人类文明的良性发展。
第二，军事信息化决策者应慎重选择战争中使用武器的种类。新军事革命的发展，为各国尤其是世界强国提供了较大的武器选择余地。他们的武器库中不乏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强杀伤性武器。这些武器的强大威力既能使政治家比较容易达到战争目的，也会造成交战对方人员的大量伤亡和战场环境
的污染。对此，决策者应本着对整个人类、国家、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负责的精神，在使用常规武器即可制敌的形势下，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常规武器制服不了敌方，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也要慎之又慎。战争中应采用符合国际人道法的战争手段与作战方法，如尽可能不以民用目标为打击对象，注意战时环境保护，尽可能降低战争的残酷性，减轻战争的灾难性。
人类技术史是从原始人打制第一把石刀开始的，而军事信息技术是为进行战争而专门设计制造的技术，将随着战争的消亡而消亡。这就决定了军事技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必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因此，军事信息化主体应具有全人类关怀的道德品质，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事信息化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减少军事信息化的非理性建设，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振国.无人机用于空军战略预警作战的可行性分析[J].现代雷达，2012（10）：34
[2]总装备部军事训练教材编辑工作委员会.军队信息化概论：下册[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3]陈寿，三国志[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
[4]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5]吴志勇.高科技发展的伦理思考[J].济南大学学报，2013（3）：15-18
关键词：军事信息化；人道主义；伦理素养
一、军事信息化技术使用的伦理意蕴
与冷兵器时代的近战杀伤、热兵器时代的地毯式轰炸相比，二战以后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显示出现代战争“慈化”的可能性，也由此推动了人类加大对战争杀伤力、破坏性的控制力的增长，呈现出现代信息化社会人道主义精神实现的新的可能性。
1.军事信息化技术使用的伦理“慈化”的可能性
首先，精确制导技术道德优势比较明显。由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精确制导技术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军事领域，精确制导武器毁伤目标时，既能选择方向、角度，又可控制毁伤效果，具有较强的可控性。可大大减少平民的伤亡和生态灾难。与二战时的地毯式轰炸相比，它在道德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其次，各种无人化装备追求人员无伤亡。从当前世界各国军队研制的无人化装备来看，空中有无人侦察机、无人战斗机，海上有无人驾驶舰艇，水下有无人航行器，陆上有军用机器人等。美军预测到2016年，其在役无人机总数将达到3000架，完成纵深攻击任务的战术飞机将有三分之一是无人机。从无人化装备投入战场的情况来看，追求人员零伤亡是运用无人化兵器的根本原因。
第三，非致命武器不伤及性命。非致命武器是指能使人丧失反抗能力、使作战系统丧失作战效能，但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损失最少的武器[2]359。它的主要特点是不会产生致命性的杀伤，也不会留下永久性伤残，只是暂时阻止某些装备和设备的正常运行，而不至于造成大规模破坏，尤其是对自然环境破坏很小。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人道主义呼声日趋强烈和非军事行动的需求，非致命武器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高度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
第四，电子战武器主要破坏指挥系统。随着军事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软杀伤手段为主的斗争形式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流。软杀伤是以计算机病毒破坏敌方计算机网络，控制敌方信息交流，瘫痪敌方指挥系统，较少涉及人员伤亡，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胜利的进攻手段。
2.人道主义是指导军事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诉求
首先，这是反思以往军事技术造成的战争后果的必然结果。在冷兵器时代，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较低，一方面，人类军事较量主要依靠体能，是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下进行交战，所以每次战斗双方投入人员众多，死伤也较多。例如官渡之战，袁绍10万大军死伤大半。另一方面，由于武器技术有限，对于战争中的俘虏不能采取有效的看管措施，于是采取极端手段。一战中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9世纪死亡人数的总和。二战中，一次空袭可以造成上万人死亡。进入20世纪后半叶，虽然武器的杀伤性大幅提高了，死亡人数却下降了。
其次，科学技术进步是军事技术体现出人道主义关怀的必要条件。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是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和发展的时期。火药在近代被大规模应用于战争，使军事技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新兴学科的诞生和新技术领域的开拓，军事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以机械化为中心的时代，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军事信息化的发展，进一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
第三，人道主义呼声逐渐强烈是军事信息化注重人道主义的内部动力。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呼声逐渐强烈，人类和平意识不断增强，人们不断要求在现有战争无法消除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战争中不必要的伤亡，增加战争的人道主义关怀。现代社会已经步入信息社会，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参与战争，迫使战争决策者对动武问题慎之又慎，即使动武也不得不尽量降低本国参战人员的损失，从主观上促进了精确制导、无人机等信息化武器的发展。
二、军事信息化建设面临的伦理挑战
在当今世界，同技术的高度发展引起人们的一些隐忧和担心一样，军事信息化的发展也引起了世界性的担忧和不安。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化武器具有更大的毁灭性和破坏性，它的存在和非理性使用将给社会和人类带来极其严重的灾难。
1.军事信息化使人类社会遭遇更多挑战
军队事信息化的发展使得战争可能出现零伤亡的同时，也对人类文明自身形成挑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发展，同时也近于毁灭。我们用我们最高的才智把自己消灭。”
第一，核恐怖在信息技术孕育下无时不在。核武器犹如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人类自相残杀的效率提高到可以在一瞬间让所有人一起毁灭的地步，也使人类的文明危如累卵。据报道，全世界已生产核弹头127922枚，核武器总能量相当于150亿吨TNT当量[5]。第二，军事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新恐怖主义。新恐怖主义是传统恐怖主义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一方面，恐怖主义组织开始利用信息化武器作案。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拥有核、生、化武器与作战能力的国家逐年增多，其制造技术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传播，使恐怖分子制造并使用非常规武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另一方面，新恐怖主义与信息化战争背景有一定关系。由于信息技术掌握在少数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手中，再加上信息化战争代价昂贵，因此一些军事小国往往利用制造恐怖活动来释放国家、民族或宗教之间的矛盾。
2.军事信息化更容易发动不对称战争
由于军事信息化建设需要雄厚的国家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作为支撑，所以大部分军事高技术都掌握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手中，他们远远领先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就助长了某些发达国家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另一方面，军事信息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军追求战争“零伤亡”的理想越来越成为现实，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小。这就使得美国在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时，不断挥动武力解决的大棒。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发动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三、军事信息化主体的道德责任
军事信息化的主体，是指与军事信息化发展有关人员的总称，其中包括军事信息化工作者和军事信息化决策者，二者在军事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军事信息化的发展，人类第一次把军事信息化主体的人文道德素质提到了史无前例的新高度，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标准。
第一，军事信息化工作者应具有起码的信息伦理素养。信息技术的使用既能造福于人类，同样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影响。比如，黑客攻击公共供水网络系统，会毁掉成千上万户家庭供水的水泵。再比如，网络虚假谣言，蛊惑人心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军事信息化工作者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就必须要有就高的信息伦理素养。为此，军事信息化工作者对于决不能发展什么样的信息化武器要有清醒的认识。其次，所有的军事信息化工作者都应对信息武器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军事信息化成果运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人类文明的良性发展。
第二，军事信息化决策者应慎重选择战争中使用武器的种类。新军事革命的发展，为各国尤其是世界强国提供了较大的武器选择余地。他们的武器库中不乏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强杀伤性武器。这些武器的强大威力既能使政治家比较容易达到战争目的，也会造成交战对方人员的大量伤亡和战场环境
的污染。对此，决策者应本着对整个人类、国家、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负责的精神，在使用常规武器即可制敌的形势下，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常规武器制服不了敌方，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也要慎之又慎。战争中应采用符合国际人道法的战争手段与作战方法，如尽可能不以民用目标为打击对象，注意战时环境保护，尽可能降低战争的残酷性，减轻战争的灾难性。
人类技术史是从原始人打制第一把石刀开始的，而军事信息技术是为进行战争而专门设计制造的技术，将随着战争的消亡而消亡。这就决定了军事技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必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因此，军事信息化主体应具有全人类关怀的道德品质，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事信息化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减少军事信息化的非理性建设，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振国.无人机用于空军战略预警作战的可行性分析[J].现代雷达，2012（10）：34
[2]总装备部军事训练教材编辑工作委员会.军队信息化概论：下册[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3]陈寿，三国志[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
[4]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5]吴志勇.高科技发展的伦理思考[J].济南大学学报，2013（3）：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