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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明镜》周刊近日猛批上任4个多月的埃及总统穆尔西失信，称他对妇女、儿童和非穆斯林人士的权益不够尊重。有的媒体则称，埃及局势动荡之后，人们的道德底线滑坡，如杀人、入室抢劫、绑架、拦路劫财、性骚扰等以前少有的现象，在“革命”后时有发生。联系到今年10月19日埃及“百万人大游行”抗议穆尔西未能兑现“百日计划”，部分自由派和左派团体要求解散“黑箱操作”的制宪委员会，以及一年前军方打死26名基督徒未被追究的事实，似乎埃及的变革走向了失败。
看待埃及的政治过渡和民主转型，不能仅仅从一两年的“短痛”得出这场革命是仓促、草率、没必要、“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结论，也不能无视埃及的历史传统而仅仅以西式民主标准来要求现在的埃及政府。要知道，3000多年的法老统治，既给今天的埃及留下了美得让人心颤向往的古老文明，也留下了沉重得令人心悸窒息的专制传统。这种传统，如同象征着它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在埃及土地上深深扎根，并像尼罗河水一样定期泛滥。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的60年政治发展，尤其是穆巴拉克的30年执政，就是一首法老传统的末世挽歌。而从2011年初到2012年中，18个月的政治过渡期间，埃及人用于投票的时间多达29天；不仅全民公决了宪法修正案，举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还以公开庭审的方式判决前总统穆巴拉克终身监禁。可以说，埃及变革的脚步虽然迟滞，但一直在前进。
民众的觉醒和推动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坛，主要有四股斗争力量，分别是军人集团、伊斯兰政党、自由派政党，以及曾在解放广场斗争但缺乏核心领袖的世俗派青年。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代表的军人集团，主导着埃及后威权时代的政治过渡；世俗自由派政党在2011年底的议会选举和2012上半年的总统选举中未受选民青睐；伊斯兰主义政党则凭借长期从事慈善工作营造的深厚群众基础和强大组织网络，在动荡中崛起。
然而，由于激烈社会变革引发的政治活力，任何利益集团要实现政治崛起就必须倾听民众的意愿和诉求，所谓的世俗/宗教之分更多是一种斗争的符号和旗帜。具体而言，由于民众要求建立更好更诚信的现代政府而不是更多清真寺，伊斯兰党派就改变了最初以实施伊斯兰教法为宗旨的观念，正视权力和责任。同样，世俗自由派政党一再划清与穆巴拉克政权的界线，誓言改变埃及而不是回到过去，强调尽快恢复秩序、稳定和发展，主张各个派别和解共处，未来执政要依据伊斯兰法立法或者行政。
总体上看，革命后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还算是真实透明的全民选举，民众的意愿和诉求基本得到了体现。首先，两次选举的结果准确反映了埃及政坛格局的现状。世俗自由派政党长期被虚置，经费缺乏，经验不足，又多谈自由民主等空泛议题，在笼络民心方面收效甚微。穆兄会等伊斯兰政党长期开展卫生、教育等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非常时期又能够利用宗教平台动员民众参与，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胜出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其次，从议会选举到总统选举的舆情变化（穆兄会在两次选举中得票率从47%到24.78%的大幅下滑），既反映了埃及民众对旧政权死灰复燃的恐惧，故连续地选择穆兄会及其候选人以便在政治过渡中能够更好地除旧布新，也表明穆兄会从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已经接近稍纵即逝、随时可能逆转的“时间窗口”。第三，穆兄会流失的选票大多投给了军方支持的“问题候选人”沙菲克，世俗自由派候选人中最温和、最务实的穆萨则被选民抛弃，这反映了那些希望埃及是个世俗国家的选民们对法律和秩序的渴望，他们优先选择“稳定”而非“自由”。最后，埃及总统选举的真正悲剧在于世俗自由派力量的政治脆弱和缺乏组织，他们高估了穆萨的影响力和出线的可能性，大量中间选民随意地把50%选票分散投给了3个候选人，在毁掉穆萨总统梦的同时，也暂时地搁置了自己心中的政治蓝图。
对正行使着民主权利的埃及民众来说，尽管已经在赶穆巴拉克下台、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三度压倒了旧政权及其残余势力，但要确保胜利成果不被剽窃或在革命高潮消褪后化为乌有，就必须通过切实的制度规划确保自己始终拥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始终警惕任何剥夺或变相剥夺自己权利的行为。
军人集团和宗教势力的利益博弈
在穆巴拉克时期，军队掌控着埃及经济的30%，直接运作4000多家公司且不用交税。由于没有与之抗衡的政治势力，掌权的军人集团始终缺乏主动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动力，任何利益集团要么与之合作成为军人政权的构成部分，要么长期被排挤在权力体系之外。
在后穆巴拉克时代，軍人集团虽然并不总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开罗广场上抗议者和士兵们欢庆胜利的场面曾经感动了很多人，如果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独立王国的权势和利益，未必就贪图“需要直接面对民众的行政权力”而不愿交由其他政治力量代行，但却以“支配者”心态主导政治过渡，予取予求，在不损害自身主要利益的前提下选择性地支持民众的民主诉求，形势一旦于己不利就肆意改变游戏规则，渐次把立法权、制宪权、预算制定权以及对外宣战权等权力悉数收入囊中，暂时还看不到其回归军营的迹象。
民选总统穆尔西是有惊无险地撤换了防长坦塔维、总参谋长阿南和海陆空三军司令，但如果只是换掉个别的领导人而不是改变军队在埃及的特殊地位和权势，此举意义最终将比较有限。在巨大的权力诱惑和利益调整阻力面前，新的军方领导人进入角色后很难不延续前任的发展轨迹，依然试图充当政治生活“总节制阀”。
虽然主导政治过渡的军人集团权势过大，有着维护既得利益、建立军政体制的强烈冲动，但之所以未能将干政发展为军政权，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也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关键的因素就是伊斯兰政党的迅速崛起和激烈抗争。
2011年以来，伊斯兰政党主动调整了自身话语体系与民众革命政治话语和价值观的抵牾之处，经过短暂观望和思考之后做出了低调参与、在运动成功后从事选举政治的决策，其政策宣传契合民众心理，一跃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最大受益者。穆兄会以“自由与正义党”名义推出的候选人之所以能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一路奏凯，不仅在于它在实践中积极扮演着“第二政府”和“第二社会”的角色，在隐性深层的民众政治层面塑造着现代埃及的历史，而且在于它有着宗教和清真寺的庇护保障，有着足以挑战世俗政权统治地位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政党力量微弱和民众宗教意识浓厚的情况下，有着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民众动员能力的穆兄会，就是能够制约军人集团从干政走向独裁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 事实上，穆尔西总统就职后积极关注民生，重拳改组军队巩固地位，接连出访大国改善国际境遇，宣称要建立多元民主的世俗化新埃及。然而，埃及的政治现实不容他过于偏向中间路线。鉴于埃及的国家权力架构缺乏制度性的制衡安排，如果再没有军队的制约和保障，执掌最高权柄的穆斯林兄弟会仍然有可能在某个时刻颠覆埃及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成果。换言之，有埃及特色的民主政治，现阶段就必须是以军队-宗教制衡为基础的权力架构，终极目标是军队回归军营、自由派政党的重塑和伊斯兰政党的世俗化。
埃及的民主政治前景
埃及军队-宗教式民主政治的发展前景大致有三种可能。
最坏的情形就是重蹈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覆辙：军人集团虽然承认穆兄会的穆尔西赢得总统大选，但拒不交权，拒不恢复议会，不甘被架空的穆兄会发动支持者展开激烈对抗，结果触发旷日持久的激烈内战。
最好的情形类似于1981年的西班牙：军人集团接受新的民主游戏规则，平稳交权并主动扼杀企图颠覆民选总统的军事政变，穆尔西顺利组建政府并高效地开展工作，政策路线温和务实，军方和穆兄会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建设世俗、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埃及。从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实际情况看，埃及军人集团没有显示出任何效仿西班牙同行的意思，因而几乎可以排除出现西班牙模式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尽管埃及的将军们实力足够，可以不顾忌民众的抗议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而全力打压民选总统穆尔西，但由于他们还不会面临阿尔及利亚同行1991年底时曾经遭遇过的危险，更因为埃及引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成果制约了军队干政的深度和程度，埃及的军人集团没有像利比亚和叙利亚同行那样嗜血，故只要没有太大的意外事件，埃及未来的政治发展应该不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曾经发生的血腥一幕。
埃及下一步的政治过渡，最有可能类似于1980年的土耳其，既不会极端伊斯兰化，也不会继续坚持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所实行的威权政治，而是在军人集团的主导下，一个基于军事-宗教抗衡的刚性分权式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建立，其间没有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在这过程中，军人集团强硬坚持重新选举穆兄会占多数的人民议会，组建一个新的傀儡立宪大会，严重干涉宪法起草过程以保证自己的特权；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政党则淡化自身的宗教色彩，平衡各方力量组建技术专家型的多元化新政府，积极参与制定新宪法并让议会重新运行，稳妥处理与沙特、伊朗和以色列等区域内国家以及美欧大国的关系，恢复国际资本和外国商人对埃及的信心，加速从批评性反对党向建设性执政党的转变。
在当今埃及，穆兄会凭恃民意阻遏着军人集团重建軍人政权的强烈冲动，军人集团则粉碎了穆兄会建立伊斯兰神权体制的企图和梦想。只要广场青年代表的埃及民众能够守住手中的民主选举权利，代表着军队和宗教势力的两大集团间的权斗及其妥协，就是埃及政治过渡的最佳动力和演进路径。
“现代性孕育稳定，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在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中，一段时期内不可预料的无序和混乱状态确实会让许多无辜者成为牺牲品，政治动荡又大都会对现时的经济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但革命爆发本身已经说明了社会体制纠偏和调整功能的失效，政治革命本身就是为了寻求更公平、更有利于经济成长的社会结构改善。换言之，是经济发展成果不惠及大众的畸形增长引发了政治革命而不是相反，故即便没有政治动荡产生的经济损失，渐趋失效的威权体制本身的内耗和磨损也足以抵消经济发展的成果。政治革命的发生与否对经济的影响，从总量上看差别并不大，区别仅是这种损失究竟是短时间集中发作还是长时间缓慢释放而已。革命之后，变革仍在继续，这是一个可能长达数十年的过程，如若缺乏历史眼光遽下判断，或许会妨碍对于历史进步原动力充满温情的宽容和期待。
看待埃及的政治过渡和民主转型，不能仅仅从一两年的“短痛”得出这场革命是仓促、草率、没必要、“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结论，也不能无视埃及的历史传统而仅仅以西式民主标准来要求现在的埃及政府。要知道，3000多年的法老统治，既给今天的埃及留下了美得让人心颤向往的古老文明，也留下了沉重得令人心悸窒息的专制传统。这种传统，如同象征着它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在埃及土地上深深扎根，并像尼罗河水一样定期泛滥。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的60年政治发展，尤其是穆巴拉克的30年执政，就是一首法老传统的末世挽歌。而从2011年初到2012年中，18个月的政治过渡期间，埃及人用于投票的时间多达29天；不仅全民公决了宪法修正案，举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还以公开庭审的方式判决前总统穆巴拉克终身监禁。可以说，埃及变革的脚步虽然迟滞，但一直在前进。
民众的觉醒和推动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坛，主要有四股斗争力量，分别是军人集团、伊斯兰政党、自由派政党，以及曾在解放广场斗争但缺乏核心领袖的世俗派青年。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代表的军人集团，主导着埃及后威权时代的政治过渡；世俗自由派政党在2011年底的议会选举和2012上半年的总统选举中未受选民青睐；伊斯兰主义政党则凭借长期从事慈善工作营造的深厚群众基础和强大组织网络，在动荡中崛起。
然而，由于激烈社会变革引发的政治活力，任何利益集团要实现政治崛起就必须倾听民众的意愿和诉求，所谓的世俗/宗教之分更多是一种斗争的符号和旗帜。具体而言，由于民众要求建立更好更诚信的现代政府而不是更多清真寺，伊斯兰党派就改变了最初以实施伊斯兰教法为宗旨的观念，正视权力和责任。同样，世俗自由派政党一再划清与穆巴拉克政权的界线，誓言改变埃及而不是回到过去，强调尽快恢复秩序、稳定和发展，主张各个派别和解共处，未来执政要依据伊斯兰法立法或者行政。
总体上看，革命后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还算是真实透明的全民选举，民众的意愿和诉求基本得到了体现。首先，两次选举的结果准确反映了埃及政坛格局的现状。世俗自由派政党长期被虚置，经费缺乏，经验不足，又多谈自由民主等空泛议题，在笼络民心方面收效甚微。穆兄会等伊斯兰政党长期开展卫生、教育等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非常时期又能够利用宗教平台动员民众参与，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胜出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其次，从议会选举到总统选举的舆情变化（穆兄会在两次选举中得票率从47%到24.78%的大幅下滑），既反映了埃及民众对旧政权死灰复燃的恐惧，故连续地选择穆兄会及其候选人以便在政治过渡中能够更好地除旧布新，也表明穆兄会从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已经接近稍纵即逝、随时可能逆转的“时间窗口”。第三，穆兄会流失的选票大多投给了军方支持的“问题候选人”沙菲克，世俗自由派候选人中最温和、最务实的穆萨则被选民抛弃，这反映了那些希望埃及是个世俗国家的选民们对法律和秩序的渴望，他们优先选择“稳定”而非“自由”。最后，埃及总统选举的真正悲剧在于世俗自由派力量的政治脆弱和缺乏组织，他们高估了穆萨的影响力和出线的可能性，大量中间选民随意地把50%选票分散投给了3个候选人，在毁掉穆萨总统梦的同时，也暂时地搁置了自己心中的政治蓝图。
对正行使着民主权利的埃及民众来说，尽管已经在赶穆巴拉克下台、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三度压倒了旧政权及其残余势力，但要确保胜利成果不被剽窃或在革命高潮消褪后化为乌有，就必须通过切实的制度规划确保自己始终拥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始终警惕任何剥夺或变相剥夺自己权利的行为。
军人集团和宗教势力的利益博弈
在穆巴拉克时期，军队掌控着埃及经济的30%，直接运作4000多家公司且不用交税。由于没有与之抗衡的政治势力，掌权的军人集团始终缺乏主动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动力，任何利益集团要么与之合作成为军人政权的构成部分，要么长期被排挤在权力体系之外。
在后穆巴拉克时代，軍人集团虽然并不总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开罗广场上抗议者和士兵们欢庆胜利的场面曾经感动了很多人，如果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独立王国的权势和利益，未必就贪图“需要直接面对民众的行政权力”而不愿交由其他政治力量代行，但却以“支配者”心态主导政治过渡，予取予求，在不损害自身主要利益的前提下选择性地支持民众的民主诉求，形势一旦于己不利就肆意改变游戏规则，渐次把立法权、制宪权、预算制定权以及对外宣战权等权力悉数收入囊中，暂时还看不到其回归军营的迹象。
民选总统穆尔西是有惊无险地撤换了防长坦塔维、总参谋长阿南和海陆空三军司令，但如果只是换掉个别的领导人而不是改变军队在埃及的特殊地位和权势，此举意义最终将比较有限。在巨大的权力诱惑和利益调整阻力面前，新的军方领导人进入角色后很难不延续前任的发展轨迹，依然试图充当政治生活“总节制阀”。
虽然主导政治过渡的军人集团权势过大，有着维护既得利益、建立军政体制的强烈冲动，但之所以未能将干政发展为军政权，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也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关键的因素就是伊斯兰政党的迅速崛起和激烈抗争。
2011年以来，伊斯兰政党主动调整了自身话语体系与民众革命政治话语和价值观的抵牾之处，经过短暂观望和思考之后做出了低调参与、在运动成功后从事选举政治的决策，其政策宣传契合民众心理，一跃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最大受益者。穆兄会以“自由与正义党”名义推出的候选人之所以能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一路奏凯，不仅在于它在实践中积极扮演着“第二政府”和“第二社会”的角色，在隐性深层的民众政治层面塑造着现代埃及的历史，而且在于它有着宗教和清真寺的庇护保障，有着足以挑战世俗政权统治地位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政党力量微弱和民众宗教意识浓厚的情况下，有着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民众动员能力的穆兄会，就是能够制约军人集团从干政走向独裁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 事实上，穆尔西总统就职后积极关注民生，重拳改组军队巩固地位，接连出访大国改善国际境遇，宣称要建立多元民主的世俗化新埃及。然而，埃及的政治现实不容他过于偏向中间路线。鉴于埃及的国家权力架构缺乏制度性的制衡安排，如果再没有军队的制约和保障，执掌最高权柄的穆斯林兄弟会仍然有可能在某个时刻颠覆埃及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成果。换言之，有埃及特色的民主政治，现阶段就必须是以军队-宗教制衡为基础的权力架构，终极目标是军队回归军营、自由派政党的重塑和伊斯兰政党的世俗化。
埃及的民主政治前景
埃及军队-宗教式民主政治的发展前景大致有三种可能。
最坏的情形就是重蹈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覆辙：军人集团虽然承认穆兄会的穆尔西赢得总统大选，但拒不交权，拒不恢复议会，不甘被架空的穆兄会发动支持者展开激烈对抗，结果触发旷日持久的激烈内战。
最好的情形类似于1981年的西班牙：军人集团接受新的民主游戏规则，平稳交权并主动扼杀企图颠覆民选总统的军事政变，穆尔西顺利组建政府并高效地开展工作，政策路线温和务实，军方和穆兄会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建设世俗、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埃及。从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实际情况看，埃及军人集团没有显示出任何效仿西班牙同行的意思，因而几乎可以排除出现西班牙模式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尽管埃及的将军们实力足够，可以不顾忌民众的抗议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而全力打压民选总统穆尔西，但由于他们还不会面临阿尔及利亚同行1991年底时曾经遭遇过的危险，更因为埃及引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成果制约了军队干政的深度和程度，埃及的军人集团没有像利比亚和叙利亚同行那样嗜血，故只要没有太大的意外事件，埃及未来的政治发展应该不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曾经发生的血腥一幕。
埃及下一步的政治过渡，最有可能类似于1980年的土耳其，既不会极端伊斯兰化，也不会继续坚持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所实行的威权政治，而是在军人集团的主导下，一个基于军事-宗教抗衡的刚性分权式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建立，其间没有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在这过程中，军人集团强硬坚持重新选举穆兄会占多数的人民议会，组建一个新的傀儡立宪大会，严重干涉宪法起草过程以保证自己的特权；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政党则淡化自身的宗教色彩，平衡各方力量组建技术专家型的多元化新政府，积极参与制定新宪法并让议会重新运行，稳妥处理与沙特、伊朗和以色列等区域内国家以及美欧大国的关系，恢复国际资本和外国商人对埃及的信心，加速从批评性反对党向建设性执政党的转变。
在当今埃及，穆兄会凭恃民意阻遏着军人集团重建軍人政权的强烈冲动，军人集团则粉碎了穆兄会建立伊斯兰神权体制的企图和梦想。只要广场青年代表的埃及民众能够守住手中的民主选举权利，代表着军队和宗教势力的两大集团间的权斗及其妥协，就是埃及政治过渡的最佳动力和演进路径。
“现代性孕育稳定，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在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中，一段时期内不可预料的无序和混乱状态确实会让许多无辜者成为牺牲品，政治动荡又大都会对现时的经济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但革命爆发本身已经说明了社会体制纠偏和调整功能的失效，政治革命本身就是为了寻求更公平、更有利于经济成长的社会结构改善。换言之，是经济发展成果不惠及大众的畸形增长引发了政治革命而不是相反，故即便没有政治动荡产生的经济损失，渐趋失效的威权体制本身的内耗和磨损也足以抵消经济发展的成果。政治革命的发生与否对经济的影响，从总量上看差别并不大，区别仅是这种损失究竟是短时间集中发作还是长时间缓慢释放而已。革命之后，变革仍在继续，这是一个可能长达数十年的过程，如若缺乏历史眼光遽下判断，或许会妨碍对于历史进步原动力充满温情的宽容和期待。